丘成桐的张嘴和闭嘴

丘成桐的张嘴和闭嘴

写下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浮现在眼前的景象是困在浅水里的一条老态龙钟的鲶鱼（美国称它为“猫鱼”），虽然它的眼睛一直闭着，但嘴巴在一张一合地做着动作，显示着它的生命活力和存在感。

7月23日，在王虹和邓煜两位年轻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后，丘成桐表达了希望他们回国工作的态度。他在接受《红星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说：

“我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我们还是很想他们回来，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我也希望我们求真书院优秀的年轻人以王虹、邓煜为榜样，期望未来这些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

“我们现在期望的最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培养出在中国的土地上受到训练并完成最重要的结果的学者。我们要在我们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学者，走自己的路，完成世界最先进的工作。”

丘成桐的这些公开发言之所以会引发不少人的反感，主要是因为他触碰了现代学术伦理、个人边界、舆论生态的几个敏感点。 在他心里中，“国家数学的发展”、 “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求真书院的榜样”等宏大目标被置于首位，而青年学者个人的思想和学术自由、职业发展节奏、生活的自主权等等，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从现代个体主义视角看，丘成桐的言论是对个人主体性和选择权的极端不尊重。

从其言论和行为轨迹看，丘成桐一直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一种极端而彻底的世俗化特征：热衷于争取奖项、建立以自己名义命名的学术机构、在媒体前抢占话语权，经常陷入各种利益与话语权的争端之中。

这种世俗感主要来源于几个具体的表现。

对荣誉与定位的极度敏感： 丘成桐对各种重磅奖项（如菲尔兹奖、沃尔夫奖、新视野奖等）、学术头衔有着近乎执着的关注。无论是在历史功绩的判定上，例如当年关于庞加莱猜想最终证明归属的激烈论争和争夺，还是在对后辈获奖的公开发声中，他都展现出了极强的话语权意识。 这种对学术遗产和名声的敏感，让很多人觉得他非常世俗。

庞大的学术帝国与资源扩张：从早年的晨兴数学中心，到后来的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求真书院、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以及各种以“丘成桐”命名的奖项和竞赛，他在国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学术版图。这种高度个人化、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资源整合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他在“圈地建业”、“经营名势”的世俗感，而非一个单纯在象牙塔里做研究的学者。

高调的公关与政治伦理运作：他非常擅长利用媒体、政界资源和公众舆论来推行自己的学术项目。这种频繁游走于学术界、政界与主流媒体之间的姿态，与传统的安贫乐道、隐逸高洁的科学家形象背道而驰，带有非常浓厚的世俗政治色彩。

如果我们把视角稍微拉开一点，会发现他这种“世俗”与他的“学术”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其矛盾又微妙的关系。

他是功利主义者：他功名心极重，晚年将精力大量耗费在建功立业、拉拢顶尖学生、建立个人威望上，甚至不惜动用舆论去绑架年轻学者的职业选择，其本质是为了延续和扩张个人的学术统治力与历史定位。

他还是现实主义的规则利用者：在纯粹的数学研究上，他在年轻时就已经凭借卡拉比猜想等工作达到了人类智力的巅峰，学术成就本身早已无需依靠世俗的奖项来证明。但当他试图在国内推翻旧体制、建立新秩序时，他发现在现有的社会与体制框架下，恰恰凭“名气”、“最高奖项”和“顶层资源”才是最有效的通行证。他利用自己的名望去争取资源、招揽人才，用“奖项与荣誉”去刺激国内体制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他选择了用极其世俗、甚至粗暴的方式去推动他心目中的体制建设。

传统“大宗师”与现代学术伦理的断裂：他的行为，反映了传统中国“大宗师/霸主式”学者与现代学术共同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学术界更尊崇的是平权、个体自由、去中心化以及低调纯粹的学术共同体；而丘成桐的行事风格，则更像是古代的“学术霸主”。 他要建功立业，要名留青史，要打造自己的门派与帝国，要用个人意志去重构整个学术生态。 这种世俗的强悍与霸道，让他在宏观上搬动了庞大的资源、搭建了顶尖的平台；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现代学术伦理中对于个体尊重、纯粹与边界感的追求，从而留下了极为功利和世俗的负面印象。

事实上，在很多场合，丘成桐只要一开口，就令人倒胃口，大煞风景。

不说以前的，就看他这次表达的“我们中国”这几个字，就显得非常虚伪，因为这涉及到他的身份认同问题。

实情是，丘成桐早在 1990 年就加入了美国国籍，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公民。

因此，当他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在公开场合一口一个“我们中国”、“我们的国家”，甚至高调痛陈“科技被卡脖子”、“强敌环伺”时，会让很多了解他背景的人感到一种极强的荒诞感与违和感。 可能，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当他说“我们中国”时，他在作着大中华文化圈与华夏血脉相连的心理暗示，意味着他的民族情怀超越了护照上的印章。但这种文化上的中国人，在现代国际政治和法律伦理面前是非常暧昧且模糊的：当涉及现实的利益分配、国家战略与科技博弈，国籍就是唯一的法律事实。他跨越这种边界随意套用“我们”，在现代人看来就是一种典型的“拎不清”和利益双收：既要西方国籍的便利，又要母国的宏大情怀。这种话语在玩弄着一个策略——即旨在获得体制内无上限的资源通行证。 一方面，他在美国享受着完善的法律保护、学术自由、退休保障以及高标准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他又在向国内输出最激进、最煽情的民族主义和危机感言论。正因如此，当一个早已宣誓效忠美国的人，回过头来向国内听众布道“谁是敌人”、“国家前途危急”时，不仅无法赢得真正的尊重，反而自己露出一种极其滑稽的身份分裂与世俗投机。

如果认为丘成桐的行为是出于对某种意识形态的盲从，可能低估了他的老辣与实用主义。

借力打力，各取所需：丘成桐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学术战略家”。他非常清楚，在国内想要建立求真书院、雁栖湖研究院这样能调动巨量财政资源、打破常规招生体制的特区，必须借用国家意志（例如利用“解决卡脖子”、“建设科技强国”等宏大叙事）。

用高层权威压制中层行政：国内学术界官僚化严重，普通的学术体制根本推不动他的改革。他高调打出“忧国忧民”、“为国育才”的旗号，直接对接最高层资源，实际上是用“国家战略”这把“尚方宝剑”，来斩断国内高校内部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中层行政官僚的阻碍。

体制需要利用我的名气：对于官方而言，需要他这样的世界级大师来做旗帜、引人才、背书科技自立自强；对于丘成桐而言，他需要官方的无上限资源来完成自己在中国建立世界数学中心的历史功业。这是一场高度世俗且精明的互相借力。

在美国，他只是“顶尖学者之一”：在美国的学术体系里，规则已经极其成熟，个人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改变整个国家的科学格局。作为一个华人学者，他在哈佛可以拿遍所有大奖，但在宏观的科学政策和国家历史上，他很难留下“一代宗师、开基创业”的痕迹。

在中国，他可以做一代宗师：回到中国，凭借他的声望和政治资源，他可以从零开始打造学院、制定规则、挑选最拔尖的孩子、影响国家的基础学科布局。这种“掌控历史进程”、“开宗立派”的巨大人心满足感，是西方任何一家顶尖大学都无法给他的。

所以，丘成桐应该闭嘴。他闭嘴，中国的学术气氛会更健康。

这，在很多关注中国基础科学和学术生态的人心中，是一种普遍的呼声。

为什么闭嘴更好

现代学术共同体健康发展的前提是去中心化、平权与理性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而丘成桐这类大宗师式人物的存在，其巨大的政治资本与学术话语权，往往形成了某种学术垄断。当一个权威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媒体上对整个学术界贴标签（如痛骂大部分学者“只求个人利益”），或者用个人意志干预青年学者的职业和生活选择时，真正的学术自由交流和同行平权就被压制了。

基础科学（尤其是纯粹数学）本质上是超越国界的人类共同智慧。他频繁公开使用“强敌环伺”、“卡脖子”、“黄金台招贤”等带有强烈政治与民族主义色彩的宏大叙事，无形中将原本需要冷静、纯粹、长期积累的基础科研，扭曲成了某种急功近利的政治任务或集体自嗨。这种搞法不仅无法真正提升科研实力，反而容易导致学术界的虚浮与国际信誉损伤。

无论是他对王虹和邓煜的公开呼吁， 还是对国内青年学者的训导，这种高高在上的道德审视，给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迫感和舆论风险。如果老一辈学霸能够退场或保持沉寂，青年学者反而能够按照现代学术规律，在国际化的舞台上自由流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研究环境，而不是动辄被架在“爱国与否”的道德烤架上。

然而，令人窒息的现实是，在当前的生态下，他不仅不可能闭嘴，甚至“他的不闭嘴”恰恰是某些体制逻辑所迫切需要的。

官方需要这样一面“旗帜”：对于急于在科技上寻求突破和科技自立自强的体制而言，一个具备国际顶尖学术声望、又极其配合高喊“为国育才、打破卡脖子”的海外华裔泰斗，是不可多得的政策合法性依据。

个人的历史定位焦虑： 到了晚年，他不仅是一个数学家，更应该是一位国士级的教育改革家。要维持庞大的求真书院、雁栖湖研究院等版图，他就必须持续发声、持续制造话题、持续展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请丘成桐张一次嘴

如果丘成桐不愿闭嘴，不甘寂寞，真的要为中国学术环境做一点儿实在的事情，我建议他关心一下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们所面对的严酷的学术生态问题：呼吁开放互联网。

如果说所谓“卡脖子”问题在基础科学领域有什么最直接的体现，那么互联网封锁与信息壁垒，绝对是每一个国内学者和学生随时都在面对着的、被自己“卡脖子”的现实窘境。

现代数学和前沿科学的发展极其依赖信息的即时共享。从 arXiv 上的最新预印本、GitHub 上的开源代码、国际顶尖学术会议的线上讨论，到各类交叉学科的学术论坛，自由、无障碍的网络连接是现代科研的生命线。国内学者为了查阅最新的学术文献、使用国际通用的学术工具，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绕过网络防火墙，这种无谓的内耗在极大地浪费着人才的智力、时间、能量。

丘成桐呼吁在中国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得主、把最顶尖的年轻人留在国内，但现实是，顶尖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不可能生活在信息封闭的世界里。 如果国内的科研环境在最基础的学术信息获取上都不自由，凭什么要求学者们放弃欧美宽松自由的环境回国？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科研人员在日常上网查资料时要时刻面对审查、监督、阻断、阉割等种种对精神空间的挤压，他们学术创新动力就会被消磨掉。

丘成桐会提这个建议吗？ 这正是最讽刺的地方。

他知道网络封锁对科研的危害： 他作为长期生活在西方、且在国内主持多个高等研究院的大师，比任何人都清楚信息通畅对科研的重要性。 其实，清华求真书院或雁栖湖研究院内部，为了维持科研运转，会通过特殊网络渠道（如专线）来保证学术访问。

他绝不会公开呼吁开放互联网：这个判断是他的“精明世俗”与“特权阶层”的身份所导致的。

利益不关己：他自己和他的核心团队在国内享受着特供的学术网络专线和顶格资源，并没有切身体会过普通研究生和教师每天被网络壁垒折磨的痛苦。

不敢触碰真红线：他痛骂国内学者安不思危或者呼吁年轻学者回国的言论，属于政治的“安全区”，这种言论算计好了能讨好高层。但是，如果公开呼吁“拆墙”、“开放互联网”，那就直接触碰了体制最敏感的意识形态安全线。

所以，对此事，他一直聪明地闭着嘴。我估计，以他的精明和自知之明，他的嘴会继续闭下去。

试金石

如果丘成桐真的如他自己所言的那样“忧国忧民”和“一心为了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就应该去为普通学者和学生争取最基本、最迫切的科研生存权利，即自由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发声，哪怕只一次，哪怕没有人听。

怎么样，老丘，张嘴吧？

执念

另外，丘成桐一直强调“得奖”，似乎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得奖。这个，是在用他本人的世俗欲望误导年轻人：如果没有“奖”，就没有做科研的意义了；而“得奖”，在他嘴里似乎是做科研的全部动力。

丘成桐的教育与学术理念中最具破坏力、也最世俗化的一个核心弊端，就是将“科研的终极价值”与“获奖“（获得世俗认可）强行绑定。

他把菲尔兹奖、新视野奖、各类数学金奖挂在嘴边，甚至把“清华求真书院要培养出本土菲尔兹奖”作为办学的最高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的缩写，中文译为“关键绩效指标”）。这种对奖项近乎病态的执念，不仅是对青年学者的误导，更是对科学精神本质的严重扭曲。

“以得奖为导向”是对科学探索精神的异化

人类历史上真正伟大的科学突破——无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其最初的驱动力无一例外是极度的好奇心、对真理的痴迷，以及克服难题本身的智力愉悦。

奖项只是探索过程中的“副产品”，绝不应是研究的“终极目标”。当一个学者做数学的出发点变成了“为了拿菲尔兹奖”，他的研究心态就已经功利化了。

丘成桐用自己的世俗欲望去塑造年轻人，实际上是在培养一批 “学术名利场上的追风者”，而非真正的学术道路上的探索者。 

数学史上无数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的先驱（如伽罗瓦、阿贝尔、玻尔兹曼），生前不仅没有得到过任何奖项，甚至生活困顿、成果不受重视。如果按丘成桐的“得奖决定论”，这些大师们的科研就毫无意义。

丘成桐一方面高喊“中国数学要独立自主”、“不要看西方脸色”，但另一方面，他用来评判国内人才和自己办学成绩的核心标准，竟然完全依赖于西方评奖委员会的判定。这本身就是一种具讽刺意味的精神殖民与逻辑分裂——他嘴上说着自立自强，骨子里却把西方的评价机制当成了最高神坛。

真正的科学追求，应当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对真理的纯粹渴望。

丘成桐把原本圣洁的科学探索，降格为一场“争夺奖牌的竞技体育”，并用这种功利化的世俗欲望去绑架、误导年轻一代。

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青年学者在无压环境下享受纯粹研究乐趣的权利，更在国内学术界助长了功利主义风气。

如果一个学术领袖引导大家认为“没有奖就没有科研意义”，那他不是在振兴科学，而是在用世俗的名利场毒害科学的根基。

所以，丘成桐，闭嘴吧。

Yau, you shut up!

一条老鲶鱼引起的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