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五年”树人!

我2005年登录万维以后，写了几百万字的文章，但其中的命题作文，却只有1.5篇。

先来说这“0.5”。万维开辟了一个“史地人物”专栏，版主拜托我写一篇“旺坛”。因为没有指定题目，我称之为半篇命题作文。历史我知之不多，但地理，尤其是地图，可说是了如指掌。我于是打了个擦边球，写了一篇《欧洲的港湾》，因为材料详实，当天就交货了，以后收录于大作《华尔街数学》。

再来说这一篇。自从小学毕业后，除了1977年高考时写了一篇《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再也没有写过命题作文。某年春节，与母亲通电话时，母亲告诉我，小学班主任许老师托姐姐传话，小学母校建校XX周年，委托我这个“杰出“校友写一篇。

我的万维博客座右铭是“有感而发，可多可少“。命题作文不是有感而发，我就难以下笔。在通勤地铁上想了整整两天，忽然想到华罗庚教授在法国南希（Nancy）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的答词，脑中灵光一现，回家吃完晚饭后马上动笔，以我通常的写作速度，一小时完工。以后也收录于《华尔街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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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教授读完初中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了，而我不能上学是由于“文革”国难。

――题记――

我在念大学时，曾读到一条新闻，法国南希（Nancy ）大学授予华罗庚教授荣誉博士学位。在答词中，华教授说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张文凭。不久以后的1981年夏天，我参加了李政道教授主持的中美联合理论物理出国研究生考试。当时我是大学三年级，我梦想着，如果能考取，在这一点上倒可赶上华先生了，人生第一张文凭也将是博士学位证书了。由于机会来得过于仓促，极为重要的量子力学我还没修过，不幸以5 分之差名落孙山。一年后，我取得了我的第一张文凭，学士学位证书，并以全国第25名的好成绩通过了李先生的考试。尽管这一切对一个66届小学生来说已是十分不容易，但“学习”华先生毕竟没有成功，可谓终身遗憾。

我记得华先生读完初中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了，而我不能上学是由于“文革”。但还算幸运的是，我受到过完整良好的五年小学教育，这五年对我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我就读的是上海市松江县第一中心小学，教育质量在上海甚至全国都是第一流的。当时全国开始五年制试点教育，此校是第一批试点之一。姐姐建开是第一届，我是第三届。六年的课程压缩到五年，再有经验的老师也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五年学习下来，我们的文化程度绝不亚于任何六年制小学毕业的邻居、朋友。每当想起这一点，我就会对辛勤育苗的老师们产生崇高的敬意。

78年高考阅卷结束后，邻居辛冠东老师告诉我，我的语文成绩已超过复旦中文系和新闻系的大多数新生。班主任许霞飞老师教授语文，将其中大部分归功于许老师应不算过分，其余部分自然归功于我的1968年去世的爸爸，一位杰出的中学语文老师，著名历史歌曲《茶馆小调》的词作者。李毓萍老师教授算术，我至今还记得她讲解如何计算圆面积。先将圆分为两个半圆，再将每个半圆分为很多小扇形，将小扇形抖开再相对插入，就很接近矩形。现在知道，这就是微积分的思想。 矩形的宽即半径，长就是半径乘圆周率。十多年后的1977年，松江一中举办一次数学模拟考试，一百多“考生”中，六人及格，我和姐姐同时上榜，我居然还得了满分，一时在县城传为佳话。小学毕业生能够有如此造化，李老师功不可没。地理不是主课，但我从小喜欢地理，所以对李镇方老师的印象极为深刻。一次语文课讲解成语“南辕北辙”，我提出楚国还是能到的，不过要绕地球一周。三十年过去，许老师对此还印象深刻。应该说，这与李老师的教导有方不无关系。另一位教语文的钟老师，没教过我。“文革”后期的一次学习班上，她女儿汤蓉蓉小姐对我说，我爸爸以前教过她，课上得很好。当时爸爸是松江第一号“历史反革命”，颇有家学渊源的汤小姐出此真言，我当时的心情确实用言语难以形容，在这儿只好用非常俗气的“激动万分”来充数了。

    常熟金坛中学是华罗庚先生的母校，他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和国文基础，为他今后的自学创造了条件。而我这69届初中生，却全然得益于母校松江第一中心小学的良好启蒙教育。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我来说，这五年树立了我学习成长的基础。40多年过去了，我这个物理学博士对这段学习经历还是记忆犹新。

    在以后的学习、研究生涯中，我曾在一个称之为“无规吸附”（Random  Sequential Adsorption) 的重要课题上作出过贡献。这个课题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可参看《数学的传说》中《路边停车和蛋白质造血》），相关文献真可谓浩如烟海，众多文献的作者中，直至1992年底，中国人只有三个。第一位是华罗庚老前辈。另一位王博士，做这方面的计算机模拟研究，当时在德国著名的普朗克（Planck）研究所工作。我是做这方面理论分析的，和导师一起研究出了该领域的第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系统研究方法。由于该课题的特殊性（100%不可逆，即Non-Markovian），在我们的工作之前，严格解寥若晨星。利用这系统研究方法，我们推导出了大量的严格解。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参看《大师的风采》的一节），曾经得出世界上第一个非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的微观严格解。他对我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在樊一中的工作之前，人们没有一种系统的方法，甚至相当怀疑是否存在一种系统的方法。”

我尽管没能像华老前辈那样，人生第一张文凭是博士学位证书，但总算在华先生走过的某一条路上迈出过重要一步。百年之后，我如能有幸见到华先生，也就不至于愧对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