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

我想聊聊我的亲姥姥， 我妈的生母。

小的时候我见过她几面，她明确告诉我妈，她不喜欢我。什么原因，我没记住，也许特意忘了。

我姥爷家的一些旧事儿， 我妈不太愿意提起。姥爷曾经有过两位太太，先成亲的姥姥一直没有孩子，姥爷又娶了我妈的生母。我妈是老大，从小被抱到乡下，在先成亲的姥姥那里长大——这段历史，曾经影响了她在政治上要求进步。

亲姥姥跟姥爷成亲时不过十七岁，过门没多久，怀孕，生产，带孩子。过去新生儿成活率低，但也有两个闺女，五个小子活了下来，还有两个闺女送给了别人。孩子们长大成家，她接着照顾孙辈，这辈子没出过家门。

早年，姥爷在北京城安定门外开雕漆作坊，摊子铺得大。姥姥管钱，开银柜的钥匙栓在她的裤腰带上。解放不久，买卖，房子都收走了，姥爷一下子到了赤贫，五十几岁撒手人寰。

大舅说起姥爷的买卖，房子一副恨恨的样子。过去堂屋里摆着一张红木条案，两头翘起，挺长。条案上放着一个大花瓶，里面插着鸡毛掸子。条案腿上镶镂空绦环板，做工精细，沉，是唯一留下来的老物件。后来四舅、五舅惦记着倒腾出去，姥姥不管，不上心。富的时候，她穿丝棉袍，皮靴。穷了，她扯一毛四一尺的棉布让街坊邻居帮着做褂子，只要合身。

有一样，她喝茶只喝前门大栅栏儿张一元茶叶店的茉莉花茶。早起，一壶茶泡好，续了几遍水，茶味儿淡了，再泡新的。到晚上临睡前，茶水都是新的。

我爸曾经想给她换换花样，买了一两高山云雾孝敬她老人家，姥姥道:“那是柿子叶吗?又苦又涩。您还是自个儿拿回去吧。” 姥姥自己的娘家是老北京人，礼数大，对外人，包括两个女婿，我爸和我二姨夫，一律用敬语，“您”。没听见过她高声，打骂孩子更是无法想象。

听妈妈说，她年轻的时候梳发髻，解开发髻，一头浓密的黑发像瀑布般垂到小腿。我只见过她留短发，浓密的短发用两个大卡子别在脑后，头上抹了梳头油，带着淡淡的桂花香。

1984年北京为办亚运会征地，姥姥家的四合院也被征了。舅舅们住上了楼房，那一年家里喜气洋洋的。老太太除了房子，还拿了一笔补偿金。她给我妈也寄了3000块钱。 我妈从一岁多离开她，到生我，姥姥帮了二十天的忙，娘俩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妈妈曾经带着哭腔问姥姥: 为什么不把她留在身边长大？姥姥两手拍着巴掌，”我怎么做得了主? 我那时小，只能听他们的。”

1996年，舅舅们找到了出生几天就送人的妹妹，把她带来见我姥姥。姥姥特意穿上旧衣服，脸冲着窗外，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卷儿。对小女儿的问话，有一句，没一句地应付着。

小女儿只来过一次就没再露面。四舅问她，“老太太，您干吗这么绝情? 多一个女儿，不好吗?” 姥姥瞅了一眼四舅，“你们就找事儿。她认了我这个妈，以后上咱们家来，她的养父母怎么办? 当初说好，不来往，不相认。我说过的，不能不算数。”

上大学时去姥姥家玩儿，过了饭点儿。

“姥姥，我饿了，您有吃的吗?”

“都这点儿了，” 她慢吞吞地从堂屋的太师椅上站起来，在地上转了半圈，“要不，我给你做个蛋炒饭?”

“行。”我连忙点头。

她刷锅，切葱花，打鸡蛋，撒盐，炒出来刚好一碗。我三口两口吃了下去。

我和先生结婚不久去北京看望姥姥，她笑眯眯地看着先生，告诉我妈，“般配”。先生常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

1999年，我在美国生了老大。姥姥拿着照片，凑到窗户前面反复看。然后从我妈手上拿走了一张，说: “吐着小舌头的这张，我留下了。” 这大概是记忆中，姥姥第二次明确表达喜欢。

2003年，姥姥病。我妈去北京看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后来，我妈手上仅存的一张姥姥的照片，也在几次搬家中给弄丢了。回想起姥姥的样子，我只记得她一头浓密的短发拢在脑后。

现在，从外面回家过节的孩子们，坐在客厅里聊生活、事业，我多半听着很少插话。有时话到嘴边，又咽回去，让他们自己商量。不经意，想起当年舅舅们说事，姥姥也是坐在一旁听，很少表态。

原本还希望多见姥姥几面。可人就是这样，没来得及多了解，做事却慢慢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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