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教授的一生 - 第三部：雨夜分离
一个女教授的一生
—— 烽火、讲台与未竟之爱
晚 成
题记
有些人，不属于后来的一生，却属于一生的后来。
——沈若兰
第三部：雨夜分离
第七章：孩子
顾明远已有发妻这件事，像一场忽然落下的霜，把沈若兰心里刚刚长出的春意全压住了。
那天从教室出来以后，她没有回宿舍，也没有去图书馆。她一个人沿着校园后面的小路往外走。路上有泥，树叶被雨打得发亮，远处山色灰暗，像一幅被水浸湿的画。
她走得很慢。
有几个同学迎面过来，同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点点头。她怕自己一开口，声音会变。她更怕别人看见她的眼睛。她一向是安静、端正、自持的沈若兰，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已有妻子而在校园里失态。
可是，她心里已经乱成一片。
她想起顾明远说“我在家乡，已经成过亲”。
想起他说“她姓周，叫素珍”。
这个名字很普通，甚至有些旧式。周素珍。沈若兰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便觉得疼。她从未见过这个女人，却在那一刻清楚地感觉到她的存在。她不是一个虚影，不是一个旧礼教的符号，也不是顾明远口中可以轻轻带过的“父母之命”。她是一个活人，是一个在浙江乡下替他照看父母、替他守着家门、给他写信叫他保重身体的女人。
正因为如此，沈若兰连恨都觉得艰难。
如果那个女人蛮横、粗俗、冷酷，也许她还能给自己的痛苦找一个出口。可是从顾明远那些断断续续的话里，她听见的只是一个沉默、勤劳、无辜的妻子。
无辜二字，像一根针，扎在她心上。
顾明远对不起她。也对不起那个女人。
而她自己呢？
她是被欺骗的人，也是后来闯入别人婚姻的人。虽然她并不知道真相，虽然她没有存心伤害谁，可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人生最难的地方，不在于你完全无辜时受苦，而在于你明明受了伤，却也无法说自己与别人的伤毫无关系。
她走到校园外一片低坡上。
那里曾经是章先生带他们观察植物的地方。石缝里那几株小白花早已谢了，叶子被雨水打得贴在地上。沈若兰站在坡前，忽然想起那天下午，顾明远问她：“以后若真的有一间屋子，你希望它是什么样？”
她当时说，要有书架，要有一张大桌子，要有灯，窗外最好有树。
她甚至还笑着说，她的书房外面，是他的试验田。
现在想来，那些话像一场年轻人的梦。梦做得太真，醒来才格外难堪。
天又开始落雨。
细细的雨，像雾一样扑在脸上。沈若兰没有躲。她觉得自己该冷一冷。她不能哭，也不能喊，只能让雨水把脸打湿。这样即使眼里有泪，也分不清了。
那天晚上，她很晚才回宿舍。
赵敏一看见她，就知道出事了。
“若兰，你去哪儿了？我找了你半天。”
沈若兰脱下湿外衣，平静地说：“出去走了走。”
“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有点累。”
赵敏走近一步，看着她：“是不是顾明远？”
沈若兰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赵敏压低声音：“他欺负你了？”
沈若兰摇头。
她坐到床边，过了很久才说：“他成过亲。”
赵敏愣住。
屋里其他女同学已经睡下，有人翻身，有人轻轻咳嗽。昏暗的灯光下，赵敏的脸一点点沉下来。
“他有妻子？”
“嗯。”
“他以前没告诉你？”
沈若兰没有回答。
答案已经不需要说了。
赵敏气得声音发抖：“这算什么？他一路上那样对你，到了昆明又天天同你在一起，现在才说？”
沈若兰低声说：“小声些。”“我小声不了。”赵敏眼圈都红了，“若兰，你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她说不下去了。
沈若兰反而很平静。
也许不是平静，只是痛到深处，人反而会变得迟钝。她看着床头那本旧字典，看着夹在书里的几张纸条，看着顾明远替她抄的讲义，忽然觉得这些东西都变得陌生。它们原本是珍贵的，现在却成了证物，证明她怎样一步一步走进一个不能走进去的地方。
赵敏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若兰，你打算怎么办？”沈若兰摇摇头。她不知道。
若说从此不见顾明远，她做得到吗？她想自己应该做得到。一个女人的尊严，总不能低到去分享一个已有妻子的男人。可是情感不是课堂上的公式，不能因为理性给出答案，心就立刻照办。
若说继续，她更做不到。周素珍三个字已经横在中间。那不是一个抽象的名分，而是一条不能越过的河。
“我先不见他。”她说。这句话说出来时，她的声音很轻，却像用尽了全身力气。
接下来的几天，沈若兰真的没有见顾明远。
课堂上，她坐到更前面，不再回头。图书馆里，她换了位置，坐到靠墙的一侧。实验课后，她总是跟赵敏一起离开。顾明远曾经在廊下等她，看见她走来，向前迈了一步，她却停也没有停，只低头从他身边过去。
顾明远没有追。
他大概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追。
可沈若兰能感觉到他的目光。那目光沉在她背后，像一只无形的手，想拉住她，又不敢碰她。她每一次都把背挺直，直到走过转角，才觉得胸口疼得厉害。
章先生似乎也觉察了什么。
有一次课后，他把沈若兰留下，问她最近是否身体不适。沈若兰说没有，只是睡得不太好。章先生看着她，沉默片刻，说：“年轻时候的难处，常常以为是全世界最大的难处。可人要记得，难处再大，也不要把自己丢掉。”
沈若兰听了，眼睛忽然发热。
她知道章先生或许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可有些年长的人，看年轻人的脸色和沉默，已经能猜到几分。
“谢谢先生。”她低声说。
章先生点点头，没有再问。
这份不追问，使她更加难过。日子慢慢往前。
雨季还没有过去。校园泥泞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乾，食堂的粥仍稀得在飽饿之间，先生在教课，学生在听课，时而拉响警报，从清晨到晚上，人们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
第八章：昆明雨夜
沈若兰发现自己怀孕以后，整个人反而安静下来。
那种安静，不是平日里的沉稳，也不是读书时的专注，而像一盏灯忽然被罩住了，光还在，却透不出来。
沈若兰没有想告诉顾明远，从那次面对面说话后，她躲开一切机会同他接触。
最初几天，她甚至不愿意让自己去想这件事。她照旧上课，照旧去实验室，照旧把讲义抄得整整齐齐。章先生讲到植物胚胎发育时，她低着头，笔尖在纸上停了很久，直到墨水在纸面洇出一小团黑迹。
生命。
从前她在书里读这个词，觉得它庄严、清晰、可以被显微镜观察，可以被图表说明，可以用术语解释。可是现在，一个尚未成形的生命在她身体里悄悄发育，没有征求她的同意，也没有给她准备的时间。
她害怕。但她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把这个孩子只看作一个错误。那是她和顾明远的孩子。也是她必须独自面对的命运。
赵敏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那天晚上，宿舍里熄灯以后，雨还在下。沈若兰坐在床边，很久没有躺下。赵敏原本已经睡了，翻身时看见她还坐着，便低声问：
“若兰，你怎么了？”沈若兰没有回答。
赵敏披衣坐起来，伸手摸她的额头。“不烧啊。”沈若兰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凉得赵敏心里一惊。
“赵敏。”沈若兰轻声说，“我可能有孩子了。”赵敏僵住了。
屋外雨声密密地落着，屋内黑得看不清彼此的脸。过了很久，赵敏才小声问：“你确定？”沈若兰说：“差不多。”赵敏不再说话。
她不是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女学生，一个战时大学，一个未婚的母亲，一个已有妻子的男人。每一项单独拿出来，都足够压垮一个年轻女子；如今它们一同落在沈若兰身上，沉得无声却几乎窒息。
赵敏忽然红了眼圈。
“若兰，这怎么办？”沈若兰摇摇头。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她曾经以为，一个人只要努力读书，认真做人，不伤害别人，就能把路走得稳一点。可是命运有时并不按人的谨慎行事。它把人推到悬崖边，让人看清脚下没有路，却仍然要往前迈一步。
赵敏握着她的手，很久才说：“你得告诉他。”
沈若兰闭了闭眼。“我知道。”
“他必须知道。”
“我知道。”
“他不能只说一句对不起。”
沈若兰没有说话。
她不愿听见“对不起”三个字。自从顾明远告诉她自己已有发妻以后，这三个字就像一块薄纸，盖不住任何伤口。她知道他痛苦，也知道他愧疚，可痛苦和愧疚都不能替她承受即将到来的议论、艰难和孤独。
第二天下午，沈若兰约顾明远到校园后面那片坡地见面。
那里离教室和宿舍都远一些。雨季的草长得很密，泥土湿软，石缝里的小白花早已不见，只剩下几片贴着地面的叶子。天低低压着，远处昆明城影模糊，像被水汽浸在灰色里。
顾明远来得很早。
他站在一棵树下，手里拿着一把破伞。伞骨有一处弯了，伞面补过几块不同颜色的布。他看见沈若兰走来，向前走了两步，又停住。
几天不见，他瘦了很多。沈若兰也瘦了。
他们面对面站着，竟像两个刚刚从一场大病里走出来的人。
“若兰。”顾明远叫她。
沈若兰没有绕弯。
她说：“我有孩子了。”
顾明远脸上的血色一下子退了。
他像没听清，又像已经听得太清。手里的伞柄轻轻晃了一下，雨水从伞边落下来，滴在他的袖口上。
“你说什么？”
“我有孩子了。”沈若兰重复了一遍，“你的。”
顾明远站在那里，许久没有说话。
那沉默太长，长到沈若兰心里的最后一点期待也慢慢冷下去。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也许期待他立刻说“我娶你”，也许期待他不顾一切带她走，也许只是期待他伸手扶住她，像从前在山路上那样，对她说：“我在这边。”可是这一次，他没有。
他只是脸色惨白地站着，像一个被命运击中的人。
沈若兰看着他，忽然明白，他也没有路。这明白并不使她好受，反而更疼。
顾明远终于开口，声音很低：“若兰，我……”“不要说对不起。”沈若兰打断他。顾明远闭上嘴。
雨声在两人之间落着。
过了很久，他说：“我会负责。”
沈若兰轻轻笑了一下。
那笑里没有嘲讽，只有深深的疲惫。
“你怎么负责？”
顾明远说不出来。
沈若兰替他说了下去：
“你回浙江去休妻？你写信告诉她吗?
第九章：南京
沈若兰离开昆明那天，天没有下雨。
这让她后来一直觉得奇怪。仿佛那场应当落下的大雨，已经在前一夜下完了。到了真正分别的时候，天空反而干净得近乎冷淡。
清晨的车站人很多。
抗战年期的车站，总像一个巨大的伤口。行李、铺盖、木箱、竹篮、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呼喊、士兵的脚步、卖茶水的小贩，全挤在一处。有人在离开，有人在寻找，有人在等待，也有人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去哪里。
沈若兰站在人群中，身边只有一个旧皮箱，一个书袋，还有母亲当年给她缝的布袋。
布袋已经旧了，针脚处有些磨损，可她仍然贴身带着。里面放着几张证件，一点钱，还有一小叠折好的纸。纸里有顾明远的几张笔记，有那张写着“今日雨后，山色很好”的纸条，也有她自己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没有交给他的信。
赵敏送她到车站。
一路上，赵敏话很多，到了站台却忽然沉默了。她替沈若兰把箱子放好，又把一个小布包塞进她手里。
“里面有几块饼，还有一点红糖。”赵敏说。
沈若兰说：“你自己也不多。”
“你别管我。”赵敏的声音有些哑，“你路上要吃。”
沈若兰握着布包，点了点头。
赵敏看着她，眼睛红了。
“若兰，你真的想好了？”
沈若兰没有立刻回答。
她望着远处铁轨。铁轨向前伸去，在晨光里泛着冷冷的光。她知道，这一走，她和昆明的一切就会被远远甩在身后。西南联大的茅草屋，防空洞里的手电光，章先生的黑板，雨中的油布，石缝里的小白花，还有顾明远，都会变成一段不能再回去的岁月。
可是她不能留下。
留下来，她会被目光一点点撕开；留下来，她会继续在顾明远身边痛苦，也让他在软弱和愧疚中继续纠缠；留下来，她肚子里的孩子将一天天长大，直到再也无法隐瞒。
她必须走。
不是因为她不爱了，而是因为她还要活下去。
“想好了。”她说。
赵敏低声问：“他知道你今天走吗？”
沈若兰沉默片刻。
“知道。”
“他会来吗？”
沈若兰轻轻摇头。
她不知道。
她既希望他来，又害怕他来。希望他来，是因为人心总有软弱处；害怕他来，是因为她怕自己看见他以后，就再也走不动。
汽笛声响起。
站台上的人群一阵骚动。有人开始奔跑，有人用力挥手，有人把孩子从窗外递进去。赵敏扶着沈若兰上车，把箱子推到座位下面。车厢里混杂着汗味、烟味、食物味和潮湿木板的气味。窗边已经坐着一个带孩子的妇人，脚边堆着两个包袱。
沈若兰坐下，抬头望向窗外。
就在这时，她看见了顾明远。
他站在站台尽头，离她很远。
人群在他们之间来来往往。他没有挤上前，也没有喊她的名字。只是站在那里，穿着那件旧长衫，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像是来得太迟，又像是根本没有勇气走近。
沈若兰看见他时，心口猛地一紧。
赵敏也看见了，转头望向沈若兰。
“若兰……”
沈若兰没有说话。
顾明远终于向前走了几步。可是人太多，车厢外又有人拥挤。他被挡住了。列车又响了一声汽笛，车身微微一震。
沈若兰隔着车窗看着他。
顾明远抬起手，似乎想把那包东西递给她，可距离太远，已经不可能。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叫了她的名字。沈若兰听不见，只看见他眼里的痛苦。
车慢慢动了。
赵敏跟着车窗走了几步，挥着手喊：“若兰，写信！”
沈若兰点头，眼泪终于落下来。
顾明远仍站在原地。
他没有追车。
也许他知道，追上了也无用。也许他终于明白，有些人一旦离开，并不是一列火车可以追回来的。
车速渐渐加快，站台向后退去。赵敏的身影模糊了，顾明远的身影也模糊了。沈若兰一直望着，直到再也看不见。
她低下头，把手轻轻放在腹部。
那里还什么也看不出来。
可是她知道，从此以后，她不是一个人了。
就在此时，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沈若兰是在回南京的路上目睹国人庆祝胜利的欢乐情景。沈若兰辗转回到南京时，似乎已经比离开昆明时过了许久，也沉默了许多。
战争结束，学校复员，山河表面上慢慢恢复秩序。可每个人心里的废墟，却不是一纸胜利消息就能立刻清理干净的。
南京的街道对她并不陌生。她曾经在那里读书，走过校园的林荫道，听过钟声，借过书，也在黄昏时看过秦淮河边的灯影。可是重新回来，她觉得一切都像隔了一层。
城里还有塌倒的墙，也有炸伤的屋脊；有重新开张的书店，也有门板上残留的弹痕。街上人来人往，似乎都忙着把生活接回正轨。可沈若兰知道，有些东西接不回去了。
她没有回家太久。
家里人看见她回来，既欢喜又惊讶。母亲抱着她哭，父亲站在一边，眼圈也红了。父母很快发现了她的异样。女儿瘦了，脸色白了，话比从前更少。她的衣服遮得严，但一个母亲看女儿，终究比旁人细。
那天晚上，母亲在房里问她：
“若兰，你是不是有事瞒着家里？”
沈若兰坐在灯下，很久没有说话。
母亲的手开始发抖。“你说话呀。”
沈若兰抬起头，看着母亲。她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平静地说出来，可一看见母亲的眼睛，眼泪便无声地落下。
“娘，”她说，“我有孩子了。”
母亲脸色一下子白了。
屋里静得可怕。
外面巷子里有卖馄饨的人敲着竹梆，声音一下一下传进来，显得格外遥远。母亲扶住桌角，像是站不稳。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
“他人呢？”
沈若兰低下头。
“他有家室。”
母亲闭上眼睛。
那一夜，母女二人几乎没有睡。
母亲哭过，也怨过，问她为什么这样糊涂，问那个男人是谁，问她以后怎么办。沈若兰一句一句听着，没有辩解。她知道母亲的每一句责备都不是为了伤她的心，而是因为心疼到了极处。
父亲后来也知道了。
他没有像沈若兰想象中那样大发雷霆。他只是坐在书房里，一夜抽了许多烟。第二天清晨，他把沈若兰叫进去。
书房还是从前的书房，书架上的书少了一些，有些在战乱中遗失了。窗边的木桌旧了，桌角有一道裂痕。父亲坐在那里，头发白了许多。
“孩子，你打算怎么办？”父亲问。
沈若兰说：“我要生下来。”
父亲看着她。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你未婚，有孩子。以后求职、教书、做人，都会难。”
“我知道。”
“旁人会说闲话。”
“让他们说。”
父亲沉默很久。
他看着眼前这个女儿，忽然觉得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抱着书，从梧桐树下走过的女学生了。她受过伤，也犯过错，可她没有逃。她把命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件沉重而不能放下的东西。
“那个男人呢？”父亲问。
沈若兰脸色微微变了。
“他不能娶我。”
“不能，还是不敢？”
沈若兰没有回答。
这两个字之间，也许隔着顾明远的一生。
父亲叹了一口气。
“若兰，人这一生，会有许多路走错。可走错以后，不能再把心也丢了。孩子既然来了，就是生命。你要生，家里会帮你。但从今以后，你要比别人更硬，也更清白。”
沈若兰的眼泪又落下来。
“爹。”父亲摆摆手，不让她再说。
“你去歇着吧。”
那一刻，沈若兰知道，自己被家里接住了。
不是完全理解，也不是没有痛苦，却仍然接住了。一个人在最黑的时候，若还有父母的一点灯火，便不至于完全坠落下去。
孩子出生在一个风很大的夜晚。
那时南京已经入冬。窗外树枝被风吹得乱响，屋里烧着炭盆，却仍然冷。沈若兰疼了很久，疼到后来，几乎分还清夜和白天。母亲一直守在旁边，握着她的手，一遍遍说：“忍一忍，再忍一忍。”
她想起昆明的雨，想起顾明远。想起那天车站上他站在人群尽头的样子。
她曾经以为自己会恨他。可在疼痛最深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想起的不是恨，而是他在山路上扶住她的手，是防空洞里的半尺位置，是雨中那句“我愿意以后还这样和你一起走”。
她忽然明白，爱一个人和不能同他在一起，是两件可以同时存在的事。
孩子哭声响起时，天快亮了。
是个男孩。
母亲把孩子抱到她面前，声音哽咽：“若兰，是个儿子。”
沈若兰虚弱地睁开眼。
孩子很小，脸皱皱的，哭声却有力。她看着他，心里忽然有一种陌生而深重的疼爱。这个孩子不是错误，也不是耻辱。他是从她最痛的地方来到世上的生命。
她轻轻摸了摸孩子的脸。
“叫承安吧。”她说。
母亲问：“哪个承，哪个安？”
“承担的承，平安的安。”
她希望他能平安。也知道自己从此要承担。
有了孩子以后，沈若兰的日子变得更为艰难。
她一边照看婴儿，一边继续读书，准备回到大学。夜里孩子哭，她抱着在屋里走。等孩子睡了，她再点灯看书。油灯下，她常常困得眼前发黑，却仍然把书页压住，不让自己睡过去。
母亲心疼她，说：“你先把身体养好，书以后再读。”
沈若兰摇头。
“不能停。”
她知道，若停下来，她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一个未婚生子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要重新进入大学、走学术道路，比旁人难得多。她没有丈夫可以依靠，也不能只靠父母遮护一生。她唯一能依靠的，是学问，是工作，是自己一步一步挣来的位置。
南京大学复课以后，她几经周折，终于回到学校。
起初只是助教。
职位很低，薪水也少。她帮先生整理讲义，带学生做实验，批改作业，清点仪器。白天在学校，晚上回家照看孩子。常常是天还没亮就起身，喂孩子、换尿布、赶去学校；夜里孩子睡下后，她再备课到深夜。
学校里自然有议论。
一个年轻女助教，身边没有丈夫，却有一个孩子。这样的事，在当时足以让许多闲话生出翅膀。有人同情，有人好奇，有人背后猜测孩子父亲是谁，也有人用一种不明不白的眼光打量她。
沈若兰听见过。
有一次，她从实验室出来，经过走廊，听见两个女职员在拐角处低声说话。
“听说她在昆明的时候……”“难怪一直不提丈夫。”“人倒是能干，可惜……”后面的话，她没有听完。
她停了一下，随即继续往前走。步子很稳，背也很直。她没有回头，也没有解释。她知道，解释不能使人少说，反而会给闲话添更多材料。
她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无可挑剔。
实验室里的玻璃器皿，她一件一件登记；学生的实验报告，她一本一本批改；先生交代的参考资料，她连夜查完。她衣着朴素，言语很少，做事极细。渐渐地，有些原本带着轻视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沈若兰是能做事的人。
章先生后来也到了南京。
他见到沈若兰时，已经知道她这些年的遭遇，却没有多问。只是把一摞资料交给她，说：“这门课下学期需要人协助，你来吧。”
沈若兰接过资料，眼睛微微发热。
“谢谢先生。”
章先生看着她：“谢什么？我只是找合适的人。”
这句话，对沈若兰很重要。
在许多人眼里，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是一个未婚母亲，是一个需要被议论、被怜悯、被审视的人。可章先生仍然把她当作一个学生、一个助教、一个可以继续在学问上往前走的人。
她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几年里，她从助教到讲师，又逐渐承担更多课程。她的课讲得清楚，实验要求严格。学生起初怕她，因为她不爱笑，批改报告也毫不含糊。可是慢慢地，学生们又敬她。因为她从不敷衍，也不摆架子。谁的问题问得认真，她都愿意耐心解答；谁的报告马虎，她也会毫不客气退回重做。
她常说一句话：“做学问可以慢，但不能假。”
这句话后来成了学生们记住她的标记。
承安一天天长大。
他小时候身体不算好，常发烧。沈若兰最怕夜里听见他咳嗽。每当孩子一病，她就整夜守着，第二天仍要去学校上课。有一次，她抱着发烧的承安坐到天亮，上午还有两节课。母亲劝她请假，她却摇头。
“学生等着。”
母亲心疼得直叹气：“你也是人，不是铁。”
沈若兰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轻声说：“我若不是铁一点，他怎么办？”
承安慢慢懂事以后，问过一次：
“娘，别人都有爹，我爹呢？”
那天是秋天，院子里的树叶黄了。沈若兰正在替他缝书包，针停在半空。她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却仍然觉得心被轻轻刺了一下。
她没有骗他。也没有把真相全部说出来。
“你爹是一个读书人。”她说，“他在很远的地方。”
“他为什么不来看我？”
沈若兰低下头，继续缝书包。“有些大人的事情，很难说清。”
承安似懂非懂。“他知道我吗？”
沈若兰手里的针扎了一下指尖，渗出一点血。
她把手指放到唇边按住，过了片刻才说：“知道。”
承安安静了一会儿，又问：“他会想我吗？”
沈若兰望着窗外。很久以后，她说：“会吧。”
这两个字，她不知道是在回答孩子，还是在安慰自己。
其实顾明远写过信。
第一封信寄到南京时，沈若兰已经在大学任助教。信封上的字迹她一眼认出。那天，她拿着信站在校门口，手指冰凉。
她没有立刻拆。回到家后，等承安睡了，母亲也睡下，她才坐在灯下，把信慢慢打开。信不长。
顾明远说，他回到了浙江，家中父亲病重，周素珍一直照料。他说自己将在浙江农学院任教，生活尚可。他说，昆明一别，日日难安。他问她是否平安，问孩子是否出生。他没有要求见面，也没有为自己辩解，只在信末写：“若兰，我知此生亏欠你深。若孩子已来到世上，请你告诉他，他的父亲并非忘记他，只是无颜相见。”
沈若兰看完，坐了很久。
灯芯爆了一下，屋里光影轻轻晃动。承安在里屋睡得很熟，偶尔发出细小的呼吸声。母亲在隔壁翻了个身，床板轻响。
她把信重新折好，放回信封。
第二天，她没有回信。
第三天，也没有。
半个月后，她写了一封很短的信：
“我与孩子均安。你既已回到原来的家，望善待尊亲与周氏。孩子之事，不必再提。各自珍重。”写完后，她看了很久，最后还是寄了出去。
从那以后，他们偶尔有极短的通信。内容克制得像两位旧同学，问安，告知近况，谈一点学术消息。谁也不提昆明的雨，谁也不提那间有书架和试验田的屋子。顾明远从不敢问太多关于承安的事，沈若兰也很少主动说。
可是每一次收到他的信，她仍然会在灯下坐很久。她恨自己的软弱。也理解自己的软弱。
一个人在年轻时把心交出去，未必能在理智收回时一并收回。她可以不见他，可以不再依靠他，可以独自抚养孩子，可以把生活过得端正而清白，却不能命令自己从未爱过。
岁月就是这样慢慢把她磨成另一个人。
从前的沈若兰安静，是少女的性情。后来的沈若兰安静，是经过选择、忍耐和伤痛之后形成的盔甲。她不再轻易同人亲近，也不接受别人的怜悯。她把头发梳得整齐，把讲义写得清楚，把孩子养得干净，把日子过得像一张没有污迹的白纸。只有她自己知道，白纸背面写满了不能示人的旧字。
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一道清晰的白痕。窗外有风吹过树叶，发出轻轻的声响。沈若兰的声音不高，却很稳。她知道，从此以后，讲台就是她的立足之地。
孩子是她的责任。
学问是她的尊严。
至于爱情，已经被她锁进一只旧抽屉里。它没有死去，也没有消失，只是不再允许出来扰乱她要继续走下去的人生。
南京的岁月，就这样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