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文明-国家”的极右翼支点，导致现代中国无法实现政教分离

这篇文章试图挑战迄今所有现代中国叙事所隐含的一个绝非不言自明的基本假设。这里首先要指出，关于到底什么是中国，中国概念的具体含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国家？尽管版图似乎大部分重合，但前者实际上是基于北方多元民族文化基础而定都北京，后者则是基于华南沿海资产阶级的主导权定都南京，又迁移到台北。

但本文重点谈及的问题，不是详细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差异，主要目标并非聚焦于当代。之前也写过文章，讨论过一些相关议题，比如现代中国究竟是否实现了政教分离？这个问题固然可以商榷。相信对很多中国人而言，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当然实现了政教分离。但本文认为，上述结论实际上又是错误的。

本文主要涉及古代的东亚大陆，或者说是传统的古典中国概念。但需要关注的是，有一些西方的学者，譬如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就在他的作品中，比如《儒教与道教》，批判过古代中国对于宗教的不宽容现象。尽管按后来的很多中国学者和汉学家的考证，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有很多问题，在上述很多学者看来，这是一本不够严密、不够成熟的著作。但此处仅针对韦伯对于宗教现象的描述观察而言，他的结论并非背离事实。

纵观东亚大陆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政权，在古代封建王朝的“超稳定”时期，除了像早期唐朝这样由鲜卑人和五胡后裔主导北方军事力量的极少数时期，即安史之乱之前，唐朝走向巅峰的某些时段，东亚大陆的主流文化在总体上能够表现出较强的多元化和包容力的特征，在其他时段，马克斯.韦伯的表述还是比较符合真实情况的。

本文试图追根溯源，考察东亚大陆思想最活跃的更远古时代的情况。笔者为此也阅读了一些实际上是源自宋代官方制造的所谓先秦诸子著作，比如《论语》、《孟子》、《荀子》等作品。总体感觉是，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权处于分裂割据阶段的文化现象，反而是异常繁荣和充斥活力的，但东亚大陆的主流文化很可能在起源时期就未能埋下政教分离的基因结构。这一点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也是东亚大陆历史中形成漫长的“政教不分”时代的深刻根源。

在《荀子》的第二十八篇“宥坐”中，曾谈到孔子的这样一段经历：孔子做鲁国的代理宰相，结果当政仅七天就杀掉了与孔子针锋相对在鲁国讲学的学者少正卯。当面对弟子的质疑，孔子则大言不惭，大谈人性五大罪恶，只要具备其中之一就应遭诛杀。并且，孔子认定讲学的少正卯同时翻了这五种罪恶，因此必须遭到诛杀。

看过这样的表述，不禁令人感到后背有一丝寒意。尽管孔子号称圣人，在《论语》中有很多道貌岸然的表述，不可谓不冠冕堂皇。而且，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在《孟子》一书中，孟子也有很多关于浩然正气的表述，恐怕比《论语》更生动活跃，也更加令人感动。即使不谈孔孟，在《荀子》中，荀子对于自身（或儒学）思想体系的表达，变得更加庞杂且细致入微，很多表述也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但一以贯之地，这些思想家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思想体系，那么究竟怎么确定谁是异己，谁是正统？如果我们可以如此诛杀异己，那么是否还存在所谓的正确？

这样对照下来，这恐怕就凸显出东亚大陆政教体系的早期文化和思想在起源之处就早已存在的一个重要局限。孔子的一句名言，正所谓“不知生，焉知死？”，片言只语之间，却流露出一种浓厚的“世俗基本教义”倾向。如果按照儒学的正统理解，古典中国概念的正统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就应当是现世主义的，是去宗教化的，也必然会割弃一切超验维度。此后的历史记录也表明，在东亚大陆的漫长演化过程中，曾经传入佛教、袄教、景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文化，但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些思想最终未能对古典时期的中国文化构成太大影响，反倒被东亚大陆各地的本土文化逐步塑造成世俗中心和现世化的形态，甚至渐渐化作乌有，这就足以证明东亚大陆古典文明形态的特殊性。

从现代视角观察，政教分离的现代起源主要是在美国，更远的源头则是罗马帝国。但不同于东亚大陆地区，美国或欧洲（古罗马）总体上都是基于宗教文化的社区。对古典中国概念而言，作为一个主要基于现世主义文化形态的社区，从现代视角来看，并不能简单地用无神论或共产主义概念统摄内涵，恐怕也仍然未能真正实现政教分离。

分析其中的重要差别，古代中东地区由于纵横交错，处于交通枢纽，而且那时也气候宜人，水草丰盛，绝非今日的沙漠，因而成为古典宗教文化最为聚集的中心地区。中东由此产生犹太-基督教传统，孕育几大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即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此后天主教传入欧洲，后来发生新教改革，基督教又进入北美生根发芽，打造出一片全新的信仰天地。

但与东亚大陆的文化形态不同，欧美世界的文化演进具有两个独特的特征。其一是欧美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漫长宗教时期，与古代东亚大陆的世俗中心主义不同，它具有非常浓厚的信仰中心主义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欧美经历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相互制衡，王权同教权反复较量。尤其在美洲，这一较量最终帮助北美独立，形成了近现代文明的美国中心。其二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多元化的政治博弈最终形成了政教分离的方案。政教分离的本质，实际上是基于信仰中心主义的一种政治妥协。

早期的美国虽在名义上是由宗教社区主导，基督教／天主教占绝大多数人口，但经历宗教改革之后，思想的解放造成信仰宗派林立的局面。名义上广泛存在的新教信徒，实质观点并不一致，宗教、伦理和政治主张甚至有可能完全不同。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建国初期经历了异常激烈的“诸神之争”局面。而作为美国国父之一的杰弗逊的一句名言，表明了政教分离的基本立场：我们的邻居究竟信奉什么神，这完全是私人事务，同政府无关。“政府和教会的分离”，正是在这样一种美国语境下得以产生。

然而，若考虑美国的宗教背景，这样一种依据诸神之争来进行界定的“政教分离”仍只是一种狭义理解。政教分离更深刻的含义在于，面对经常会超越于现实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大分歧，政府是否应当同价值、伦理世界保持距离？还是应当直接介入这种价值观、伦理观和世界观的论战？从美国的情形来看，政教分离的核心在于政府不干预教会，政治权力同信仰权力两相分离，相互尊重，又保持独立。

但从古代东亚大陆的情况来看，则广泛存在一种政府控制一切的世俗中心主义特征。尽管在名义上东亚大陆并不广泛存在一个宗教型社会，这种表面的世俗生活方式其实同政教分离的方式又是非常不同的。尤其以宋代官方主导的编史学为起点，后来的二十四史的基本框架，都是强调所谓单一起源的套娃结构，即预设所谓不言自明的秦汉起点，外加孔孟炎黄的圣贤思想叙事，通过一整套依附于中央官僚集权的特殊历史叙事来广泛控制人民的思想。

抛开欧美世界的信仰／宗教中心主义和近代世界的诸神之争，从远东地区的情形来看，由于东亚大陆自古所具有的特殊封闭地缘，事实上是形成了一种浓厚的世俗中心文化和中央集权政治语境。同欧美的王权与教权的反复争夺不同，传统的古典中国概念只是在其文明起源阶段具有微弱的教权特征。比如在真实性尚且存疑的夏商周时代，部分出土文物显示，世俗王权还部分具有对于超越世界的敬畏之心，尚不发达的巫术＼神话体系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约束能力。但从东亚大陆后来的文明演进过程来看，世俗权力基本上是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巫术＼神话体系不但未能得到契机进一步发展为复杂的教权文明体系，反倒进一步衰退为民间的零散活动。由此，古代的东亚大陆日益确立一种以皇权为中心且高度依赖于世俗政府和官僚集权的权力格局。世俗同信仰之间，无法构成相互制衡的关系。

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局面，传统的古典中国概念，依附于所谓秦汉国家起源叙事和孔孟炎黄的思想起源，建构出一种独特的现世主义国家形态，这种政权既无法出现如欧洲宗教改革的那种“人人都可以直面上帝”的宗教解放，更无法出现后来美国的那种由于面临诸神之争进而采取政教分离方式来加以妥协的政治方案。

在这个过程里，以孔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保守派所宣扬的所谓人人皆可“成圣”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政治洗脑术，实质则是现世主义的类神话表述。虽然从外观分析，儒学的很多表述似乎接近于现代无神论，但所谓“圣人”趋向，也就相当于一种现世主义的、人人皆可努力成就的此生中的神＼上帝的形象。因此，儒家宣扬的积极入世，实质是以一种特殊的现世主义方式，表达了一种只关注当下妾身利益的群体意识和特殊宗教结构。传统中国概念的世俗中心主义正是以这种不为人关注的经典叙述和类神话方式加以巩固和确立。

但在本质上，古典儒学隐含的宗教结构与现代性催生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无神论观念又是两回事。严格讲，共产主义也是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演化产物，但与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不同，它激烈地批判私有制，最终是要彻底否定资产阶级宣扬的形式合理性。而共产主义运动要求的所谓无神论观念，是针对那些依附于私有制的传统宗教意识形态，激烈地反传统。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不是基于现实主义观念和差序格局，而是强调革命意识，超越于现世秩序，突破阶级壁垒和种族意识，实现未来人人自由平等的崇高普世理想。因此，所谓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倾向，与儒学的无神论或现世主义倾向，并不是一回事。从儒学宣扬的差序格局、现世角度和类似于种族主义的拜祖文化来看，共产主义仍带有过多并不切合实际的未来超验之维，因而也是不敬苍生敬鬼神，这就不够现世主义，不够无神论。

尤其还需要注意的一点，随着现代化进程，现代中国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变得日趋功利、世俗化，持久延续的无神论文化广泛扩散。此时很多中国人容易将上述源于古典儒学观念的世俗中心主义现象与欧美的世俗化现象相混淆。然而，以美国为代表，世俗化的渊源并不在于彻底排斥宗教文化，而在于协调诸神之争。

相反，蕴含于古典中国概念的世俗中心主义，其渊源则在于现世主义生活方式对信仰＼彼岸观念的彻底排斥，这其中也包括了共产主义运动蕴含的乌托邦概念和普世革命理想，都必然会随之被否定。这恐怕是当代中国人应加以注意却容易忽略的本质不同。针对上述历史进程，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传统的古典中国概念和官僚资产阶级文化的局限性，反复强调官僚资产阶级比自由资产阶级更加反动，这也是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仔细分析，所谓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权贵世袭阶层，其实也正是儒学现世主义观念的最佳载体。对官僚资产阶级而言，由于权力体系的垄断、固化和高度封闭特性，所谓的“差序格局”、“拜祖情结”和“圣贤文化”，尤其是私有制文化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否定，自然也就都会变成针对无产阶级的最有效的愚民洗脑工具，其中隐含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当然可以比形式上更具竞争性和流动特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文化形态更加反动。

由此可见，按照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推演下去，现代中国只有弘扬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社会广泛推动继续革命进程，这才能彻底突破传统古典国家概念的束缚，超越官僚集权文化主导的现世主义观念和“差序格局”，真正实现现代国家概念的普遍化政教分离属性。这正是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号召红卫兵砸烂孔家店，颠覆“五千年文明-国家”叙事及其集权官僚机器的根本原因。否则，东亚大陆的大一统国家形态也就注定会陷入古典极右翼文化怪圈，官僚集权文化主导的极右翼国家观念与现世主义合而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无法实现政教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