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说文物 之 真假游春图
2026-7-23
大收藏家张伯驹倾尽家财购藏、后来又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近现代以来，一直被视为隋代画家展子虔（约545 - 618年）唯一的传世真迹，也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和爱国捐献的象征。张伯驹本人因此被官方树立为爱国主义化私为公的典范，这幅作品更被赋予了超越艺术鉴赏之外的文化与政治意义。
直到今天，官方和主流美术史教材仍然沿用这一传统判断。例如人民网介绍《游春图》时写道：
《游春图》的得名，来自画卷上宋徽宗赵佶用瘦金体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字。作品的主体是自然山水，桃杏盛开、绿草如茵的场景，让观者能直接观察到春天的气息和游者的心境。《游春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山水画的逐渐成熟，同时开创了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山水画新格式。
然而，沈从文在1947年写的《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认为，这幅画固然年代久远、艺术价值极高，却并非隋代画家展子虔（约545—618年）的手笔。他并没有否定《游春图》的历史价值，而是否定了长期以来几乎无人质疑的作者归属。1947年的沈从文还只是北京大学教授，并未进入故宫或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当时无论故宫鉴定家还是收藏界名宿，几乎一致认定《游春图》就是展子虔真迹，沈从文却几乎以一己之力站到了所有权威意见的对立面。
若说是真的，证据在什么地方？从著录检查，由隋郑法士《游春山图》起始，唐宋以来作春山图的名手甚多，通未提及展作此画，谁能确定这幅画恰恰是展子虔手迹？就是有个宣和题签，也并不能证明画的真实可信。从《贞观公私画史》到《宣和画谱》，这画似均未入录，装裱也非《云烟过眼录》所谓中兴馆阁旧式。认为展子虔作《游春图》，实起于元明间。然而元代专为大长公主看画作题的冯子振辈，虽各有几行字附于卷后，同是侍奉大长公主的袁桷，于至治三年三月，在大庆寺看画三十六，却不记《游春图》。明茅维、詹东图、杨慎，都似乎看到过这幅《游春图》或相类而不同另一幅，当时可并无其他相关比证，证明的确是展画。若说它是假的，也很难说。因为画的绢素实在相当旧，格式也甚古。从格式看，可能是唐人画。即或是唐人手笔，也可能属于《宣和画谱》记载那四十多幅《游春山图》中之一幅，还可见出隋人山水画或展子虔画本来样子。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提出这一观点，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文献、画法和实物长期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仅凭历代著录和传统说法，并不足以证明作品的作者；真正可靠的证据，应当来自作品本身所体现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征。这种重视实物、强调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后来也贯穿于他的文物研究之中。
这个画入故宫年月，或在严嵩家籍没时，或时间稍晚，约当十八世纪。流落民间却并不多久。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时，带走了大几百种旧藏贵重字画，就中即有名画一堆。照故宫溥仪起居服用日常生活看来，不象是个能欣赏字画的末世帝王，所以把这些劳什子带出宫，用意当不出二事：一换钱，托罗叔言转手换日人的钱。二送礼，送日籍顾问及身边一小群遗老应时进见行礼叫一声万岁的赏赐。可是这些画后来大部分都给了溥杰，有些九一八后即流传平津，有些又在抗战胜利后，才从各方面转到当时东北接收大员手中，或陆续入关。
事实证明，沈从文的质疑并非毫无根据。几十年来，关于《游春图》究竟是隋代展子虔真迹，还是唐代、五代摹本甚至更晚的作品，学术界始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今天，不少美术史学者对传统的"展子虔唯一真迹"说法也持谨慎态度，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完全证明其作者就是展子虔。虽然沈从文的具体断代和归属意见未必已成为学界共识，但他敢于挑战传统权威、坚持"让文物自己说话"的治学精神，却越来越受到后人的重视。
我们说这个画不是展子虔笔，证据虽薄弱近于猜谜，却有许多可能。如说它是展子虔真迹，就还得有人从著录以外来下点功夫。若老一套以为乾隆题过诗那还会错，据个人经验，这个皇帝还曾把明代人一件洒线绣天鹿补子，题上许多诗以为是北宋末残锦！
这也正是沈从文最令人敬佩之处。他一生极少迷信权威，无论是宋徽宗留下的题签，还是乾隆皇帝留下的题诗，都不足以成为最终的鉴定依据；无论面对流传千年的学术定论，还是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收藏神话，只要证据不能令他信服，他便敢于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文物研究首先应当忠于事实，而不是忠于权威。历史上的任何结论，都应当接受新的文献、新的考古发现和新的比较研究不断检验，而不能因为流传已久便成为不可怀疑的教条。《游春图》的作者究竟是谁，也许今天仍然没有最后答案。但沈从文留下的，并不仅是一种鉴定意见，更是一种研究方法：面对任何流传已久的定论，都应回到文物本身，让证据说话，而不是让权威说话。
今天重读《读展子虔〈游春图〉》，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已经不是《游春图》究竟是不是展子虔真迹，而是一位后来以服饰史和文物研究闻名的文学家，在尚未成为文物专家之前，就已经展现出的那种"证据重于权威"的学术品格。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者而言，这种精神或许比《游春图》究竟出自谁手，更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