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与在野“三中全会派”的共同认识：等级秩序高于人民选择

三中全会派统治中国政坛已经近五十年了，无论他们被打扮成改革派还是保守派，甚至被无耻地说成毛派，他们实际都是同样一个群体，同样是邓小平的徒子徒孙。

近些年来，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人们常常提到所谓”三中全会派”。他们在经济政策、改革节奏、政府效率等方面或许存在不少分歧，但若观察其政治理念，却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共同点：他们几乎都不主张中国最终建立由全民自由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制度。

这种共同倾向，并不仅仅源于现实利益，更是一种深层的政治文化选择。

他们相信，政治首先应当是精英治理，而不是人民选择。在他们看来，国家事务复杂，普通民众知识有限、情绪化、容易受到舆论影响，因此重大权力只能由经过长期选拔、训练和竞争的少数精英掌握。人民可以参与公共事务，但最终决定权应属于政治精英，而不是多数公民。

这种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现代民主并不假设人民一定比精英更聪明，而是认为权力来源于人民授权，任何精英都不能天然拥有统治资格。民主制度首先解决的是权力合法性问题，而不是保证每一次决策都最优。

相比之下，“三中全会派”更相信等级秩序。他们往往将政治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而不是一种平等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在他们的价值观中，社会天然存在能力、知识和地位的差异，因此政治权力也应当遵循这种等级结构。

这种政治心理，其实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政治、士大夫文化以及科举制度，都强调”贤者治国”，而不是”人民授权”。虽然今天不再有皇帝和科举，但这种精英意识仍然以新的形式存在：相信少数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丰富行政经验的人，比普通公民更有资格决定国家命运。

因此，他们常常对大众政治保持警惕，对普选制度持保留甚至否定态度。他们并非完全反对民主，而是更倾向于”有限民主”“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等形式，希望民主始终受到精英制度的约束。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近代世界民主发展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持有不同于主流国际政治学的评价。例如，对法国大革命，他们更多强调暴力、混乱和雅各宾专政，而较少肯定其所确立的公民平等、人民主权和现代宪政原则。他们认为，大革命释放了群众政治，导致社会失序；而现代政治学更倾向于认为，法国大革命虽然伴随着剧烈动荡，却深刻推动了现代公民社会、法治国家和民主理念的发展。

同样，在评价当代西方社会时，他们经常使用”白左”这一概念，把自由主义、人权、多元文化以及社会平等等价值视为政治正确甚至意识形态偏差。这种批评当然涉及西方社会内部真实存在的问题，但如果因此整体否定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方向，则容易忽视现代文明数百年来关于公民权利、法治和权力制衡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自十八世纪以来，现代政治文明的大方向始终是扩大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提高政治参与程度。从英国议会改革、美国选举制度的发展，到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大多数国家都在逐步扩大人民参与公共权力形成的范围。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制度，但”权力最终来自人民”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原则之一。

因此，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某一种制度是否完美，而是一个社会究竟更相信什么：是相信少数精英拥有天然更高的政治资格，还是相信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是相信等级秩序赋予权力合法性，还是相信人民授权赋予权力合法性。

或许，这才是”三中全会派”与现代民主思想之间最深刻的分歧。前者强调秩序、能力和精英；后者强调平等、授权和公民。两种政治哲学都试图回答”谁应当统治”这一古老问题，只是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而未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恐怕也将持续围绕这一根本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