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力群自述看左王的人品

从邓力群自述看左王的人品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出版后，左派称赞他刚正不阿、敢于担当、信仰坚定。有些人虽然不认同他的观点，但也赞扬他的人品。认为观点和品格是两回事。其原因是在他的自述中，说四人帮批邓时，他没有上推下卸，把所谓“大毒草”《论总纲》的责任扛下来了。自述中说：“很多地方传，小平同志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我很好奇，左派爱唱高调，违反人性，大抵虚伪。难道左王邓力群能例外吗？特意找到此书一读，以解疑惑。

此书没有大陆版，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此事极为讽刺。邓的自述载1981年胡耀邦、周扬等主张对民间团体、民办刊物采取立法手段登记管理。经书记处讨论，决定制定《结社法》、《新闻出版法》等，这完全符合“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邓力群、胡乔木向陈云告状，陈云说：“无论如何不能立法让他们登记，我们过去就是钻国民党《出版法》的空子，今天不能让他们钻；必须让他们处于非法地位予以禁止。”在邓力群等左派反对下，中国没有出版自由，邓力群在大陆找不到出版社，只好在境外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让人想起秦国商鞅逃亡时，由于自己严格制定的户籍法，找不到旅店投宿的故事。一个自己挖坑埋自己的笑话。而邓力群在回忆录中多次对王若水在香港发表言论表示不耻，却不得不自我打脸，效法王若水，到香港出书。

邓力群号称左营第二号笔杆，文笔水平却很差。本书多是流水账，极为枯燥，很多章节可跳过。可观的是透漏了一些中共党内陈云、胡乔木、邓力群保守派与胡耀邦、赵紫阳改革派争斗的过程。邓力群在批判对方观点时，主要使用扣帽子，大话唬人、偷换概念的方法，缺乏逻辑说理性，可见左营理论家的水平。

四十年后，当年的左右之争中，被左派批判的私有制经济，精神污染、异化等都已成为中国的现实。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只剩下一个半：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不见了），充分证明了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保守派站在历史的错误一方。

很多中共领导人都有寡人之疾，邓力群也不例外。延安抢救运动中，有妇之夫邓力群就乘工作之便把有夫之妇范元甄“抢救”到自己的炕头上。这里只就书论书，从邓力群本人的自述看他的人品。

邓力群喜欢走上层路线，他在中国社科院任副院长时在做大会报告，称“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他把彭真、高岗、万里、薄一波的儿子，胡乔木的亲戚走后门调到社科院工作。彭真、薄一波和胡乔木都成为他的坚定支持者。他还把于光远的人大代表换给胡乔木。他借自己在文献办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办法，讨好、拉拢一些老人，如陈云文集、李先念文集。所以邓小平当时决定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时候，陈云和李先念都不赞成。十三大邓力群落选后，陈云立即写了封信，说邓力群一切待遇不变。邓力群推荐老粗王震当党校校长。据常务副校长冯文彬说，王震刚被任命，邓力群就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王震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改革派吴江，孙长江和阮铭调离。邓还经常到陈云、王震处打小报告。推老人到前台阻挠改革。

自述中有很多歪曲事实，自我吹嘘处。如1977年5月24日“邓让王老和我去看他，讲了一篇'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我回来整理出来，给了王老一份。我只在研究室内部传，没往外传。王老收到我的整理稿就广为散发，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垫了个底。”实际情况是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和邓力群为政研室将被取消一事去见邓小平，当时王震也在座。邓小平发表了一通谈话，其中谈及“两个凡是”。于光远对邓的谈话做了记录，之后整理出来。邓力群为了将整理邓小平讲话的功绩戴在自己头上，将于光远在场的事实整个抹杀。实际上，真正对“两个凡是”观点做出毁灭性打击的是胡耀邦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而作为理论家的邓力群对这场讨论却只字不提。自述中还说当时谈话时“我向小平同志说，为了应急，应付青黄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谁打算？邓力群当时并不负责教育。他似乎在暗示恢复高考是他的建议。其实，早在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所谓修正主义回潮时期，李昌就向邓小平提出高中毕业生通过考试直接上大学的建议。北京为此恢复了文革期间的第一届高中生，为直升大学做准备，后来因为黄帅事件，被四人帮破坏。我曾是那届高中生，对此印象深刻。

邓力群是1987年末倒胡事件的先锋。自述中说1988年他和胡耀邦见面，大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情意。而据胡耀邦秘书李汉平叙述：胡耀邦先拒绝了邓的请求。但邓力群执意要见，胡耀邦不好再回绝，只好勉强同意。结束后，胡脸色很难看。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饭也不吃。秘书询问，胡耀邦说：“他要我和他们一起倒赵。”胡耀邦说：“最后党内下发的那份检讨，下发前并未送我看过，那里面有的并不是我的话，他们凭空加上，只是为了羞辱我。”这份文件，正是邓力群的手笔。此事为胡启立发现，告诉了赵紫阳和邓小平。邓小平下令严查，认为做这种小动作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后来书记处研究室被裁撤，邓力群失宠。邓在自述中将此事责任推卸給手下。

邓力群在自述中说四人帮批判的大毒草《论总纲》（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起草者是自己，并把此文收入《邓力群文集》。正是因为这篇文章，他被称赞为硬汉，受到邓小平赏识。实际上《论总钢》是胡乔木提出、经邓小平同意，政研室集体撰写的第一篇文章。由邓力群负责，召集了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龚育之、吴冷西等共同编写。第一稿是由胡绩伟主持、余宗彦等几人参加起草的。第二稿由邓力群主持下集体写成，被胡乔木否定。第三稿由胡绩伟、龚育之拟了一个提纲，还没有成稿，邓小平就被第二次打倒。而四人帮批判的是胡绩伟的第一稿，与邓力群关系不大。

邓力群当中宣部长后，强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目的是镇住部里的自由派人士。可是他自己却不服从中央政治局的纪律。1983年，邓力群反对胡耀邦的经济政策，会上不讲，会后到陈云那里挑拨，说胡耀邦就是搞高速度，对“保四争五”不满意，要在第一个十年里翻一番，是冲你陈云来的。于是陈云亲自出马，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胡耀邦九大罪状，夺了胡耀邦的经济决策权。会后陈云、胡乔木计划召开全国省市书记会议倒胡。当天下午，没有请示，邓力群就到新华社的分社社长会上做了传达。说中央最近出了点麻烦。当天夜里，广东、上海等省市纷纷打电话到中央查问：“究竟中央出了什么麻烦”？”怎么刚刚撤了华国锋又要倒胡”？“到底还要不要同心同德搞四化”？广东省委把邓力群的讲话记录连夜报送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接获各地反应后，报告了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立即与在广东的叶剑英通话商量；叶剑英坚决反对召开胡乔木、陈云策划中的“倒胡”会议。于是邓小平把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要他们把整理的材料全部封存；说“胡、赵格局不能变”！1983年3月那场”倒胡”流产政变，到此结束。

邓力群对不同观点的人很霸道。在社科院大会上讲：“社科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因此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要以此为办学的指导思想。你们来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同意这一条就学下去，如不同意这一条，随时提出来，随时退学。”

邓自述中对不同观点的改革派学者说了不少坏话。对曾经的领导胡耀邦、赵紫阳语言尖刻，毫无尊重，没有一点儿政治家和学者的度量和风度。其不老实的态度包括自述中对其走麦城的历史事件都语焉不详，比如马丁事件。

岂止是小邓，中共大佬邓小平，也喜欢唱高调，言行不一。老邓惯会玩权术，时而用胡乔木邓力群反对改革派，时而用胡耀邦赵紫阳反对保守派。邓是典型的台上台下两面人。台下恭顺，台上骄横，邓小平开始赞成民主墙，因为民主墙支持他反对凡是派。后来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大字报，反对邓小平独裁，他就取消了民主墙和“四大”，判魏京生15年。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长文，严厉批评“一把手说了算”的制度，借此反对当时的一把手华国锋。但是邓当了第一把手后，就将此文束之高阁。并在江泽民接班时，宣告：“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同一年，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批评毛泽东：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这是封建主义的做法。他当第一把手后，不仅选择了下任领导人，而且隔代指定接班人。邓小平除了在台下时，发誓改悔，永不翻案，在台上时从不承认犯错。凡是邓小平参与的运动，邓小平都不肯彻底平反。像高饶反党集团和反右运动。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说邓对党的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意见，不要打击报复。可是在反右运动中，他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恼羞成怒，严厉打击敢言的知识分子。文革后，他特别严厉地坚持要判聂元梓十年徒刑，因为正是聂在北京大学发动的政治批斗导致了邓朴方的瘫痪。如同毛泽东，邓小平晚年，患了多疑症，把政治分歧，视为对他本人尊严的冒犯，其个人情绪和性格给中国历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邓力群的自述，令人想起雍正的《大义觉迷录》，越描越黑，自爆其丑。君子抑小人，已分明矣，何庸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