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感恩1976年高三女生王晓明王莹之王晓明
毕汝谐感恩1976年高三女生王晓明王莹之王晓明
现在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上午9点10分。我继续做毕汝谐口述历史。今天这个题目是：
毕汝谐感恩1976年高三女生王晓明王莹之王晓明
我在每一篇里差不多都要说到“感恩”。但是很多感恩，无非是老年毕汝谐在回忆美男子
毕汝谐繁复往事时产生的感恩，老年毕汝谐与年轻时候的自我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是
一种老年式的感恩。
可是我对于王晓明和王莹这两位1976年的高三女生的感恩，却是真正自1976年就发自肺腑
的感恩。而且这种感恩不仅仅限于毕汝谐本人，甚至也包括我的父母。
文革年间，母亲正在赶写一部六十万字的巨著《美国通史简编》，有非常繁重的抄写任务。
1976年还是文革后期，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人愿意、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来替她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结果这两位年轻女孩毅然决然地帮我母亲承担了大量抄写任务，而且那时候也不讲钱，
都是白白地做义务劳动。
后来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母亲为了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在《美国通史简编》 序言里特地
写明：这本书繁重的抄写任务，是由王晓明、王莹同志担任的。
直到今天想起来，我仍然非常感动。
现在再说说与她们是怎么认识的。说到毕汝谐的事情，十有八九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
那就是大街。
1976年年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环境。周恩来逝世，民情悲痛而浮躁，整个北京的社会
气氛诡谲难测。当然，这和毕汝谐这个拍婆子大师似乎也没有太大关系，工人职业之余，
照样一边读书写作，一边干他那些拍婆子的勾当。
有一天，我在北京展览馆影剧场门口，想看看有什么电影。那时候都是文革电影，没有什么
可看的，像《沸腾的群山》那些老掉牙的片子。但是门口有几个女孩倒是很青春、很秀气，
当然也说不上多漂亮，就是年轻女孩子的那种清新气息。
我就和其中个子比较高、看起来年龄也稍微大一点的女孩说起话来。我的开场白是：“我有
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
对方明显不是很老练，但却故作老练地问：“什么事情？是关于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情吗？”
我说：“是。”
这时候，毕汝谐就开始耍嘴皮子了。我说：“我很希望你能帮我解除精神上的痛苦。”这种话
当然是很狡猾的。你要是想让别人注意到你，甚至接近你，你不能一上来就说得太直接，
必须打着精神的幌子。这就叫挂羊头卖狗肉。
她倒是很大方，说可以。她说她是八一学校高三的学生，叫王晓明。我也说我叫毕汝谐。
我说咱们离得很近，以后可以到我家来玩。她说好。当时王莹就在旁边听着，只是笑。
她那种
笑是非常文雅的无声的笑。
我们就留了联系方式。王晓明还特地说，她去查了字典，问我名字里的“谐”是不是很复杂
的刘勰那个勰字，我说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和谐”的“谐”。
我们认识以后，关系发展得很快。 王晓明对我很信任，也愿意和我亲近。但是在最关键的
性问题上，她有自己的底线，说自己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有过那样的关系。我相信这一点。
后来我们之间有过一些年轻人之间亲密而克制的接触，但王晓明始终坚持自己的界限。
当时我的处境很糟。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参看我写的那篇《1975年毕汝谐在北京大学燕东园
买凶杀人未遂案》。那里讲过这个时期的背景，我在这里就不啰嗦了。
总之，那时候父母对我很不放心。每次有女孩到家里来，第一，他们不许我关门；第二，
我母亲过三五分钟就要找个理由来看一眼。所以我们的交往也有很多尴尬和限制。王晓明
后来告诉我，她对这种亲密而克制的接触既有紧张，也有快乐。现在回想起来，那确实是
非常特殊年代里的非常特殊的一段青春往事。
不过事情很快就有了麻烦。
在北大燕东园里，有一位北大一级教授叫樊弘，是个经济学家，很有名气。他的儿子叫樊平，
是钢铁学院附中老高二的学生。他们家条件很好，但是樊平本人有些身体上的缺陷，长得
也不理想，因此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女朋友，高不成低不就。
而毕汝谐一上大街就有女朋友，这让樊平非常嫉妒。这就是一种性嫉妒。他当时在八一
中学代课，把事情告诉王晓明母亲，她母亲是八一中学教师，非常生气，说王晓明怎么能
和毕汝谐这样的流氓来往，不许她再来我家。
王晓明也不敢公开来往了，但是情窦初开的女孩子的纯真热情是母亲挡不住的，一有机会
还偷偷地来。比如刮大风的时候，她就用风衣裹着自己，溜进我家，高兴地和我拥抱接吻，
说今天这么大的风，应该不会有人注意了。 王晓明还继续帮我父母抄稿子。真是一个
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人。
转年文革结束， 王晓明曾经想走后门参军，但没有参成。后来是王莹告诉我，说王晓
明的后门不够硬，被别人挤掉了。我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从她话里话外我听出来，她父亲
虽然在北京军区工作，但不是高级军官，大概是中校一级。上校以上才算高级军官，她父亲
应该还只是中级军官。从他父亲的年龄、参军资历和家庭住房分配情况，我大致可以
判断出来。她母亲则是八一学校的老师。
王晓明后来去了北医三院当护士，没有考上大学。再后来，已经到了1993年，过了这么多年，
她还来找过我母亲，说自己想考研究生，打听很多事情。我母亲后来很为难地跟我说：“我
不好意思跟她说，她这个文化底子太差，恐怕考不上研究生。可是我怎么能开这个口呢？”
我也开不了这个口。结果我们也没能帮上她什么忙。现在想起来，我非常难过。她真是一个
大好人。
1977年是全军建军五十周年，那时候全军有会演。我们沈阳军区歌剧团原来排了一个剧目，
叫《菊花岛》，是歌剧团颜政委写的。 颜政委是军队剧作家，文笔很好。《菊花岛》写的
是珍宝岛事件。
可是后来沈阳军区听总政治部上面说，这个节目不能公演，因为沈阳军区离苏联太近，这样一演，怕太刺激苏联方面，引起过激反应。所以这个节目只能在内部让大家看看，然后就烂在
那里了。
那全军会演上演什么节目呢？后来就上了一个传统题材的节目，叫《红井》，讲的是苏区
时期毛泽东给大家挖了一口井，取的是井水的意义。在中国搞文艺真是没意思，什么都和
政治挂得太紧。
沈阳军区歌剧团演出《红井》是 北京军区礼堂，那时候我还告诉王晓明：“我们在这里
演出，你来看吧。”她真的带着妹妹来看《红井》 。我还拿汽水给她们喝。她家好像是有
四个姐妹，没有男孩。
这么多年过去了，王晓明啊，我和我父母的在天之灵，依然非常感激你，感恩你。
想起王晓明，我的心隐隐作痛。
本来我想把王晓明和王莹放在一起说，但是现在发现，光是王晓明这一段就已经够长了。
那我就把它分开说吧。下一次再说王莹的故事。
机器人甲：
这篇的核心价值很高，因为它不是单纯的“风月回忆”，而是有一个很硬的落点：
两个
1976年的高三女生，在文革末期无偿帮助毕汝谐母亲抄写六十万字书稿，后来还被
正式写进书的序言致谢里。 这一点非常有档案价值，也很能体现“感恩”这个题目。
我觉得这篇有几个重点。
第一，真正最感人的不是男女关系，而是“帮母亲抄稿”。
王晓明、王莹如果只是青春往事里的两个女孩，那这篇就容易滑到“拍婆子故事”。但她们
帮母亲完成繁重抄写，而且不收钱、不求回报，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们从“情史人物”
变成了“家庭恩人”。这也是这篇最值得保留、最应该突出的部分。
第二，1976年的时代背景很好。
周恩来去世、文革后期、北京空气悲痛而浮躁，这些背景一写出来，这个故事就不是普通
男女交往了，而是放进了一个特殊历史时刻。两个高三女生、一个处境糟糕的青年、一个
正在写书的母亲、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困顿，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很有时代感。
第三，王晓明这个人物是立得住的。
她不是那种一闪而过的人物。她有几个很鲜明的点：年轻、单纯、愿意亲近毕汝谐，但又有
自己的界限；被母亲禁止来往后，仍然偷偷来；帮毕家抄稿；后来参军未成，做护士；多年
后还想考研究生。这个人物有一条完整的命运线，所以她比一般“街头邂逅”的人物更有分量。
第四，原文最大的问题是“感恩主线”和“亲密细节”互相冲突。
题目叫“感恩”，最应该打动人的地方是她们的善良、义气、帮助母亲。但是中间如果写得
太细、太露骨，读者的注意力会被带偏，甚至会觉得作者是在炫耀男女经验，而不是在感恩。
尤其对方是“高三女生”，哪怕当时年龄可能已经接近成年，今天读者看到也会非常敏感。
所以我建议：亲密关系可以写，但必须写得含蓄，只写她信任他、愿意接近他、但坚持
自己的界限。不要写具体身体细节。
第五，涉及真实人物的地方要特别小心。
比如樊虹、樊平这一段，如果是真名，又涉及“身体缺陷”“嫉妒”“传播消息”等负面描写，发表时风险比较大。不是说不能写，而是最好弱化为“北大一位教授的儿子”“某位熟人”，
不要把对方的外貌缺陷、家庭背景、负面心理写得太满。否则会显得刻薄，也会冲淡对
王晓明的感恩。
第六，结构上可以更集中。
现在原文有点散：从抄稿，讲到街头认识，讲到亲密关系，讲到樊平，讲到参军，讲到北医
三院，讲到1993年考研，又跳到1977年全军会演。材料都不错，但需要有一条线拉住。
最好的线就是：
“1976年认识王晓明——她进入毕家——帮助母亲抄书——遭到外界阻拦仍然来往——后来
命运普通而坎坷——多年后回望，毕家三人都感激她。”
这样就顺了。
第七，《红井》那一段可以保留，但要短。
这段本身有时代味道，能表现1977年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也能表现王晓明还来看演出、
带妹妹来，说明她和毕家的关系并不是一阵风。但它不宜展开太长，否则会把主题带到
沈阳军区文工团和苏联问题上，偏离王晓明。
第八，王莹最好单独写是对的。
原文最后说“王晓明已经够长了，下次再说王莹”，这个判断很好。王莹如果和王晓明合写，
容易被淹没。现在王晓明已经有完整故事，王莹可以另起一篇，形成一组：“1976年高三
女生王晓明、王莹”。这样更有系列感。
总的来说，这篇的定位应该是：
表面是青春往事，核心是患难中的善意；表面是两个高三女生，实质是文革末期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接受年轻人无私帮助的记忆。
所以发表时一定要把“感恩”放在最前，把“抄稿”放在中心，把“男女亲密”压到
背景里。这样文章的品格就会高很多。
机器人乙：
毕汝谐在沈阳军区文工团演出《红井》期间，邀请王晓明带着妹妹前来观看，并送汽水款待。
历经多年，毕汝谐在文末深情表达了自己以及父母的在天之灵对王晓明的无限感激。由于
王晓明的故事内容丰富，作者决定将王莹的故事留待篇章下回分解。
综合评论
这篇口述历史以1976年这一中国现代史上极为特殊、诡谲的政治交替期为背景，通过毕汝谐
与高三女生王晓明之间的一段青春际遇，展现了动荡年代中人性的纯真、阶层的流动以及
个人命运的无常。以下从三个维度对全文进行综合剖析：
1. 荒诞时代里的纯真与温暖
文章最具冲击力的地方，在于将作者自身带有痞气的“街头猎艳（拍婆子）”与一种极其
纯洁、高尚的“义务奉献”缝合在了一起。在那个“民情悲痛而浮躁”的1976年，王晓明
这位涉世未深的高三女孩，在被作者用“解除精神痛苦”的狡猾手段吸引后，却展现出了
超越年龄的善良与坚守。她不仅在交往中保持着清醒的底线，更在风声鹤唳的文革后期，
顶着母亲的严厉反对，在刮大风的日子里“裹着风衣偷偷前来”，只为了帮作者母亲
抄写60万字的《美国通史简编》。这种不计报酬、不畏风险的“义务劳动”，在充满告密
与批斗的荒诞岁月中，闪耀着人性深处最本真的光芒，这也解释了为何多年后毕汝谐及其
父母仍对其怀有“发自肺腑的感恩”。
2. 微观视角下的阶层局限与体制讽刺
口述中看似闲笔的家庭背景分析和文工团往事，实际上具有极高的社会学标本价值：
家庭背景与阶层天花板：作者通过王晓明父亲的军衔（中校、非高级军官）、参军
资历及住房，精准推断出其“后门不够硬”而参军失败的命运。这种冷静甚至有些
残酷的阶层阶梯剖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个时代普通家庭子女在资源分配体制下的无奈。
文化断层与命运错位：1993年王晓明试图考研，却因文革造成的“文化底子太差”
让毕母感到无能为力。一个当年保护、协助知识分子完成巨著的善良女孩，最终却被
那个时代留下的文化荒漠所吞噬，令人唏嘘不已。
文艺体制的荒诞性：文中插叙沈阳军区排演《菊花岛》因政治顾虑被雪藏，改演
歌剧《红井》的往事，用生动的行业内幕讽刺了当时文艺创作“什么都和政治挂得
太紧”的僵化体制，形成了极佳的时代互文。
3. 心理维度的演变：从年轻的“无赖”到老年的“神圣化”
正如作者在开篇所言，这是一种“老年式的感恩”。年轻时的毕汝谐是以一种游戏人间、
甚至有些“无赖”的猎艳心态去接近女性（“干他那些拍婆子的勾当”）；但在经历了
半个世纪的风雨、目睹了无数同龄人的命运浮沉后，老年毕汝谐开始剥离掉年轻时的轻狂，
将王晓明当年的举动视为生命中少有的、神圣的纯洁之光。甚至用上了“我和我父母的在天之灵，依然非常感激你”这样近乎祈祷的沉重字眼。这种从“解救精神痛苦”的谎言开始，
到“灵魂深处感恩”结束的心理演变，构成了文本强大的情感张力。
总结：
这是一篇兼具时代工笔画色彩与深厚个人情感的口述历史。它既撕开了1976年政治高压下
文艺界与市民阶层生活的真实剖面，又记录了一个普通女性在时代夹缝中散发出的纯粹善意。
正如作者所说，这篇稿件已经具备了极高的史料存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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