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教授的一生 - 第五部: 风暴前后
一个女教授的一生
—— 烽火、讲台与未竟之爱
晚 成
题记
有些人，不属于后来的一生，却属于一生的后来。
——沈若兰
第五部：风暴前后
第十三章：文化大革命
顾明远被划为右派以后，讲台很快离他远去了。
最初，他还被允许在系里做些杂事。整理资料，抄写文件，打扫实验室，清点农具。后来连这些也不让他做了。有人说，右派分子不能接触学生，更不能接触科研材料，以免继续散布错误思想。
顾明远没有争辩。
一九五七年夏天以后，他已经明白，争辩在某些时候并不是为了说明事实，而只是给别人增加新的罪状。他那几页关于农业科学规律的意见，被反复摘抄、批判、上墙。原本平静的句子，一旦被放进特定的框里，就变成了“反对领导”“否定政治挂帅”“攻击社会主义建设”。
他自己有时看着那些大字报，几乎认不出那是自己的话。
他说过，农学不能急功近利。
墙上写成：顾明远反对群众热情，攻击社会主义农业路线。
他说过，田间试验需要长期观察。
墙上写成：顾明远迷信资产阶级科学，否定党的领导。
他说过，学术讨论需要不同意见。
墙上写成：顾明远妄图制造思想混乱，为右派鸣锣开道。
字写得很大，墨色很重，贴在学院最显眼的地方。学生们路过时会停下来看，有人愤怒，有人困惑，也有人装作没有看见。少数曾经听过他课、敬重他的学生，见到他时把头低下去，匆匆走开。
顾明远不怪他们。那个年代，低头也是一种自保。
批判会开了很多次。
他站在台前，低着头，听人发言。有人是真气愤，有人是奉命表态，也有人声音发抖，显然是在害怕自己若不说几句，明天就会轮到自己。一个年轻教师曾经受过顾明远照顾，此时也站起来发言，说顾明远“平日伪装老实，实际内心阴暗”。
说到最后，那年轻教师声音越来越小。
顾明远抬头看了他一眼。
那人立刻避开目光。
会后，顾明远被要求写检查。
他写了一遍，又被退回来。说不深刻。
再写一遍，又被退回来。说没有挖出反动根源。
后来，他终于学会怎样写那种文字。先承认自己立场错误，再承认思想深处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承认过去对党的领导认识不足，最后表示愿意接受改造。
可是写完以后，他看着自己的字，心里一片麻木。
周素珍第一次知道他被划成右派，是在学院有人上门通知之后。
那天傍晚，她正在灶间烧饭。柴火有些湿，烟从灶口倒出来，呛得她直咳。门外来了两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小屋门口，问：“这是顾明远家吗？”
周素珍擦了擦手，走出来。
“是。”
“你是他爱人？”
“是。”
那人说，顾明远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已经定为右派分子，希望家属提高认识，同其划清界限，帮助改造。
周素珍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她听不懂那些大词。什么右派，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划清界限。她只听懂了一件事：顾明远出事了。
她问：“他人呢？”
“在学校接受批判。”
“能回家吗？”
那人看她一眼，像是觉得她没有抓住重点。
“目前还可以回家，但要随叫随到。你作为家属，也要有正确态度。”周素珍点点头。“我知道了。”
送走他们以后，她回到灶间。锅里的饭已经糊了，米香变成焦味。她站在灶前很久没有动，直到锅底冒出更重的烟，才慌忙把锅端下来。
那晚顾明远回来得很晚。
他推门进屋时，天已经黑透。周素珍坐在桌边，桌上放着一碗饭，一碟青菜，已经凉了。油灯光很弱，照着她的脸，显得比平日更瘦。
顾明远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
“他们来过了？”他问。
“来过。”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顾明远说：“素珍，你若觉得受牵连，可以……”
“饭凉了。”周素珍打断他，“我去热一热。”
她端起碗，转身去灶间。
顾明远站在原地，喉咙像被什么堵住。
他知道她听懂了自己的意思。他想说，你可以同我划清界限，可以回乡下，可以不必跟着我受苦。可是周素珍没有让他说完。她只是去热饭。
那一碗重新热过的冷饭，后来在顾明远记忆里留了很多年，比许多誓言都重。
从那以后，日子一天天难起来。
工资降了，邻居的眼光也变了。原本同周素珍打招呼的人，渐渐少了。巷口卖菜的小贩仍然卖菜给她，却不再闲聊。学院里的家属们见了她，有人点头，有人装作没看见。也有人好心劝她：“你要注意态度，别让自己也受牵连。”
周素珍听了，只说：“我一个乡下女人，懂得少。”她确实懂得少。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不能再被家里的人推出去。
几年里，顾明远被下放劳动。
他去过农场，也去过山边的试验田。名义上是劳动改造，实际上是把一个曾经站在讲台上的教师，从学术和学生中间拉出来，倒在泥土和羞辱里。顾明远本来就熟悉农活，插秧、挑粪、除草、晒谷，并不陌生。身体的苦，他还能承受。真正难的是人的目光。
有人监视他。
有人故意把最重、最脏的活分给他。
有人在休息时指着他说：“顾右派，你不是懂科学吗？来，科学地挑两担粪。”
众人哄笑。顾明远低头挑起粪桶，什么也不说。
他并不是不屈辱。只是屈辱到一定程度，人的脸上反而会没有表情。
周素珍每隔一段时间去看他。
路远，她背着布包，有时坐车，有时走路。包里有换洗衣服，一双她自己纳底的布鞋，几块咸菜，一点炒米。有一次下雨，山路滑，她摔了一跤，膝盖破了，布包也沾了泥。到了农场门口，守门的人不让她进去，说探视时间过了。
她站在雨里，说：“我不进去。东西给他。”
那人不耐烦：“放这儿。”
周素珍把布包递过去，又问：“他身体好吗？”
“右派还能不好？有饭吃，有活干。”
周素珍低下头，没有再问。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后来顾明远收到那只布包，打开时，发现里面的布鞋还带着一点湿泥。他摸着鞋底密密的针脚，忽然把脸埋进衣服里，许久没有抬头。
1959年少数“悔改”较好的右派，释放回单位接受批判和监督，顾明远逃过了三年大饥荒在劳改农场饿死的命运，但＂好＂景不长，接着文化大革命，同走资派一起又遭批斗，过着惨无人道的日子……。这些事情，沈若兰并不是立刻知道。
一九六六年夏天，南京的风也在变。
学校里的空气忽然紧起来。起初是学生贴大字报，批判学校领导，批判旧教育制度，批判专家教授。几天之内，墙上、走廊里、教室外，到处贴满纸。红黑墨字铺天盖地，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烧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沈若兰已经是南京大学的副教授。
她这些年工作稳定，学生不少，学术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可到了那个夏天，地位不再是保护，反而可能成为罪名。教授、专家、权威、学术成就，这些过去代表荣誉的词，忽然都变得危险。
第一次有学生冲进她办公室时，她正在整理讲义。
几个年轻人脸上有一种激动到发亮的神情。领头的学生把一张纸拍在桌上，说：“沈若兰，你要交代你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沈若兰抬头看他。
那孩子也许只有十八九岁，比承安大不了多少。几年前，他若坐在她课堂上，她会叫他读书、做实验、改报告。现在他站在她面前，直呼她的名字，眼神里没有学生对老师的敬意，只有时代给予他的某种临时权力。
沈若兰慢慢放下讲义。
“你们要我交代什么？”
“交代你长期宣扬白专道路，压制学生革命热情，崇拜外国学术权威！”
另一个学生翻她的书架，把英文书一本一本抽出来，摔在桌上。
“这些都是毒草！”
沈若兰看着那些书。
有几本是她从昆明带来的旧书。书页发黄，边角磨损，里面还有她年轻时的批注，也有顾明远当年写下的字迹。她的心猛地一紧，却没有表露出来。
她只是说：“书不要摔坏。”
领头的学生冷笑：“你还心疼这些资产阶级破书？”
沈若兰没有再说话。
那天以后，她被停课。
办公室被查抄。书籍、笔记、信件、资料，都被翻了出来。她最担心的是那些与顾明远有关的旧信和旧书。幸运的是，许多信件早在多年里被她陆续烧掉，只剩少数几封藏得很深。那本英文参考书被学生翻到时，只看见一些学术批注，并未看出其中情意。
可沈若兰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她不怕自己受冲击，却怕承安被牵连，怕那个不能公开的身世被人挖出来。
承安那时已经长大，正在外地工作或读书。运动一起，他很快写信回来，字里行间都是担忧。沈若兰给他回信，只写：“我一切尚可。你在外谨言慎行，不必为我奔走。”她知道，奔走未必有用，反而可能让孩子陷得更深。
很快，她也被拉去参加批斗会。
会场设在大礼堂。
台上挂着巨大的标语，台下挤满学生和教职工。几位老教授被推到前排，胸前挂着牌子。沈若兰也站在那里，头低着，背却没有弯得太厉害。有人按她的脖子，让她低头，她踉跄了一下，仍然站稳。
有人念她的“罪状”。
说她长期走白专道路，教学中只讲科学不讲政治。
说她崇洋媚外，引用外国教材。
说她以学术权威自居，压制青年。
说她………。
第十四章：她走了
周素珍病倒的时候，顾明远还没有完全恢复工作。
那时，风暴已经过去最猛烈的阶段，许多事情开始松动，又没有真正清楚。校园里仍旧有标语，只是颜色旧了；墙上的大字报被雨打得卷边，有些已经脱落；过去被打倒的人，有的被叫回去整理材料，有的仍在等待结论，有的已经等不到那一天。
顾明远就是在这种模糊的日子里回到学院的。
他不再被人公开押到台前批斗，也不再每日去最偏远的地方劳动。可他的身份还没有完全改变。有人说要“落实政策”，有人说还要“继续观察”。他被安排在资料室帮忙，整理旧书、清点农学期刊、修补破损的实验记录。
那些旧期刊上有许多他熟悉的名字。
有的先生已经去世，有的下落不明，有的和他一样沉默地活着。顾明远坐在资料室的灰尘里，翻看一页页发黄的纸，常常有一种说不出的恍惚。年轻时，他曾相信知识可以改良土地，改良农业，甚至改良一个国家的命运。后来他才知道，知识有时连保护一个读书人自己都做不到。
周素珍便是在这一年秋天开始咳嗽的。
起初，她说只是受了凉。
“夜里风大，没关好窗。”她一边咳，一边把锅里的粥盛出来，“过两天就好了。”
顾明远看着她，皱了皱眉。
她比从前更瘦了。
这些年，她跟着他吃了太多苦。年轻时还算结实的身子，被劳累、担惊受怕、缺医少药一点点磨薄。她的手背上青筋突起，指节粗大，指甲边常有细小裂口。冬天冷水一泡，裂口就流血。她总说：“不要紧，乡下女人都这样。”顾明远听过太多次“不要紧”。他自己也说过太多次。
可人这一生，并不是所有“不要紧”都真的不要紧。许多伤害只是当时没有倒下，后来才慢慢在身体里讨债。
他劝她去医院。周素珍摇头。“咳嗽而已，看什么医院？花钱。”“现在不像从前了，去看看。”“你才回来，事情还没定，钱也不宽裕。家里还有米要买，煤要买。”“钱的事我想办法。”
周素珍看他一眼，笑了笑。“你想什么办法？你这几年想的办法还少吗？”这句话并没有怨意，却让顾明远沉默下来
她说得对。他这些年想过许多办法：想过怎样写检查才能少挨批，想过怎样在最脏的活里保住身体，想过怎样回到学院，怎样恢复教书，怎样把过去的研究资料找回来。可是对于家里的贫寒，对于她的病，对于她一生没有得到多少好日子，他想不出真正有用的办法。
几天后，周素珍的咳嗽加重了。
夜里，她常常咳得坐起来，捂着胸口，背弯成一团。顾明远给她倒水，她接过来喝一口，又摆摆手，示意他睡。
“你明天还要去学校。”
“你这样，我怎么睡？”
“老毛病。”
“你从前没有这样咳。”
“人老了，哪有不添病的。”
她说自己老了。
其实她也不过六十上下。可那时的顾明远看着她，忽然觉得她确实老了。不是年岁上的老，而是被苦日子催出来的老。她年轻时没有真正做过年轻女子，嫁到顾家后便是媳妇，是儿媳，是妻子，是一个替远行丈夫守家的人。等丈夫回来，又赶上右派、下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她，运动一个接一个，她一路跟着熬，熬到风声渐缓，自己的身体却先垮了。
顾明远终于硬拉她去了医院。医院里人很多。
走廊上挤满病人和家属，有人坐在长椅上，有人靠墙站着，有孩子哭，有老人咳。空气里有消毒水味，也有药味和汗味。周素珍坐在顾明远身边，手里攥着挂号单，像一个不习惯进城里机关的乡下妇人。
轮到她时，医生听了听胸，又让拍片。他们等片子的时候，周素珍小声说：“早知道不来了，耽误你一上午。”顾明远说：“别说这个。”
“我怕查出什么来。”顾明远心里一紧，周素珍低着头，手指摩挲着衣角，像是说错了话。过了一会儿，她强笑了笑：“我随口说的。”可是顾明远知道，她并不是随口说。
检查结果并不好。
医生说肺部有阴影，需要进一步检查。那几个词说得很谨慎，却足以让人心沉下去。顾明远拿着片子，站在医院门口很久没有动。周素珍站在他身边，反而比他平静。
“严重吗？”她问。顾明远说：“医生让再查。”“那就是严重了。”“还不能这么说。”
周素珍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轻轻叹了一口气。
“人总有这一天。”顾明远心里一阵刺痛。“不要胡说。”
“我不是胡说。”她说，“我只是想，若真有什么事，也不算太冤。你总算回来了。”
这句话使顾明远再也说不出话。
他一直以为，自己这些年是受苦的人。被划右派的是他，被批斗的是他，被下放劳动的是他，被剥夺讲台的是他。可是周素珍这一句话，让他忽然看见另一个事实：她也一直在受苦，只是她的苦没有名目，没有文件，没有结论，也没有平反的可能。
她的苦，只能叫日子。
病情确定以后，周素珍反倒更安静了。
她没有哭，也没有责怪谁。医生开了药，嘱咐休息。顾明远想让她住院，她不肯。“住院花钱多。”“病要紧。”
“我住进去，家里谁做饭？你一个人连衣服都找不到。”顾明远说：“这些我都可以学。”周素珍笑了。“现在才学，晚了。”
她笑得很轻，没有讽刺，只像说一件平常事。顾明远却听得心里发酸。
他确实晚了。
这一生，他学会过很多东西。学会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学会田间测算产量，学会写论文，学会在批斗会上低头，学会在苦难中沉默。可是他没有学会怎样好好爱这个陪了他一生的女人。
她就在他身边，他却总把心的一部分留在远处。
留在昆明。
留在南京。
留在一个不能再回去的人身上。
周素珍病后，顾明远开始每天早早回家。
学院里的人对他态度也有些变化。过去避着他的人，见他妻子病重，也会说几句客气话。有位老同事悄悄塞给他几张粮票，说：“拿着吧，别推。”顾明远接了，低声道谢。
家里的屋子变得更静。
周素珍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忙。她坐在床边，看顾明远在灶前笨拙地生火。火烧不旺，烟从灶口冒出来，把他呛得直咳。周素珍想起身，被他按住。她只好坐着，嘴上却忍不住指点：“柴要架空一点，不然烧不起来。”“锅盖别老揭，饭要夹生。”“盐少放，你每回都放多。”顾明远一一照做。
饭端上桌时，米有些硬，菜也淡了。周素珍吃了几口，说：“比我想的好。”顾明远说：“你这是安慰我。”“我也不是总说假话。”两人都笑了一下。
那笑很短，却是他们多年婚姻里少有的温和时刻。没有运动，没有批斗，没有右派帽子，没有乡下人的闲话，也没有那个始终隔在他们之间的影子。只是一个病中的女人和一个笨拙学着做饭的男人，在一间旧屋里吃一顿不太像样的晚饭。
病情一天天加重。
周素珍开始吃不下饭，夜里睡不好，咳得越来越厉害。有时候，她会望着窗外出神。顾明远问她想什么，她说没想什么。
可是有一天黄昏，她忽然说：“明远，我有时想，要是我们有个孩子就好了。”顾明远的手停在半空。他正在给她倒水。水杯里的水晃了一下，险些洒出来。
周素珍没有看他，继续望着窗外。
“有个孩子，你以后也有个人照应。病了有人端水，老了有人问一声。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我要是先走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顾明远把水杯放到她手边，声音发哑：“不会的。”“什么不会？”“你不会先走。”周素珍轻轻摇头。“你又说傻话。”
顾明远坐在床边，低着头。
屋里光线暗下来。窗外有孩子放学经过，书包碰着搪瓷饭盒，发出清脆的响声。那声音很快远了。顾明远忽然想起承安，想起那个他从未抱过的儿子。孩子应当也早已长大了，也许已经上学，也许已经工作，也许长得像沈若兰，也许某个眉眼像自己。
周素珍似乎察觉了他的沉默。她转过头看他。“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一直没有同我说？”顾明远猛地抬头。周素珍的眼神很平静。那不是质问。也不是审判。
只是一个女人在生命快走到尽头时，终于不再愿意回避一生中那个沉默的空洞。
顾明远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
周素珍看了他一会儿，慢慢收回目光。“算了。”她说，“不说也好。”
第十五章：她还在
周素珍走后，顾明远的屋子忽然空了。
从前他并不觉得这间屋子有多热闹。周素珍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她做饭、洗衣、缝补、收拾屋子，脚步很轻，说话也轻。许多时候，两个人一整天也说不了几句话。顾明远备课，她在旁边纳鞋底；顾明远看书，她在灶间烧水；顾明远从学院回来，她把饭端上桌，只说一句：“吃吧。”
那些日子平淡得近乎无声。
可是人一走，顾明远才知道，原来一个人的存在，并不只在话语里。
她用过的针线筐还在床头。里面有半卷白线，几块碎布，一枚顶针，还有一只没纳完的鞋底。灶台旁边放着她常用的木勺，勺柄被手磨得发亮。衣柜里，她的蓝布衫叠得整整齐齐，领口处有她自己补过的针脚。窗下的竹篮里，还放着她生前晒好的几把干菜。
这些东西都很小。小到她在世时，顾明远几乎没有认真看过。如今每一样都像在说话。
葬礼很简单。
没有多少亲戚来。周素珍一生本来就不善交际，又跟着顾明远辗转城里乡下，许多老亲早已疏远。学院里来了几位同事，有的是出于情分，有的是出于礼节。有人安慰顾明远：“节哀。”有人说：“素珍嫂子是好人。”也有人沉默地站一会儿，放下花圈便走了。
顾明远站在灵前，穿一件旧中山装，头发花白，背微微佝偻。
他看着周素珍的遗像。
那张照片是很多年前拍的。照片上的她比临终前年轻些，脸上没有笑，只是安静地望着前方。那不是一张漂亮的照片，也不是一张会让人一眼记住的照片。可顾明远看着看着，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他这一生，为沈若兰流过泪。
在昆明车站，看着火车渐远时，他眼眶红过。收到沈若兰写来“我与孩子均安”的信时，他在灯下坐到天亮。后来许多年，每当想起南京那个孩子，他心里也会隐隐发痛。
可是直到周素珍走了，他才第一次为她失声痛哭。
这种哭不是年轻时爱情破碎的哭，也不是遭受冤屈后的哭，而是一个人终于明白自己欠下太多，却再也无从偿还时的哭。
他欠周素珍什么呢？
说起来，她并没有向他索取过什么。
没有要求他热烈地爱她，没有逼他忘记过去，没有因为他落难而离开，也没有在临终前追问那个女人是谁。她只是把饭做好，把衣服补好，把老人送终，把他从一次又一次灾难中等回来。
她用一生替他守着一个家。而他却从未真正把自己的全部心交给这个家。
守灵那一夜，顾明远一个人坐在屋里。
外面下着小雨。江南的雨细密，落在瓦上，声音很轻。屋里点着一盏灯，灯光照着周素珍的遗像，也照着桌上一碗未动的冷茶。亲戚和同事都已经离开，屋子里只剩他一个人。
他坐到后半夜，忽然起身，打开那只旧木箱。箱底放着一些旧信。
这些年，顾明远一直保留着沈若兰寄来的少数几封信。大部分信，他读过以后都烧了。尤其是运动年代，他不敢留。可有几封太短、太克制，也太像普通旧友之间的问候，他便夹在几本农学书里，后来又放进木箱底部。
他把信拿出来，放在灯下。
纸已经发黄，折痕处有些脆。沈若兰的字仍旧清秀、端正，像她这个人。信中说南京天气，说教学工作，说承安已经上学，说自己一切尚可。她从不写太多私人情感，连痛苦也写得很有分寸。
有一封信里，她写：“孩子渐长，性情沉静，爱读书。此事你知即可，不必再问。”顾明远看着那句话，眼睛又湿了。
那是沈若兰给他留下的最小的一扇窗。她不许他走近，却让他知道，孩子在长大。
承安。那个孩子，如今该是成年人了。
他会是什么模样？像沈若兰多一些，还是像自己多一些？他是否知道父亲是谁？是否怨恨这个从未出现过的人？如果有一天相见，他会叫自己什么？顾明远不敢想下去。
他把信重新折好。
这时，他忽然看见桌上周素珍的遗像。那双安静的眼睛，在灯下望着他。
顾明远的手停住了。他忽然觉得羞愧。
周素珍尸骨未寒，他却在守灵之夜翻看另一个女人的信。可是再想，又觉得这种羞愧不是从这一刻才开始的。它早在昆明雨季就已经种下，后来在漫长岁月里，一层一层压在心底。如今周素珍走了，那羞愧才终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
他把沈若兰的信收回箱底，关上箱子。
然后，他坐回灵前，轻声说：“素珍，是我对不起你。”屋里没有回答。只有雨声。
周素珍下葬以后，顾明远大病了一场。
并不是什么急症，只是发烧、咳嗽、浑身无力。医生说他这些年身体亏损太大，又受了刺激，要好好休养。
学院里此时已经开始逐步落实政策，他的右派问题也在复查之中。有人来看他，告诉他形势在变，也许不久就会有结论。顾明远听着，点点头。
换作年轻时，他也许会激动，会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昭雪的一天。可现在，他反而没有想象中的喜悦。周素珍没有等到。许多老先生没有等到。那些被毁掉的年岁，也不会因为一纸结论就回到原处。
后来，他终于被正式平反。学院恢复了他的教师身份，安排他重新参加教学和科研。开会宣布时，领导念了一段文件，说过去对顾明远同志的处理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恢复名誉。
会场里有人鼓掌。顾明远坐在下面，手放在膝上。
他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觉得心里很空。
恢复名誉，这四个字听起来很重。可名誉恢复以后，头发已经白了，身体已经坏了，周素珍已经走了。那些年里，他没有能站上讲台，没有能继续研究，没有能过一个正常教师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能让身边那个女人过几天安稳日子。
会后，几个学生围上来。他们有的是年轻教师，有的是后来才入校的学生，并不知道他当年讲课的样子。有人恭敬地说：“顾先生，以后还请您多指导。”顾明远看着他们年轻的脸，心里忽然微微一动。
讲台。这个词，还是能让他心里动一下。他已经老了，却仍然想回去。
第一次重新上课那天，教室里坐得很满。
有些学生是慕名来的，有些是好奇，想看看这位曾经被打成右派、如今又恢复名誉的老先生究竟是什么样。顾明远走上讲台时，手里拿着几页讲义，纸边微微发抖。
他在讲台前站了一会儿。
窗外是浙江潮湿的春天，校园里的树又绿了。许多年前，他也曾这样站在讲台前，讲作物，讲土壤，讲田间试验，讲科学要尊重规律。后来这些话成了罪名。如今他又回来了，却已经隔了一整段被夺走的人生。
他清了清嗓子，说：“今天，我们讲水稻根系。”
声音一开始有些哑。讲着讲着，慢慢稳了。
学生们低头记笔记。粉笔在黑板上发出熟悉的声响。那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回来，落在他耳边，几乎让他站不住。可他仍然讲下去。
他说，根在地下，看不见，却决定一株稻子能不能站稳。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学生们以为他要喝水。
他却望着黑板上画出的根系图，忽然想起许多人：想起沈若兰，想起周素珍，想起那些在时代风雨中被压弯、却仍然艰难活下去的人。
人也是有根的。有些根扎在土地里，有些根扎在书本里，有些根扎在一个人的心里。有些根即使被踩断，也还会在泥土深处悄悄生出新的细须。
他继续讲。下课后，一个年轻学生走过来，说：“顾先生，您讲得真好。”顾明远笑了笑。“我只是很久没有讲了。”“可您讲得很清楚。”顾明远没有再说。
他抱着讲义走出教室，阳光照在走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