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未变的人性之恶

2026-7-27

从季羡林晚年的口述，到许渊冲回忆少年时代，都提到过类似的经历：小时候曾被比自己强壮的孩子欺负，也曾转过头去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这种经历并非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所独有，而是许多人童年共同的记忆。欺凌似乎天然地伴随着力量的不平等，在孩子身上如此，在成年人组成的社会中亦然。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写下：救救孩子。这都至少说明，人性的恶，并不像我们愿意相信的那样罕见。

那天参观军事博物馆，面对大厅里一件件形形色色的武器装备，更加深了这种感受。无论是长矛、战刀、火枪、大炮，还是坦克、导弹、战斗机，它们都凝聚着人类最高水平的智慧与工业能力，但最终都服务于同一个目的，更有效地征服敌人，并为控制土地、攫取资源提供保障。

历史上，人们甚至把赶尽杀绝视为一种胜利智慧。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便是这种思维的典型表达。人类或许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大规模、有计划地屠杀自己同类的动物，并将其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和说辞。其他动物虽然也会为了食物、领地或求偶发生激烈争斗，甚至出现杀戮，但这种暴力通常局限于生存竞争，很少发展成为像人类那样长期、有组织、跨地域的大规模战争。但人类却能够为了权力、财富、信仰、意识形态，甚至为了抽象的荣耀而发动战争，持续数年乃至数十年，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卷入其中，以至于父子相残，烛光斧影，兄弟萧墙。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又常常通过叙事、宣传和历史书写，为暴力寻找新的理由。

这种现象并非始于近代，也不是某一种制度的产物。走进考古博物馆，面对三四千年前殷商时期的文物，人们便会发现，人性的复杂早已存在。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在今天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但不少器物最初诞生于战争与祭祀。考古发现的大量殷墟祭祀坑、殉葬坑中，埋藏着成百上千具被杀戮者的遗骸，其中许多人并非正常死亡，而是作为祭品献祭。甲骨文中关于征伐、俘虏和献祭的记载，也说明国家机器、战争与宗教祭祀，在商代已经彼此交织，暴力不仅用于征服敌人，也成为维系统治和信仰的重要工具。

文明的发展，并没有消灭暴力，只是不断改变暴力的形式。从青铜兵器到火药武器，从机关枪到核武器，杀人的效率越来越高，战争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惊人。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不过百余年的时间，就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其规模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次战争。

因此，我越来越怀疑，人类文明的历史，并不仅仅是一部科技进步史，也是一部不断约束自身暴力本能的历史。法律、道德、宗教、教育，以及各种制度和统治术，不管表面上被宣扬得如何富丽堂皇、光明正大，其重要意义，与其说是把人变成圣人，不如说是约束人性中的自私、残忍、贪婪和支配欲，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合作共处。否则，各种宗教也许早已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孟子提出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两千多年过去，人们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也许，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外表的善良往往需要后天培养和不断自我约束，而人性中的恶，却常常会在利益、恐惧和权力面前自然流露。文明、法律和道德教育之所以珍贵，并不是因为它们消灭了恶，而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不断提醒人们，不要让恶、无耻、和仇恨成为社会运行的常态。

然而，历史和事实往往并不会因为人的善良愿望而改变。

站在军事博物馆那些缴获的坦克和飞机面前，再回想考古博物馆里那些沉默的人骨，我感到几千年的历史仿佛连成了一条线。武器不断更新，制度不断更替，王朝兴亡循环往复，而人性的考验却始终没有结束。真正值得敬畏的，不是人类制造武器的能力，而是拥有这些武器之后，仍能克制使用它们的能力。衡量一个文明高度的，也许不是它拥有多少杀人的利器，而是在拥有这些利器之后，是否依然珍惜生命、尊重他人，并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