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言论多次引发争议，充分暴露中国的官本位文化

近几年中日之间摩擦越来越多。前两年先是多次发生动刀行刺日本侨民的事件，导致一名儿童惨死，此后又接连出现《南京照相馆》和《七三一》先后上映的舆论热潮，相关议题争执不休。接下来，消停了没多久，又出现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

事件起因，高市早苗先是在日本国会回答问题，就“台湾有事”发表评论，称不会坐视不理，有可能介入，干预。接下来，一位中国驻日外交官又在X上发文针锋相对，对于高市早苗的上述言论，他威胁称：“要砍掉伸过来的肮脏的脑袋”。在X上出现热议后，这位外交官迅速删掉了上述争议言论，但该言论仍在日本舆论界引发轩然大波。

从过去的历史记录来看，“台湾有事”的表态本身还算不上多么严重的冲突。日本此前很多年，有多位政界高层人士发表过类似言论。但历任首相一般都会回避对相关议题发表评论，像卸任首相比如安培晋三曾有类似言论。这一次高市早苗早苗作为新首相刚上台不久，不知为什么，突然捡起了过去的边缘言论。如果只是这样，还不至于引发舆论战。关键是此后中国这位外交官口无遮拦，带有威胁色彩的言论迅速引爆日本舆论。此后中日双方出现严重对立，日方开始有人提议驱逐这位中国外交官，而中方在央视的表态，又非常强硬地批判高市早苗的言论，绝不让步。

进一步分析过往历史记录，这个案例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说明中国外交官的培养教育体系和选拔机制，很可能存在某种严重缺陷，否则驻日外交官不会这么随意，出现这种口无遮拦的错误行为。未来中国很可能需要警惕，避免外交官员的低级失误引发国际冲突。而且外交部门不能只是指责别人有问题，而是尤其应当正视中国自身的问题，比如外交官的素质，培养流程，选拔过程，是否都需要改进？这才是更有利于中国自身不断改进问题变得更完善的政策方向。

以往外交部的表现，就多次暴露出问题，要么是言辞显得很没有风度，有时甚至都缺乏教养。这位驻日外交官的言行，恐怕绝不是个案，很多年前，外交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问起，最近有报道说朝鲜也发生了“金达莱（朝鲜国花）革命”，提问者同时介绍了金达莱的英文和汉语名字（杜鹃花），又问中国是否支持金达莱革命。当时曾是国际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的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是这样回答的：“你的中文有长进，英文也有长进，包括你提到花名，英文的名字我并没有去查证。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报道，我们没有看到。这里是蓝厅，不是花店，如果你想购买鲜花的话，可以去花店，可以给你介绍。”

像这种回答，早就不是第一次。马朝旭的回答虽然冷冰冰，缺乏亲和力，而且是有意在回避问题，但还不是很过分，算不上粗鲁。但在我的印象里，之前还有好几次看到过更令人惊讶的言辞，比如最著名的“你有孩子吗？”的经典质问。外交部发言人面对记者的提问，经常是高高在上，表现得非常没有耐心，有时很没有风度。话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人口，又经常标榜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外交系统这么多高校，精心培养大量学生，精挑细选出的外交部发言人，怎会没有风度，盛气凌人，欠缺涵养？

另一个经典案例，当属外交部长义正言辞怒斥加拿大记者提问。当时有加拿大女记者对中加两国外长提问：“关于中国如何对待人权倡导者的担忧一直不少，比如香港书店老板、凯文·高，更不用说中国对南海的领土野心对区域稳定产生的影响。基于上述担忧，为什么加拿大寻求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您计划怎样通过这种关系促进该地区的人权和安全，您是否专门提到了凯文·高的案件？”

据悉，该问题由几家媒体机构联合提出，包括加拿大通讯社。在加方回答完毕后，中方外长首先表示，“我必须说，你的问题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与傲慢……我不知道这从何而来，但完全无法令人接受。随后又表示，“关于中国人权状况，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了解，中国人民才是最有发言权和发言立场的。” 外媒报道称，当时外交部长面带怒色，还质疑记者是否到过中国，“你知道中国已经帮助超过6亿人民脱贫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和推动人权写进了宪法吗？”他最后还说，“我建议你，请不要用如此不负责任的方式提问。我们欢迎善意的建议，但拒绝毫无根据和没有理由的指责。”

如果只是从个人审美角度来看，外交部长的形象似乎很不错，经常风度翩翩，有文化有气质，有时甚至让人感到谈吐不凡。但这次怒斥记者，从公共政治领域的角度分析，则是另一个结论。从上述报道内容来看，加拿大女记者的提问是正常行为，其实没有任何出格的地方。对方只是针对中国的一些政策，行为，有所质疑，所以自然就提出问题。这应该是媒体面向公众的最基本职能。

作为外交官员，像这种回答的粗鲁态度，讲话的风格，都是难以令人接受的。这种外交场合的表现，面对公众，身为官员，掌握公共权力，像这样讲话，的确有失风度，欠缺涵养。而且，记者提问是有具体内容的，面对非常具体的人权问题，直接针对具体内容回答就行了，不必说无关内容，否则会令人莫名其妙。而且，如果官员可以这样随意对待记者提问，又会如何对待普通人？公共政治领域怎么可能会没有看人下菜碟的人权问题？

全世界常见的做法，面对记者质疑，外交官如果认为对方掌握信息有差错，可以直接说出来。比如，记者说A在内地失踪，那么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有理有据说清楚；或者B被逮捕，其实跟人权无关，事出有因，是因为间谍案。清清楚楚地，展示事实，这是最基本的态度。退一步讲，如果说这些信息有特殊性，不好公开，那也可以说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可以模糊处理，但一定要有礼貌，保持风度和涵养。这样其实是用礼貌方式回避问题，虽然不令人满意，但仍是一种正常范围内的外交处理方式。

但问题是，现场展示的那些内容，和对方提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对方问的是失踪老板，加拿大某公民，以及南海的政策，但外交官不去全面细致地解答这些问题，反过来像吵架一样，指责提问者别有用心。并且反问：“你的问题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与傲慢”，“关于中国人权状况，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了解，中国人民才是最有发言权和发言立场的”，“你来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已经帮助超过6亿人民脱贫吗？”，“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和推动人权写进了宪法吗？”。

作为最简单的道理，难道每个提问的记者都要事先来到中国，仔细揣摩理解什么是所谓傲慢与偏见？然后才能谨小慎微地，用说不清楚的善意来提问？这种要求太过分了，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我们无需否认，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中国的人权写进了宪法，也有很多进步。但这些与记者提的问题并没有直接关系。记者追问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应当针对具体问题来解读中国的进步。也正是通过不断的质疑和精彩的解答，由这些非常具体的发展过程，才能充分体现出一个国家持久进步的动力源泉。

令人诧异的现象是，长期以来，外交部有失风度、欠缺涵养的非理性问答方式，却在中国国内时不时迎来一大片掌声。这令人震惊。这次中日之间的冲突，驻日外交官言辞不当，引发严重外交争议，这种现象恐怕并不是偶然的。按正常来讲，外交官应当把精力聚焦于外交问题，用最适当也最专业的方式，来解决外交领域的争议，而不是引发外交争议，反过来在中国国内煽动狂热民族主义浪潮。

但像上述这些逻辑混乱，强词夺理，斯文扫地，无论在中国官员的内部决策中，还是在涉外交往中，其实都是非理性行为。虽然很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国力与日俱增，但这些丑陋现象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反而不断再现。对外交部而言，无论是低级别外交人员，还是高级别外交官，反复出现这种言行，甚至因言辞不当引发舆论战，中国国内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浪潮愈演愈烈，这究竟是为什么？

从历史上的大量经验教训来看，中国人有必要深刻反思官员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现象，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内部随处可见的“官本位”文化和压迫大多数人打拼底线的“竞劣”行为模式。而且与右派针对文革的指责相反，这种拙劣表现也不符合毛泽东反复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毛强调阶级斗争是批判官僚资产阶级，批斗是针对具有官本位文化思维惯性的官员群体，这不是随便批判记者和提出质疑的群众。像这种掌权者为所欲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经常都缺乏最基本的权力制衡效应。由此，再广泛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充斥仇恨的好战思维，这是导致更大规模的普遍野蛮现象的重要文化根源。

正常的中国人，应当正视东亚大陆过往的复杂历史，敞开心扉，承认中国文化在一些方面，尤其在精神、文化发育方面的缺陷，努力去理解什么是尊严，怎样才会走近并寻求正义。如果始终做不到这一点，这种由一大群高高在上掌握权力但又具有野蛮倾向的官本位精英所掌控的庞大共同体，一边打着马克思的旗号，一边又在实际操作中使劲煽动极右翼愚民叙事，这必然会制造出改革的悖论。这样的反常政治共同体，即使在经济和军事实力等方面非常强大，这个社会的个体，普通人，绝大多数人，却也注定会毫无尊严，无法产生幸福感，而且无论在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