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迷唐德剛——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曾慧燕《歷史迷唐德剛——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作為一位「歷史的傾聽者」，歷史是他一生的志業，讀史是他平生最大的興趣。現年（2004）84歲的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退休教授唐德剛，始終謙虛地不肯給個人定位，只說自己是個「學歷史的」；與他結褵數十載的太太吳昭文，稱他是個「歷史迷」。
唐德剛對「口述歷史」貢獻良多，並因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等著作而為讀者熟知；他獨創「歷史三峽」觀，重塑史學論述新風格。他雖然「放洋」數十載，教讀異邦，仍心懷故國，自稱是「帶著中國土氣息、泥滋味的山僧」。
他是195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勤於筆耕，出版一大堆人物傳記、文學類、史學類的著作，諸如《梅蘭芳傳奇》、《胡適雜憶》、《袁氏當國》、《書緣與人緣》、《史學與紅學》、《晚清七十年》和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等。
他的「不務正業」，使他揚名兩岸三地。他的幾本「口述歷史」，已暢銷一百多萬本，目前仍在繼續再版。他有著與生俱來的幽默風格，古文根柢深厚，以史為地基，文為建築，信手拈來皆是文章。不少讀者為他亦莊亦諧、如行雲流水的「唐派散文」傾倒。
紐約珠寶商吳鏗章是唐德剛的忠實讀者和忘年交，對唐的每一本著作瞭如指掌。他說唐德剛的文章雖然寫的是一般人認為枯燥沉悶的歷史，但由唐教授來寫，妙趣橫生，能吸引人一口氣看完。
甑已破矣 顧之何益
唐德剛自六○年代起，先後任教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九○年代退而不休，忙於講學和寫作，將歷年治史心得化成文思噴薄而出。去年（2003年）中風大病一場，但沒有被病魔擊倒，目前身體正在康復中。3月22日，他在位於新澤西州東北部的住所接受專訪，戴著助聽器，用他那一口帶有「合肥老母雞」鄉音的國語(安徽人發音「滋」、「雞」不分。
唐德剛自嘲與他的“小老鄉”、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都是「合肥老母雞」)，中氣十足談了五個多小時，仍感意猶未盡，言猶未足。
雖然大病初癒，這位史學家以曹操的名句自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說仍要繼續他的二百年民國史研究，活到老，學到老，生命不息，研究不止，將是他貫徹始終的人生宗旨。他說直到現在，他仍然日夜進修不暇。
在他的眼中，「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在歷史的潮流中，「轉型期」是個瓶頸和「三峽」。他堅信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從此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的太平洋。」
認識唐德剛的人都知道，生病前，他是個閒不住的大忙人。除了繼續他的作文、研究，還與一班志趣相投的朋友，搞了一些興之所好的文藝協會、歷史學會，並經常舉行座談會和國際學術會議等，忙得沒有一刻空閒，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往往弄得半年不見天日。」
但唐德剛畢竟已80多歲了，歲月不饒人。他本來生龍活虎，中風前，除了耳朵不靈光，精力尚算充沛。大病一場，不得不待在家靜養，這時帶狀皰疹(俗稱「皮蛇」，是一種感覺神經受到病毒感染的疾病)卻趁他抵抗力弱時乘虛而入，藥石無效，讓他年來飽受折磨，左臂常常痛得抬不起來。
不久前，他的40年研究心血瞬間化為烏有，聞者為他捶胸頓足，但他說來輕描淡寫。年初，唐德剛的女兒因工作關係要遷往加州，希望父母同往便於照顧，但唐不願離開居住了幾十年的地方，也捨不得此間的老朋友。女兒幫他整理資料時，由於不懂中文，竟在未徵得老爸同意的情況下，將他數十年積存的民國史資料全部刪除。
唐德剛發覺後，「氣得要死，一時天旋地轉，差點昏過去。」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不斷念佛經，強行控制情緒。後來轉念一想，立刻自我安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
他說了「荷甑墜地，不顧而去」的典故：古時候有一個人，肩上托一甑(蒸飯用的瓦器)，行走間不慎將甑摔在地上，他連頭也不回就繼續前行。旁人奇而問之，他說既然甑已摔破，即使回頭再看也無濟於事。這份瀟灑達觀，唐德剛深得箇中三昧，大概這正是他中風後驚人康復的原因。
他指指腦袋詼諧地說，儘管資料沒有了，但人腦還未壞掉。多費點功夫，民國史巨著仍要設法完成。大病一場，他的人生觀有了很大改變。以前他博學強記，最自豪的是記憶力。現在他不在乎生死，唯一苦惱是記憶力衰退，「童年往事記得一清二楚，但眼前事情轉眼忘得一乾二淨。」
資治通鑑 諸史之根
病後，他深諳「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道理，適時調整自己的作息。以前，只要他坐在電腦前，就「如魚得水」，一坐七、八小時，進入忘我境界。現在他最多只工作三小時就要暫停，「為了寫文章，不值得翹辮子嘛！」
他說，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學者，他追求了解為什麼？如研究民國史，他要了解中國為什麼要走帝制？為什麼從帝制轉入民制？為什麼要搞個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中國出了那麼多軍閥？為什麼中國人兩百年來過得那麼痛苦？在推動歷史的進程中，他願意扮演一個「小角色」，但不敢以「吹鼓手」自居。
問及唐德剛當初為何選擇學歷史？說來話長，他自言是「陰差陽錯誤入此行」，逐漸陷入而「上癮」，以致終其一生不能自拔。
1920年，唐德剛生於安徽合肥一個大地主家庭。中國以前是科舉制度，歷史在科舉考試中扮演重要角色。家學淵源，他從小耳濡目染，對歷史產生興趣，諸如《東周列國》、《儒林外史》等一類書看得滾瓜爛熟。
14歲他已熟讀《資治通鑑》。因父親不滿他在暑假整天捉知了，要他讀通鑑作為「暑期作業」。他回憶：「記得自那天起，我替父親做的『暑期作業』，便一刻未曾停過。終日一卷在手，除掉睡眠和洗澡外，自黎明開始，讀到日落西山，蚊雷陣陣，還不肯釋卷。」
大概註定此生要與史學結緣，他看「通鑑」與看《七劍十三俠》的心情並無兩樣，甚至認為「歷史比小說更有趣」。兩相比較，他的心得是：「讀歷史有個逐漸向前發展的境界，一個接一個迫人而來，讀小說則是一泓秋水。」
他說，如果不是他老子(父親)討厭他捉知了，強迫他去讀「通鑑」，認識了司馬光，他的學問境界可能不會有如此大的長進，這是「一個偶然又偶然事件的結果」。
他深深感到，「在這個偶然中，充滿著幸運──我偶然摸上了治學的正途。」積數十年的觀察和經驗，他覺得中國史學家治史，「第一部應熟讀之書，就是通鑑。」
他引述清朝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歷史實在是一切人文學科的總根，離開歷史，則一切人文學科皆是無根之花，通鑑是諸史精華的薈萃，掌握此，則其他諸子百家之雜學，自能絡脈暢通，無往不利。我敢大膽說，通鑑一書，實在是諸史之根，百家之門。」因此，如果有人要他擬定一份「國學基本書目」，他將首選《資治通鑑》，一書定天下。
與史為伴 永不言倦
唐德剛是學歷史的，但對文學同樣感興趣，所以他編了十六字真言來涵蓋文學與歷史，那就是「六經皆史」、「諸史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
問他研究歷史是著重「正史」還是「野史」？他說要以「正史」為準，「野史靠不住」。
而史學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別，唐德剛以身為華裔史學家為傲。
作為一個歷史學教授，他認為其任務是把各學派對學生做客觀、平實而詳盡的介紹，不以私見去妄自臧否。「大學教授不應自貶身份，降志辱身去替任何學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筒。」
是什麼力量支持他對歷史永不言倦？他說興趣使然，因為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唐太太吳昭文眼中的唐德剛，則是個「歷史迷」，對史學投入的程度和那份認真的勁頭，令太太感覺歷史才是他的「最愛」。
抗戰期間，唐德剛在南京讀中學，為戰火所迫，轉學回安徽合肥老家。後來日軍壓境，在敵人的機槍聲中，他們一班中學同學，穿著草鞋翻山越嶺逃到武漢，落戶湘西。後來他在湘西參加統考，考入當時校址設在四川重慶的中央大學。
對當年日本侵略的國仇家恨，這位史學家至今仍難抑憤怒。為此，九○年代他与許多友好發起徵集簽名向日本討還戰爭賠償運動和積極參加保釣，並盡量不用日本貨，如許多朋友說日本車不易壞，勸他以日本車代步，但他寧可開美國車。
1943年，唐德剛在中央大學畢業後，自重慶回老家做了一年中學教員，翌年轉往安徽省立安徽學院教西洋通史，自此歷史成為他生命中一部分。1948年他考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59年獲博士學位，以助教身分加入中國口述歷史部門，此後再任中文圖書部主任和副教授，前後在哥大度過25年黃金歲月。接著再出任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主任，大半生與古人為伍，跟歷史作伴，「幾乎把古今中外的歷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過。」
白馬詩社 喜覓良緣
五○年代中期，他與一批以打工為生的愛好文藝的同學，在紐約組「白馬文藝社」自娛，胡適曾戲呼白馬社為「第三個中國文藝中心」。
他在白馬詩社遇到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吳昭文。吳昭文出身名門，父親是中華民國黨國元老吳開先。唐德剛最初追求吳昭文時，並不知她顯赫的家世，雖然唐本人出身地主官僚家庭，但在美國是個一文不名的窮留學生。吳昭文不慕富貴，愛其才氣，兩人很快談婚論嫁。她寫信稟告父母說，對象是個在哥大讀歷史的博士生，「人很老實正派，但窮得叮噹響。」
吳老先生回信說，窮一點沒有關係，最要緊的是要有志氣。有了開明的未來岳父的首肯。1957年，唐德剛娶得如花美眷，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兩年後，唐德剛順利拿到哥大博士學位。婚後唐德剛與岳父翁婿相處甚得，國事家事天下事，談笑殊歡。
名滿天下 窮一輩子
別看唐德剛著作等身，名滿天下，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窮文人」。他笑說：「俗語云，『吃不窮，穿不窮，計算不到就是窮。』小子樣樣都會，就是不會計算，所以窮了一輩子。」他坦言，經濟情況常常處於拮据境地。1980年，他的岳父八秩大壽，在捉襟見肘的客觀條件限制下，他無法買兩張越洋機票與太太結伴同往台北拜壽，「半子」只好讓給「全女」成行，他則撰詩10首作為「秀才人情」，為岳父祝壽，「全數賀期頤」。
唐德剛向來有倚馬待詩的急才，胡適生前曾誇讚這位得意門生作詩不但「快來兮」，而且沒有一般應酬文字的陳腔濫調。
胡適告訴唐德剛讀書和作文要訣。胡適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才能變成自己知識。這話頗得唐德剛之心，因為他很早便養成寫日記習慣，意到筆隨，終生受用，所以他常常向人推崇寫日記的好處。
由於經常寫讀書札記，唐德剛早在念大學時，就有「發表欲」，把一些以日記形式寫成的讀書札記，分別投給不同報刊來賺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裡，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他來美後也將寫作才華發揚光大。當他還是一個課餘靠洗碗盤打工為生的窮留學生時，適逢林語堂主辦的《天風月刊》創刊，唐德剛與林語堂女兒林太乙是哥大同學，林太乙向他邀稿，其時他為了「出一口烏氣」，寫了一篇長達一萬字的小品《我的女上司》。刊出後「人人愛看，個個叫好」，過癮之餘，最實惠是拿了30元稿費，聊解無錢交房租的燃眉之急。
這是他在美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大受鼓舞之餘，再接再勵寫第二篇《梅蘭芳傳》，寫了數萬字，分三期刊出，稿費本應120元。但因海外辦雜誌不易為，這次的稿費卻沒有著落。那時他阮囊羞澀，也曾開著一百元買來的破車，趕往山上度假屋給人洗碗盤，一小時才掙八毛錢。
1972年，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同時在紐約市立大學等多所院校兼課。在紐約市大他教的是中國現代史，每周不過一次課，而且校方將時間排在學生最不要聽課的周五3時到6時，按常理這門課不會有多少學生選修，可他就是有本事堂堂爆滿，甚至還有不少後來者擠在門口和窗外聽課，蔚為奇觀，引起洋同事嫉妒。
第二學期，調他去上美國史，他照樣吸引一大班學生，又是座無虛席。不久，紐大決定成立亞洲學系，要從全美亞裔學者中選聘一名系主任，選聘委員會擬定十餘名候選人名單，唐德剛排在末尾。當不記名投票時，「黑馬」唐德剛脫穎而出。校方瞧不起華人，將投票結果秘而不宣。
此事終於洩漏，學生們直衝校長室興師問罪。校長理屈辭窮，只好向唐德剛求助。其時唐正在外地講課，校長安排他坐飛機火速趕返以平息「學潮」。這宗新聞事件，驚動紐約市三家主流電視台出動採訪。
文壇伯樂 慧眼識才
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唐德剛著作等身，何其幸運，他遇到生命中兩位「文壇伯樂」：一為台灣《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已故)，一為香港名報人胡菊人(現居加拿大溫哥華)，由於他們的慧眼和「容忍」，唐德剛的書出了一本又一本。
唐德剛一直以「事忙人懶」自嘲，別人想出書，求爺爺告奶奶還未必如願，唐德剛幸運碰到賞識他的劉紹唐和胡菊人，每次他都是十分被動地出書，「拖拉」成了他的老毛病，數本叫好叫座的書，都是「千呼萬喚始出來」。
就拿他的《中國之惑》一書的出版過程來說，此書本應在1988年就上市，胡菊人編排、打字、校樣，親自包辦一切，當「萬事俱備」後，為了尊重作者，送唐德剛看校樣，而他卻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不動寄還胡菊人，「為此我也無法原諒自己，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
唐德剛與胡菊人相知相識30多年。五○年代末，在胡適策動下，他們十多位學者針對時艱，為宣傳民主，提倡新學，在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海外論壇》(雷震稱它為《自由中國》海外姊妹刊物)。胡菊人當時是《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與唐德剛時常魚雁相通，情同手足。
《海外論壇》停刊後，唐德剛擱筆20年，在劉紹唐和胡菊人力邀下，才「重操舊業、再作馮婦」。
胡菊人是因接編《明報月刊》，與唐恢復聯繫。因唐完成《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後，由於李宗仁1965年夏自美國「潛逃」回中國大陸，中英文兩稿被哥倫比亞大學查封十多年，才將原稿發還唐德剛，允許他覓書商出版。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後，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遲遲未能交出。在我兩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1976年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唐德剛有位在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送他一本大陸文革時代官方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約百餘萬言。
「這本書太精彩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規劃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頭兒毛澤東。」
這年暑假，他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外出購物、玩樂或夜晚就寢後，他就「陪毛主席娓娓而談」。從紐約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回到紐約，他把這本百萬言的「禁書」細細咀嚼後，習慣支配他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用他的話來說，「也變成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口氣寫了6萬5000字。
「寫了這一大堆垃圾幹什麼呢？靈機一動，小胡(菊人)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他給胡菊人寄稿件時附了一封信：「這是一大包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寄出不久，他就收到胡菊人回信，表示全部採用，在《明報月刊》連載半年，至1977年4月，才由《李宗仁回憶錄》接班，逐月連載兩年又因故暫停。
轉眼十來年過去，國事滄桑多變，胡菊人亦自《明報月刊》轉往《中報》，後來再自行創辦《百姓》半月刊。胡菊人提議把他當年評毛澤東思想的書評配上若干近作出版成書，由時任《百姓》半月刊主筆的陸鏗作序，《中國之惑》一書由此而來。
唐德剛行文特色是以文學家的風格及體裁寫作史學論著。與他交誼甚篤的陸鏗說：「德剛史識、史德兼備，見解異於流俗，文學修養深厚，文風獨具一格。」
胡菊人說，讀唐德剛的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讀歷史，卻像是觀劇一樣。」他又指出，「由於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唐德剛則稱他的作品為「發憤之作」，自言得力於「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
先看德剛 後看胡適
七○年代的海外史學界，風行「先看德剛，後看胡適」之說。自唐德剛的《胡適口述自傳》問世以來，他為此書每一章寫的「註釋」，產生「買櫝還珠」的奇特現象，傳與註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甚至有人認為，就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而言，註釋部分的份量還遠遠在傳文之上。
唐德剛之所以成為《傳記文學》的文膽和劉紹唐的摯友，皆因一個愛其才，一個敬其識。劉紹唐每每提起這位「才氣型的史學家」就讚不絕口：「現在像這樣史學造詣一流又有文采捷才的作者真是越來越難得了。」
多少年來，劉紹唐一直要為唐德剛出一套《唐氏四書》(此前劉已為他出版三本書)，他卻一拖再拖，劉紹唐卻是唐德剛多本著作的催生者。
最初唐德剛一支生花妙筆「塵封」廿多年後，自認為已不會用中文寫作了。劉紹唐以「欲擒故縱」的方法，要他將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中文。
唐德剛說：「這項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劉紹唐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大好。」唐德剛仔細一想，劉紹唐言之有理，但內心仍然很矛盾，「因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著作上。」
不過，在劉紹唐好說歹說、軟硬兼施勸說下，唐德剛還是勉為其難地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
他的近作《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的出版，也是多得素有「文化大護法」之稱的台灣企業家陳宏正的鼎力相助。
唐德剛說：「陳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弄得我惶愧不盡。」
可是，當兩書編排妥當、打出清樣、出版社刊出「新書預告」後，唐德剛的「老毛病」又發作了。他把出版樣品帶回美國，一擱經年。「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
最後，唐德剛值赴大陸訪問之機，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瀋陽和承德避暑山莊，然後再揹回台北，原封不動還給劉紹唐。
唐德剛對他的「被動出書」另有一套「學說」。他說，古今中外，名儒碩彥插架琳琅，「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數十年未敢稍輟。既然尚在摸索中，『藏之名山』大可不必，自出選集更是犯不著。」
不過，也有例外一次，他的《胡適口述自傳》由英文譯成中文交《傳記文學》出版時，劉紹唐請他寫篇「短序」，正好碰上他「舊情噴發期」，「發而為文一發不可收」，最後洋洋灑灑數十萬言，《胡適雜憶》由此而來。
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夏志清即因《胡適雜憶》一書，稱唐德剛為「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
口述歷史 功在千秋
1957年，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韋慕庭在哥大設立中國名人口述歷史計畫，最早擬定的受訪者包括孔祥熙、陳立夫、胡適、李宗仁和顧維鈞五人，唐德剛因緣際會成為中國名人口述歷史的先行者，並堅持做了十多年，原因是「完全上了癮」。
口述歷史是一種搶救歷史的行動，也被看作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之舉。唐德剛認為，歷史最可貴的是真實，由那些歷史親歷者親口講述自己的歷史，這就保持了最高的真實性，「因為那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歷史。」
期間，他先後訪問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人，費盡心血翻閱了大量的口述歷史資料，錄製了百餘盤的錄音帶。他說：「口述歷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人記的歷史，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一部分而已。」
口述歷史與一般史料有何不同？他說：「口述歷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例如他替胡適寫口述歷史，胡的口述是50%，另外50%的內容要自己找材枓加以印證補充。
再如李宗仁的口述歷史，也大概只有15%是他口述，85%是唐德剛從圖書館、報紙等方面資料補充考證而成。
唐德剛很早就與胡適結下「師生緣」。胡適年少就「暴得大名」，大半生榮華富貴，得意非凡。但五○年代是他一生最低潮、最失意時期，其時他已從一個叱吒風雲的「聖人」，淪為窮愁潦倒的寓公。那時大陸批胡適思想風頭火勢，台灣當局也把他扔在天之一隅靠養老金生活，唐德剛在胡適最孤獨、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在他身邊。
唐德剛形容，「胡先生那時同我的關係，是一個窮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關係。這兩個老幼乞丐的關係，不是馬融絳帳，或程門立雪的關係，而是一同箕坐草窩。」這種「關門單傳」的聞道方式，使他深得「胡學」精髓。
唐德剛以身為胡適的「小門生」為榮。他雖然沒有正式拿過胡適的學分，但卻單獨上過「胡適學」的課在一千小時以上，「這是胡適所有學生中前所未有的事。這一點我感到師恩獨厚──做了胡老師收山的小門生。」
唐德剛讀了很多胡適的書，是胡適「不疑處有疑」的治學方法最佳詮釋者，雖然他對胡適禮敬甚重，但他客觀評價說：「人無完人，樹無九枝。胡適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所以他常常質疑胡適的論斷，自稱「三七論」，即對胡適學說三分接受，七分懷疑，為此曾被文壇耆老蘇雪林罵他「猶大」，唐德剛不以為忤，還滿有風度表示，他不願跟「蘇阿姨」頂嘴，「讓她罵兩句，出口老人氣，對健康也是有好處的。」
＊李宗仁回憶錄 好事多磨
自1958年春起至1965年夏，唐德剛為前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做口述歷史，前後長達七載。他最大感受是「教拳容易改拳難」。「要幫助一位老將軍寫歷史，實在費煞苦心。」而《李宗仁回憶錄》一波三折的出版過程，更讓唐德剛欲哭無淚。
在為李宗仁口述歷史的過程中，為了尊重史實，大凡李宗仁說的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唐德剛大刀闊斧全給他砍掉，再就可靠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我『箍』得太多了，他老人家多少有點悻悻然。我為著慢慢說服他，便帶了些《護國軍紀實》一類的史籍，和民國初年出版的報章雜誌給他看。我甚至把《民國史演義》也借給他讀。這部演義雖是小說，但是全書大綱節目，倒是按照史實寫的。李先生對這種書也頗感興趣，也有意閱讀。我為他再解釋那些是『信史』可用，那些是『稗官』要刪。」
李宗仁對唐德剛糾正的謬誤，經常辯稱「有書為證」，而他提供的書，卻是唐人街中國書店買的「野史」。唐德剛對李宗仁 說︰「寫歷史也如帶兵打仗，打仗要靠正確的『軍事情報』，情報不正確，是會打敗仗的。寫歷史也要有正確的『學術情報』，情報不正確，寫出的歷史就要惹行家訕笑了。」
唐德剛經常犧牲個人休息時間，做完正式訪問後，就陪李宗仁、郭德潔夫婦天南地北聊到深夜，這算是他們「無記錄的談話」，這個辦法是唐德剛從訪問胡適得來的經驗。「因為這些不經意之談，往往卻沙里藏金，其史料價值，大于正式訪問。」
在這些輕松的談話後的兩三天內，唐則獨坐研究室，廣集史料，參照筆記，搜索枯腸，一口氣寫成兩三萬言的長文，送交李宗仁認可增刪。他與李氏的合作前後長達六、七年之久，花了無數心血，才完成這兩本中英文回憶錄，它們也是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唯一完工付梓的兩部書。
唐德剛當時在哥大以助教授身分，兼該校中文圖書部主任，他自嘲是「隱姓埋名的天朝棄民」，日以繼夜的為大學做了許多無名無利的苦工。而他與幾位同事的薪金，「屬于當時哥大最低一級。」
不過，唐德剛覺得自己肩負的是「搶救珍貴歷史資料，記錄歷史真相」的任務，在某種意義上，他是抱著民族責任感和愛國熱情去搶救一系列珍貴的歷史片斷，這正是驅使他不惜工本、不計較報酬為李宗仁等人記錄歷史的動力。
李宗仁那時已心存「不如歸去」之意，他不知唐德剛後來已「受調離職」，仍不時找他吃飯聊天，討論修改出版英文回憶錄的事。他希望在動身返大陸前，把回憶錄做一了結，所以不時催唐德剛加油。唐既是中英文稿唯一的執筆人，總覺得不能拂袖不管，加之他視李宗仁為前輩，「我兩人都是中國傳統孕育的中國知識分子，關于『無酬之工』，我連『暗示』也不敢微露。」
唐利用休息時間，漏夜趕工，以不負所望。「所幸那時精力旺盛，有時整夜打字，直至紅日當窗，我才假寐片刻，便要趕往哥大上班了。」
李宗仁回憶錄終于殺青後，唐德剛本已為他與哥大出版部擬訂合約，誰知節外生枝，出版部主持人因婚姻問題請假，一時無法返校簽約，李宗仁夫婦等不及他回來，于1965年7月悄然離美，取道蘇黎世回大陸「投共」，成為當時轟動國際的大新聞。
「為山九仞，功虧一簧。」
這部回憶錄錯過出版時機後，封存哥大15年。唐德剛盛年執筆，披肝瀝膽，前後22年，至兩鬢披霜，閱盡興亡，此書英文稿終于1977年6月在英、美兩國同時出版，哥大口述歷史學部原主持人韋慕庭與何廉在合撰的導言中鄭重指出，「本書是一位歷史制造者和一位歷史學家的合著。」唐德剛回想20多年的曲折遭遇，「不禁捧書泣下」，並「嗟嘆其命也夫！」
為顧維鈞作口述歷史
唐德剛認識「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職業外交家」顧維鈞，進而成為顧氏助手，也是由他的老本行「口述歷史」開始。最初哥 大「中國口述歷史部」只有夏連蔭、唐德剛兩名全職研究員，顧在1960年初參加「口述歷史」後，校方本來指定夏連蔭做訪問，但她在訪問了顧的童年事跡後， 就輟工不幹了。
唐德剛那時在哥大工作繁重，但「顧維鈞」這三個字，對他的誘惑力太大了。「搞中國近代史怎能和顧維鈞失之交臂呢？」「顧總長」的傳奇故事，唐德剛還是小孩子時就听得多了，那時他覺得這位「鐵獅子胡同的顧總長」是多么遙不可及，如今近在眼前，何能放過？
顧維鈞對唐德剛的「接班」，歡喜不盡，因唐對民國歷史如數家珍，對「直系」、「皖系」更是倒背如流。唐熟知稗官野史，顧講上文他已知下文，不用多費唇舌解釋。
唐德剛還糾正顧的錯誤，有次顧氏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唐說他錯了，顧不服，堅持說「事如昨日」，唐乃把顧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再次反證，顧才服輸。
顧維鈞對唐德剛顯然頗為賞識，他那時出任海牙國際法庭大法官，每年回紐約度假三數月，每次回紐約前，總是先寫信告訴哥大當局，盼能借調他這位「唐博士」繼續做「助手」。
唐德剛指出，顧維鈞那時在冠蓋雲集的華盛頓外交圈中，是一位最年輕英俊，可能也是最有風度和才華的外交官，更是白宮 主人早期的忘年交，出盡鋒頭。雖然顧搞的是「弱國外交」，但他個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份量，往往超過他代表的政府。「檢討起來，顧氏一生的成就，讀歷史的 人，或許會惋惜他『事非其主』，為其才華抱不平。」
＊與張學良的一段交情
唐德剛與張學良將軍也有一段異于常人的交情。他說︰「做口述歷史一直是張學良最重要的願望，他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直接創造了歷史，有太多的事件經歷需要記錄下來。」
張學良是在看了唐德剛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後，決定讓他來做這件事的。「記得當時我在台北，星雲法師請我寫一本中國南北朝時期的一位慧深和尚游歷美洲的書。張學良派人從紐約打電話打到佛光山找到我，說張學良想請我吃飯，在台北來來飯店，那天張學良戴了個墨鏡和禮帽，見到我時，他起身脫帽說“我看了你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寫的好。我還看了你寫的關于我的另一篇文章，寫的頂刮刮。」
就在那次宴會上，張學良表示想請唐為他寫回憶錄。後來，大概在1991年5月底，張學良到紐約時，住在他的紅顏知己貝太太家。有一天，他應邀到唐德剛家吃飯，也談起口述歷史的事，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完成，唐德剛至今仍覺得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他認為，像張學良、李宗仁、胡適、陳立夫和宋子文這些人物，「都是民國史上，極重要的歷史制造者。歷史家應乘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找出這類人物在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成長的經過，把他們與整個民國史做平行的研究。」
唐德剛深有感觸地說︰「作為一個流落海外的華裔史學工作者，眼底手頭所見，是一些琳瑯滿目的中華無價之寶，眼睜睜地 看逐漸流失，內心所發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遺恨、惋惜之情交織，而又無能為力，心理上的孤獨之感，真非親歷者所能體會于萬一也。如果這些有價值的活資料，在我們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來，那么很可能就會丟失，那就是我們這一代史學家的失職。」
歷史是厚重的，史學家的使命感也是沉重的。
(2004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