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的冤案可能直接阻断民主法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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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多次国家领导人被查的案件。这其中有保皇党，也有反帝党。反帝党的冤案无一例外都引发了极为严重的问题。
我们以正国级领导人为例，第一个惨痛教训就是华国锋。当年华国锋在党主席、总理的职位已经让出的情况下，仅剩的军委主席也被邓小平和叶剑英联手拿走了。而华国锋犯了什么错？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谈及华国锋时，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138]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华国锋作出了一正五负的官方评价：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139]
”
法制是讲究一致性的。如果以法制的思维去看这个邓小平主持的评价，那么邓小平也不应该当这个军委主席。
（一）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
这个事的历史背景就是由于毛泽东长期被视为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保皇党被肃清后，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华国锋因此提出“两个凡是”。（详见《华国锋谈自己为何文革后坚持两个凡是》）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多政治人物都会这么做，说一些临时的场面话。华国锋能把毛泽东的妻子和侄子抓到牢里去，他能是什么真的相信两个凡是的人？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那邓小平自己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泽东思想。 又是怎么回事呢？（详见《维基词条-四项基本原则》）
而且即使这样根本算不上错误的错误，华国锋都自己做过自我批评了。“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做自我批评，宣布会后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在会上承认：
“（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51]
”
要知道，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1979年的时候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因为引发极大争议，在1981年才改成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详见《刘山鹰：四项基本原则有两个版本》）允许邓小平有争议了修改，就盯着华国锋不放？
（二）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首先，华国锋当时作为党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并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去暴力压制这一讨论。当时这个讨论华国锋是没有积极参加，因为很明显就是针对他的“两个凡是”的。可华国锋显然也不是不务实的人。
实际上华国锋是有独立的东西的，只是大部分被邓小平篡夺了。华国锋在1976年12月10日，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中，就否定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正面肯定发展生产力：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概念其实是华国锋最早提出来的。这也说明他对于文革后应当如何做政治经济工作还是有很清晰的思路的，在大的方针上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过于保守回避长期制度建设而已。现在有很多人居然以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首次提出来的。这种用相似话语宣传是常见的篡夺窃取胜利成果的手法。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很多人以为出自毛泽东。实际上这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说的话：“中国现今处于一次伟大民族运动，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https://wlt.hubei.gov.cn/bmdt/ztzl/zshb/201912/t20191226_1799447.shtml
此外，1978年6月3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听取港澳经济考察组汇报，肯定了利用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的建议，指示可先在宝安、珠海等地试办出口基地。这一举措直接促成了蛇口工业区的成立与深圳经济特区的早期萌芽。后来的习仲勋和邓小平只是摘这个桃子的人。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2011443
（三）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
华国锋当时主要拖延和阻挠的就是极右翼邓小平的复出。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52]”
而我们现在看，难道华国锋当时做的不对吗？他就是后来妥协了，酿成了悲剧。“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明确告诉与会者，中央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有步骤地解决，要有一个过程。“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比较适当。”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53]。
”
而华国锋的妥协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华国锋当时是和叶剑英联手把四人帮铲除的，他在选择和极右翼叶剑英合作肃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之后，就已经无法避免来自极右翼的压力了。 在政治运作上，华国锋确实犯了错，但是拖延阻挠邓小平复出肯定不是一个错误。
（四）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首先，毛泽东万岁之类的毛泽东称帝口号直到现在也没有被整改，在华国锋之后仍然被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等极右翼和保皇党维护。（详见《习近平称帝始于2018年7月4日》）
其次，华国锋有什么个人崇拜？目前普遍记载的就是：
1，而歌颂华国锋的歌曲《交城山》也同《东方红》一并播送，一时间全国把他视为了“伟大领袖”的化身[36]:42[37]。
可是这个歌的歌词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帝制专属用语：
“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
交城的大山里住过咱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
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
华主席为咱除“四害”
锦绣那个前程放光辉
”
而且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2]这首歌的传播开始降温。随着华国锋退出中共领导岗位，《交城山》也回归了原来的民歌版。
这意味着，首先这个歌播放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年，其次，从歌词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帝制专属用语。如果这种歌也有问题，那么歌颂极右翼邓小平的歌又算什么？在网上稍微找一下就知道，歌颂邓小平的歌到处都是，各个都比这个夸张，还篡夺其他人的功劳。如《獻給鄧小平110華誕的歌》、《民族巨人邓小平》、《春天的故事》。
https://music-tw.line.me/album/3904929
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102/c69113-24007297.html
2，在各大媒体上，以“英明领袖”作为他的代称[38]。
英明领袖这样的词又有什么问题？这些词汇和帝制专属用语毫无关系。如果英明领袖也有问题，那么“总设计师”岂不是也有问题？何况华国锋再怎样也惩治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人民喊一句英明领袖那也是很正常的。而篡夺改革开放成果的邓小平可就担不起“总设计师”这个在90年代才被江泽民使用的词汇了。
3，华国锋的画像与毛泽东并列悬挂。
目前在公共场合，把邓小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的也不少。而且邓小平还有一个重大错误，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说毛泽东的画像会永远悬挂在天安门广场。
实际上，“在1966年8月以前，每逢重大节假日，天安门城楼上才悬挂毛泽东画像，平时在城楼上是没有的。1966年8月以后，经中央决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天天悬挂，并且每年国庆节前要更换一幅新。”
也就是毛泽东画像在天安门的长期悬挂本身就是文革时期的产物。现在还有大量的照片证明天安门广场不是一直都悬挂毛泽东画像的。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极右翼事业，刻意选择不根除保皇党的生存空间。
http://m.news.xixik.com/content/4e6eac05d0675c95/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2/06-14/3961798.shtml
（五）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这更加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包产到户这个问题。华国锋是支持在部分地区放开包产到户的（详见《包产到户有存在的必要性》）。可是华国锋同时也坚持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应该要保留。包产到户这一政策由于邓小平的大力推动，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变成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彻底瓦解。农业生产合作模式的普遍瓦解，导致农村地区的规模企业数量远少于城市，造成了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直接导致农村留不住人，农村人口进城的速度过快，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最终造成了极其悬殊的贫富差距。这种情况和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造成的羊吃人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是属于极右翼政策，连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右派都干不出这种事。
http://hprc.cssn.cn/gsyj/gsrw/202508/t20250804_5909007.html
所以这五个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负面评价里，有两个事后看是对的，其他的事情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邓小平做的都远比华国锋过分。以这些理由将华国锋仅有的军委主席剥夺，就是赤裸裸的冤案。这样的冤案背后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因为对方不是一般人。哪怕一般的冤案，制造冤案的人来头都是不小的。而能给国家领导人，军委主席制造冤案的人，肯定就是极右翼或保皇党。在这里实际上是极右翼邓小平和叶剑英联合。而且跟风的人，如胡耀邦，虽然是反帝党，但在思维观念上肯定也是有重大偏差的，没能认出邓小平极右翼的底色。（周恩来生前就是反邓小平的主力人物，深知其极右翼的底色，所以严加防范。华国锋长期和周恩来在国务院共事，想必对此也很了解，但胡耀邦是负责中科院和团委工作的，所以和邓小平的接触较少，误以为这是个自己人，改革派。）
所以在1981年的时候出现这一冤案，其实就预示着民主法制改革的进程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之后，胡耀邦虽然仍然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是他就有了邓小平这个非常大的威胁，同时他自身思维观念上的重大偏差一定会被人利用，其实就预示着胡耀邦在几年后很可能会下台，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会被彻底打断了。反帝党的任何隐患都会被人利用，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感觉可能性很低的事，但经过保皇党添油加醋专门攻击，最后就是发生了。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华国锋的政治手段是比较弱的。他其实是在没有多少反抗的情况下逐步退休了。所以制造这一冤案的邓小平和叶剑英，其实也没有那么强。至少如果华国锋奋力一搏的话，完全是有能力把邓小平扳倒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卸任后，在短时间内局势也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因为胡耀邦的政治运作手段远比华国锋、邓小平要强。当时胡耀邦甚至是能调动军队的（详见《胡耀邦同志检阅部队的录像》）。邓小平又花了多年时间才在胡耀邦犯糊涂主动交权的情况下让胡耀邦自己辞职了。
政治手段比华国锋更强的赵紫阳，在面对类似的情形之后，直接就爆发了六四事件，民主进程直接就被中断了。这一事件则是一个性质更为严重的冤案。
六四事件是邓小平自编自导的一场政变，这一观点最早出自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详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整理的《鲍彤再看六四（一）：邓小平的一场政变？》）。但鲍彤的关注点放在胡耀邦死后邓小平的一系列异常反应，容易让人有种错觉，即六四事件是一个意外事件。而如果观察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就能对事件的全貌有更加充分的理解。
首先，胡耀邦下台名义上的原因是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这一理由是保守派常见理由，却是邓小平先发难的。胡耀邦下台，其实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要往保守的方向走一段时间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周期性轮动在任何国家都是很常见的，何况由于邓小平的推波助澜，当时的改革确实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可蹊跷的是，在胡耀邦下台之后，邓小平又站到了改革派这一边。标志性事件是在1987年中，邓小平突然大力支持赵紫阳关掉红旗。在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家里召见的中央五人小组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728/cc28wuwei22/
在保守派已经占上风的情况下，这一决定直接端掉了保守派当时的大本营。毫无疑问极大激化了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就有见血的苗头了。而随后的六四事件只不过是邓小平又把这些激化矛盾的策略重新搞了一遍，最终摆出所谓军队清场还是让学生在广场的选择题。因此正如鲍彤所说，六四事件就是邓小平自编自导的一场政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只是被他当了枪使而已。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自《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一九八九真相的一个推测》，这篇网民为明豪的作者写的文章发现了另一个疑点，即邓小平在1989年5月初即可能离京去准备军队了，所以无故缺席了重大的外交会议。而那时都还只是正常的抗议示威，还没有什么广场绝食也没有什么阻拦公共交通，所以可见六四要开枪就是邓小平一早就谋划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改革派赵紫阳下台，让极右翼上台，和学生具体如何表现并无关系。这一计划除了关掉红旗，极有可能追溯到1987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大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附：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一九八九真相的一个推测》
https://minzhuzhongguo.org/?p=46599
外交丑闻：哈梅内伊罢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正是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的时候。下午四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按预定日程，他将在这里与来访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举行正式会谈。可是，四点钟的时候，哈梅内伊并未出现，李鹏只好等待。然而，等了又等，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哈梅内伊的踪影。怎么回事？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国宾馆打来电话说，伊朗总统要对双方正式会谈罢谈，以表示不满。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记载说：“这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没有发生过的事。”[1]
伊朗总统为什么不满呢？原来，“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李鹏《六四日记》说：“我和（钱）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但）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戈尔巴乔夫）。”李鹏对哈梅内伊解释说：“小平同志遵照医生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你”。可是，哈梅内伊不依不饶，“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举行任何会谈，就可以了”。
对此，李鹏后来补记说：“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2]可是，经哈梅内伊这么一闹，不想见也得见。拖了两天之后，五月十一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3]
内政危机：邓小平拒见赵紫阳
这段时间里，和哈梅内伊一样想见邓小平而见不上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位。不过，这一位不是外宾，而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把手赵紫阳。
赵紫阳上次见到邓小平，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胡耀邦追悼会上。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赵紫阳去朝鲜访问；四月三十日上午，赵紫阳回到北京。[4]
回到北京之后，赵紫阳很想尽快见到邓小平。为什么？谁都知道，当时形势并不寻常。就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这短短一周之内，北京风云突变，《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把四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以来的学生悼念活动定性为“动乱”。赵在朝鲜的时候，不可能就此和北京争论；回来之后，他马上采取了缓和矛盾、降低对立的做法。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的最终决策权在邓小平手里。所以，如同赵紫阳后来回忆中所说：“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5]
可是，整整两个星期，尽管赵紫阳多次要求见邓，但都被拒绝了。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6]
一直到五月十三日，也就是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两天之后，赵才得以见邓[7]——距离四月二十二日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整整二十天过去了——这可是中国陷入“动乱”（按照邓的说法）之中的二十天。既然这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为什么国家实际上的第一号领导人，二十天里不肯会见名义上的第一号领导人一起商量对策呢？这位实际上的掌权者，采取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政治阴谋：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要这样关门谢客，玩起了“失踪”？查《邓小平年谱》，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8]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综合李鹏《六四日记》里的说法和赵紫阳《改革历程》中的回忆，我们可以听到三种解释：第一，身体不好；第二，准备中苏会谈，要见戈尔巴乔夫；第三，“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
对哈梅内伊，用了第一个理由，但是人家认为没有说服力；对赵紫阳，开始用的是第一个理由，后来结合上第二个理由。李鹏日记其实指明了，第一个理由，即所谓邓小平身体不好、不能见客，明显是个托词。这就是说，邓小平以此理由拒绝见赵紫阳，是对赵紫阳说了谎话。既然邓“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赵要见邓就是来讨论如何应对当时的形势（即邓所谓的“动乱”），那么邓为什么偏偏不见呢？
至于说邓要准备中苏会谈，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9]，就是五月十一日见一下哈梅内伊，中间还相隔一周的时间，应该足够准备下一场会见了。至于赵紫阳，则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这中间邓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见赵，不会耽误邓见戈尔巴乔夫。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凡会见某个重要来宾，就必须闭门谢客花上两个星期准备，连最重要的本国同事来商讨最紧急的事务也不要见面，我看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都不用搞了，这个领导人也不用当了，因为这说明他根本没有当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的能力和资格。
当然，邓小平不是没有这种能力。邓的领导风格，按周恩来的总结，是所谓“举重若轻”[10]，什么大事在他看来都是轻而易举的。现在，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来访，难道就真的需要闭关十多天？显然，这个解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而且，十一日不还是见了哈梅内伊吗？十三日又见了赵，这不更耽误“准备”中苏会谈了吗？
我的推测是：邓小平这段时间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无法见赵紫阳，也无法见哈梅内伊。很可能他原本计划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内伊那么一闹，只好尽快回京。
军事政变：邓小平“失踪”的谜底
那么，邓小平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要瞒着赵紫阳呢？我的进一步推测是：他出京安排军队去了。
安排军队干什么呢？就是要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以同时解决学生和赵紫阳的问题。为什么要出京才能安排军队？看一看“文革”中毛对付林彪时候的要搞所谓“南巡”，就大体可以明白了（其实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例，此处不赘）。
我们目前当然无法确知邓小平离京的时间，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动乱”并激发了民众更大的抗议浪潮之后。这就是说，早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已经决定要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这次政治危机，并完成最高政治权力的改组。
准备周详之后，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邓不能不等一等。这件大事，就是戈尔巴乔夫来访。但是，邓一点儿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邓见了戈尔巴乔夫；第二天上午，邓办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邓家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11]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尚未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五月十八日，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当天下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十个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就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进驻北京地区的有关目的地”。[12]
在北京戒严，在和平时期调动大批军队，这是小事情吗？如果见个戈尔巴乔夫就真的要准备十四天的话，那么，北京戒严这样一件大事，难道邓小平仅仅用了半天就决定了？决定之后，几十万军队从八方调来，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时就完成了？如果我们想象这些军队本来已经待命，是不是更为合理一些？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待命的呢？推测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邓小平失踪的这段时间里，应该也不是全无来由吧？
当时，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央军委要调动军队，应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体领导”的原则，军委主席调动军队，最起码应该知会军委第一副主席。难道，为了避开赵紫阳，邓小平不惜撒谎、装病、置国家脸面于不顾而闹出外交丑闻，也要秘密调动军队？难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邓小平事实上是策划并进行了一场军事政变？反正，结局很清楚：通过戒严，邓小平打倒了赵紫阳，也打倒了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并最终悍然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实行了血腥的武力镇压。
【注】
[1]李鹏《六四日记》“五月九日”日记原文为：“下午四时，原定与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会谈，因为小平同志不见，对方罢谈。我和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其他引文，也出自此书，但根据李鹏前言介绍，是他在准备出书的时候“参考我（指李鹏本人——引者注）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
[2]同上。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274。
[4]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页24、26、35。
[5]同上，页37。
[6]同上。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改革历程》，页41。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2—74。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
[10]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页198。另外，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并当过其秘书处长的陈鹤桥回忆，邓的工作作风是“沉着稳健，临变不惊；反应敏锐，敢做敢为；计划周密，有条不紊；凡事抓紧，抓而必成。”陈鹤桥《永不消逝的怀念》，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页399。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6—77；《改革历程》，页47—48；《李鹏六四日记》，“五月十七日”。赵紫阳是五月十六日下午5:40开始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出版社，1989，页82），不然也许邓不会等到第二天？
[12]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Alhambra，CA：真相出版社，2009，页17—18。
《动向》2015年4月号
附：李南央《鲍彤再看六四（一）：邓小平的一场政变？》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80523/bao-tong-talks-89-li-nanyang-part1/
作为李锐的女儿，我跟鲍彤先生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互信。十年前，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安排下，我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距鲍老住处不远的一个意大利比萨自助餐厅的二楼，假装跟鲍老巧遇。因为这个自助餐超过了25元的报销额度，监视他的那些人在面包车边蹲着聊天，没有进到楼里。鲍老和那位朋友已经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了，我端了自己的盘子过去问：“可以坐在这里吗？”他们跟我一起笑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鲍老，他开口便讲我的那篇“成名作”——《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在文中表达了对“马列主义”母亲的负面看法。鲍老竖起他的右手食指点着我说：“你那样写你的妈妈并不公允，她也是受害者呀。”无论褒贬，知道文字受到他的注意，我暗自得意。结果那顿饭的时间主要被我用来辩护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力。不记得鲍老都说了些什么，现在只留下他倾听我说话时，那种在他那一代人身上少有的平等待人的记忆。
鲍彤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是“六四”事件中被判刑、被开除党籍的职位最高的中共官员。2017年4月回国，我请朋友问鲍老能不能去看他——本意是想让他对我两本有关李锐的新书提提意见。鲍老约我4月17日见面。
可能因为我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非专业”的平实给了他好感或者产生了信任，那次见面开谈不久，他就出乎我意料地单刀直入讲到“六四”，还有他对胡、赵的看法，一谈就是两个小时。我的直觉是他希望我把他谈的整理成文，告别时就试探着说：“您今天的谈话太重要了，我回去整理好，在境外请专业媒体发表。”鲍老高兴地同意了。
去年我第二次回国，10月22日又见到鲍老。不久前，我因102岁的父亲病重住院匆匆返回大陆，4月6日，鲍老同我做了第三次正式的交谈，对2017年4月17日的谈话作了补充，给出一些更明确的结论。
我是因为“六四”而出走的。“六四”之后父亲跟我说：“这个党没有味道了，这个国家没有味道了。你如果有机会，带着女儿一起离开吧。”我九岁时，父亲因为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而下了台，先是被发配北大荒劳改，后又被软禁在安徽的大别山中，文革时在秦城单间关了八年，直到1979年1月平反复出。我廿年的人生轨迹跟着父亲一起在政治漩涡中转圈，十几年的“狗崽子”，在一夜间变回高干子女，地下天上，都由不得自己。虽然我的职业是机械工程师，到了美国一直在几个国家实验室从事加速器的磁铁设计制造工作，但因为自己的命运始终跟中国的政治走向息息相关，故从未放弃过探究自己出生以来中国所发生一切的真相，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得以走近鲍彤先生，是我人生的大幸。
我在编辑父亲的口述时就体会到，他们那一辈人的亲身经历彻底颠覆了我从小在书中学到的历史。聆听鲍老讲述“六四”期间的亲身经历和对同时期其他亲历者回忆的分析和梳理，令我这个从“六四”走过而混沌不解真相的人茅塞顿开，我深信也一定能够让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的年轻一代看清那段历史。
4月9日，我带着父亲的录音走进富强胡同6号祭拜赵紫阳先生，还向赵家在场的几位儿女简略讲述了鲍老关于“六四”的阐述，他们都说从未听到过这种说法，也从来没有那么想过。这让我更加感到鲍老思考的独到和分量。《纽约时报》同意发表根据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的文章，我深信这些文字一定会成为后人研究中共的珍贵资料。
以下内容经过编辑与删减。
鲍：“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闹清楚。
李：当然没有了。
鲍：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那样干是要保党、救党，所以要镇压学生。这是个误区。
李：“保党”是个误区？
鲍：保党，不对！邓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就是这么个问题。“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
李：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您这么说，就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
鲍：对！一样的，破罐子破摔了！毛泽东为了搞倒刘少奇，不怕把共产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社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国家打得稀里哗啦。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刘少奇要做的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饿死人。对邓小平来说，赵紫阳要做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邓小平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搞下去了。我这么说，有什么证明？
李：嗯，您有什么证明？
鲍：用什么来证明？证明之一，耀邦去世以后，政治局开常委会讨论耀邦的丧事，当时杨尚昆也在，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胡耀邦，我们怎么办？什么态度？赵紫阳回答：“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赵紫阳是这样回答的。
李：噢！
鲍：这一句回答，立即让邓小平警觉了。如果说学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么就等于让学生打我邓小平的耳光，因为胡耀邦是我邓小平搞下去的。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紫阳容忍了。邓发现了问题：赵紫阳是赫鲁晓夫，他将来在我（邓小平）死了以后是会做秘密报告的，必须把他搞掉。所以“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赵是邓选上去的人，“六四”以前邓对赵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陈云、李先念几次要邓小平换赵紫阳，邓小平说：“现在没有人嘛，换不了嘛。”这个话是一个很委婉的话，邓不好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而是说“你的意见办不到”——现在有谁能替代赵紫阳呢？你说出一个人来。你没有人，那我不换嘛。说明什么？邓小平要赵紫阳帮他提建议，帮他干活儿。
李：这个常委会是什么时候开的？
鲍：4月18号。
李：在《人民日报》社论之前。
鲍：4月15号耀邦去世，社论是4月26号。何以见得邓小平是在4月18号这一天的常委会后决定要搞掉赵紫阳的？
李：嗯？
鲍：在赵紫阳召开的这个研究、确定追悼胡耀邦规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了这样几条：下半旗，全国下半旗，使馆下半旗；召开十万人规模的追悼会，瞻仰遗容；追悼会由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悼词的内容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号，也就是第二天，常委会决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就说不能提了。
李：第二天就不行了。
鲍：哎，19号就不行了。除了这个提法不行了，“十万人”也不行了。根据什么？根据张万舒（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回忆录——《历史的大爆炸》。19号上午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是昨天常委会决定，要在北京召开十万人的追悼会；接着又立即通知他“不是十万了”。“十万人追悼”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突然又“不是十万人”了，谁有这个权力推翻常委会的决定？只有一个人……
李：噢，而且能够立即通知下去。
鲍：只有一个人！18号紫阳还作了一个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后》。因为当时学生中流传个说法，说耀邦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气死的，因为激动，犯了心脏病。实际不是这么回事，真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在场。我坐的位置，如果说是在这个地方（指自己正坐着的位置），耀邦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用右手指着斜对面的位置），紫阳坐在桌子的这一头（伸出左臂指桌子的左端头）。那次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大学的教育问题，通过改进大学教育的一个什么决定。会议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念文件，大家听，然后决定这个文件。刚刚开始念，耀邦就举手：紫阳同志，我请假，我有点不舒服。紫阳立即问他：耀邦同志你有没有心脏病？耀邦说：过去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出差到……说到这里他就讲不下去了，就趴下去了（做头伏在手臂里趴在桌子上之状）。
就是说他过去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后来到了湖南还是江西出差，我记不得他说的是哪里了，发了病，医生跟他说：你有心脏病。紫阳立即说：“耀邦同志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他不是要起来，要请假嘛。紫阳说：“你不要动。”马上问：“谁有硝酸甘油？”没有一个人说有。过了大约两分钟，江泽民说，“我从来不带这些东西的，这次（他是从上海来开会的）我老伴一定要我带”，就拿出来硝酸甘油。
李：过了两分钟？
鲍：唉，过两分钟。他犹豫呀，拿出来就好像是“我身体不好”，会让大家觉得他心脏有病。因此他说“我从来不带硝酸甘油的，这一次，是我老伴儿坚持要我带”，拿出来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没有一个人知道。后边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我知道，放在嘴巴里含着。”就把药片给耀邦含进去了。这个时候耀邦根本不说话的。紫阳立即说：（温）家宝，家宝是办公厅主任，立即通知大夫来，抢救！中南海的医生赶到了以后，紫阳就说：我们大家转移，继续开会，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安静的环境来抢救耀邦同志。本来政治局开会是在怀仁堂，常委会开会是在勤政殿，大家就转移到勤政殿了。耀邦发病大概发生在9点到10点之间，到了12点左右的时候，家宝跑过来，说：“抢救过来了。”紫阳跟家宝关照了几句，说：送到医院，好好护理。后来的去世是因为上厕所，便秘，使劲撑，心脏又发生了问题。是这么个事情。而学生中传说的是开会的时候有不同意见，耀邦火了，一激动，发了心脏病。那么，紫阳确实觉得，这样一个说法增加了群众和党的对立。因此呢，作了一个决定：由新华社和中央办公厅合写一篇文章《耀邦同志逝世前后》，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说清楚，说明耀邦不是气死的，解除学生的对立情绪。总的这么个意思。这篇文章本来准备在20号发表，因此20号凌晨，也就是19号晚上12点必须发稿，全国才能通报。结果呢，又是张万舒回忆录中作的披露，说是待命发稿，到了12点0分03秒，突然，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不发。“不发”，是什么意思？！
李：激化矛盾。
鲍：对，激化矛盾！本来紫阳的安排是要缓和矛盾，让学生了解真相、了解情况嘛，让这个事情平平安安过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气死的）。
接着，4月22号开追悼会。就在追悼会上，紫阳又跟几个常委商量，决定三点：第一，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劝说学生返校；第二，不能动武，除非发生打砸抢事件；第三，学生提出的要求不就是要民主、反腐败、反官倒这样一些问题嘛，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这三条常委都同意了。又去问邓小平，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没说不同意。第二天（23号）紫阳就去朝鲜了，坐的是火车，李鹏去送，李鹏问：“紫阳同志，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待的？”紫阳说：“就是昨天决定的那三条，小平也同意了。”李鹏他自己在日记上写的，从火车站回来，立即把乔石找去，把那三条意见写成电报，发给各省市。这就是贯彻紫阳的意图，这个意图是常委统一了的。这不是很好嘛。到了当天晚上，李鹏日记上是这么说的：“晚上我去见杨尚昆，杨尚昆劝我去见邓小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是他主动去见的杨尚昆，还是杨尚昆把他叫去的，没说清楚；第二，是杨尚昆劝他去见邓小平，还是邓小平跟杨尚昆说，“你把李鹏叫到我这儿来”，没说清楚。日记中还有第三句话（李鹏跟杨尚昆说）：“你也一起去。”杨尚昆到底去了没有呢？没有说。这是李鹏公开发表的那个日记，没有写。但是根据傅高义的书，那天晚上他们去见了邓小平。
李：杨尚昆也去了？
鲍：是的，杨尚昆也去了。傅高义书中的注解：23号他们两个去见邓小平……
李：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结论？
鲍：对呀，他哪儿来的？傅高义注解的出处：《李鹏日记》。
李：噢，有两个。
鲍：对，由此可见，《李鹏日记》有两本，一本是详细的，一本是删节的。23号下午李鹏还在忠实地贯彻紫阳提出、常委们都同意了的三条意见，到了晚上就变了。怎么变的？是李鹏自己变的？李鹏有这么大胆子？送走紫阳，（在日记中）自己还说立即找乔石商量贯彻执行，晚上去见了邓小平，然后就说：“我浮想联翩，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工人不作工，学生不上学……”什么什么的一套。因此我从这里分析，这是邓小平精心选择的时机：紫阳前脚刚走，后脚他就把李鹏叫去。后来公布的那个25号邓小平听取李鹏汇报后将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的讲话，实际上23号晚上就跟李鹏讲了，因此才有24号的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然后才有常委决定成立“制止动乱领导小组”。就是这么一码事。
李：也就是说，北京市委的汇报是被授意的，不是主动的。
鲍：对，是授意的。虽然现在已知的资料里没有人说是谁授意的，是杨尚昆授意的？还是王瑞林（邓小平的政治秘书）授意的？还是李鹏授意的？都没说。但是北京市委的汇报肯定是被授意的。
李：陈希同的那个回忆里讲清楚了吗？
鲍：没说。
李：哦。但是您这样一说就解释通了。北京市委为什么要煽惑，它没有理由要煽惑嘛。对吧？
鲍：而且北京市委在4月24号向常委汇报时说：“中央有黑手！”北京市委能说“中央有黑手”？有这个胆子？唯一的解释是汇报之前的头一天——23号，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
李：拿到底牌了。
鲍：对！这种话能说的啊？！到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有黑手”！明明是23号已经被面授天机了。
李：太可怕，太可怕了！
鲍：陈希同把这个事情是完全推到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身上的，他说我是市长，只管吃喝拉撒睡，学生运动的事儿全是李锡铭管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不能沾这个边儿。至于陈希同说的是真是假，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说了，是李锡铭。那么总有一个人作汇报吧，不是陈希同就是李锡铭。
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在4月18号下的决心，干掉赵紫阳；在19号做出第一个动作，否定4月18号常委会悼念耀邦规模的决定，不准发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后》的文章，这是第一；第二个动作，4月23日紫阳出访朝鲜，选在这样一个时机，当天晚上召见李鹏，否定紫阳在4月22号追悼会上经常委们同意的三条意见（化解矛盾，平息事态），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第二。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去不去朝鲜，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号请示过邓小平，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紫阳这话是合乎逻辑的，他一定问了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小平的“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这句话。
李：赵紫阳这话是谁披露出来的，在什么文章里头写的？
鲍：没有文章，紫阳自己也没写过，但是他跟很多人说过。
李：噢。
鲍：紫阳不能写，写了，他就活不下去了。（笑）但是他说过：小平跟我说“去，回来后军委主席是你。你回来，我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这是稳住他！怀疑紫阳，对紫阳不满，已经下决心搞掉他，又要稳住他。那么你再看……
李：完全是毛泽东的手法，完全是毛泽东了。
鲍：那么你再看，23号晚邓小平实际已经跟李鹏交了底，就是学生的行为是“动乱”。到了25号，听了北京市的汇报后又讲一遍，讲“动乱”。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学校了，还动乱什么？在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学校去以后，你还要叫它“动乱”，这是什么？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目的就是要激怒学生（用手指敲打桌面）。事情闹得越大，越事出有因，我把赵紫阳越好搞掉。这就是第三步了。
李：噢！
鲍：要是事情按照紫阳提出的三条意见被平息了、过去了，就没有理由召开中央全会，说我邓小平要撤赵紫阳，怎么说？“拿掉总书记”，省委书记、部长都要问了：赵紫阳犯了什么错误？只有学生闹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再来说：“你看，这是党的生死存亡关头，赵紫阳不配合。”让紫阳下台便顺理成章。因此问题哪，我的结论就是：“六四”的发生就是邓小平为了不出赫鲁晓夫，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百分之一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么个历史形象，为了这么个个人的东西，不惜以党的名义开枪。
那么事情为什么拖到5月17号，直到那天才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动用军队处理学生的问题呢？因为5月16号戈尔巴乔夫要来，如果4月24号就对赵紫阳作出处理，戈尔巴乔夫肯定不会来了。而邓小平是一定要在他的手里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建立这样一个历史的功勋。因此，虽然4月份就下了决心要搞掉赵紫阳，决心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掉，但是拖到5月16号你戈尔巴乔夫回去，我（邓小平）17号就开会，开常委会，决定戒严。邓知道紫阳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这样逼迫他不得已而辞职——不是我邓让你下台，是你自己不干了。所以，“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李：嗯……这就说通了。
鲍：这场政变的目的，就是邓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为了这个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党。他自己明明清楚得很，一旦开枪，党就身败名裂。这谁不知道？连毛泽东都早就说过：谁向群众开枪谁没有好结果。“六四”的过程在我现在看来，就是这样。
李：就是说，他受了北京市委汇报的蒙蔽呀，什么什么的，那些说法都不存在。
鲍：都不存在！是他授意北京市委汇报的！
李：整个学生的“动乱”是他一步一步挑起来的。
鲍：是这样。学生一点儿都不错。学生为胡耀邦打抱不平，没错；学生提出要民主、反腐败的要求，没错；赵紫阳说，没有理由不让学生悼念，也没错。赵紫阳是企图用协商对话的方式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解除矛盾，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生、赵紫阳都没错，每个人下的棋都没错。问题是邓小平的决定，非要把赵紫阳拿掉不可，但是这是他个人内心的东西，不能说，不能质问赵紫阳：你为什么说“胡耀邦是马克思主义者”啊？你为什么要搞十万人悼念啊？这些拿不到台面上。因此要拿掉赵，就必须借助学生，给学生加罪名。张万舒的那个《历史的大爆炸》提供了很多细节，我认为是可信的。
李：张万舒是个什么人呢？
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他的书还可以有陆超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六四之夜主持总编室工作）的《六四内部日记》为佐证，两本书配起来对着看，完全一致的。我过去没有说过今天的这个想法，很大的原因是张万舒、陆超祺的书都还没出来，我是5月28就被抓了，了解得情况少，根据不足。
李：您说紫阳去世以前，他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吗？
鲍：紫阳不能说明白，如果要说明白……
李：您觉得他心里明白不？
鲍：是这样。姚监复（六四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你知道这个人吧？
李：知道。
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叫胡什么？
李：胡绩伟。
鲍：对。胡绩伟有一次要姚监复问紫阳：“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赵紫阳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研究。”你看……
李：噢，就是没有否定，那就是肯定，态度已经明白了。
鲍：所以，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至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他是跟着李鹏去见邓小平的时候才知道邓小平的真实意图的。但是李鹏、杨尚昆这两个人应该是最早知道邓小平的底牌“搞掉赵紫阳”的，4月23号就知道了。
李：那就是说，北京市委也是被动的。
鲍：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学生只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还在研究战略呀、策略呀，斗争啊，让步啊……
李：那您说邓家的儿女知道不知道？
鲍：邓家的儿女不一定知道，最开始不一定知道，但是后来当然知道了。邓家的儿女说：学生要把我们剁成肉酱。他们认为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其时，学生当时的矛头并没有对邓小平，学生是要个公道，并没有要邓小平下台。所以，“六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清楚。
李：那当然，想都没往那边想，完全没这么想过。怎么可能呢。但是您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是合乎逻辑的。
鲍：时间顺序只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对，而且这也就说通了。要不你想：为什么北京市委要去煽惑这个事情？对北京市委有什么好处？真是太黑暗了啊，咳……
鲍：比较系统地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我今天跟你是第一次，过去没说过这种认识，是第一次。说这个话，人家都不相信。
李：我相信了。
鲍：而且说这个话，学生会很伤心：邓小平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原来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工具来搞赵紫阳的。学生会很伤心：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就像整个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造反派弄了半天，翻过来、翻过去，今天你下台，明天我上台，今天被打倒，明天又被结合，文化大革命的全部东西都是变来变去的，唯有一条是不变的：“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打倒刘少奇）！”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干而不说（出来）的话，由老百姓说出来了，由老百姓帮他达到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