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终结者：探秘丰城事件周姓农民死亡案（转载）
有关所谓江西丰城周姓农民死亡案是子虚乌有的，疑似为黑恶势力分子辩护，并且将2000年8月发生的丰城事件提前到了1999年8月，为了篡夺反帝党取消农业税的功劳。
真实的情况是，1998年9月，成立了由财政部、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的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作为十条方针的第七条。
一年半以后，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发〔2000〕7号》文件，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一年以后的2001年3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发〔2001〕5号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文件，要求“扩大试点，积累经验”，具备条件的省份可以全面推开试点。
但一个月后，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决定暂缓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集中力量进一步做好安徽省的试点”。
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2〕25号》，决定在16个省(市、自治区)为2002年全省规模农村税费改革。加上原来国定试点两年的安徽、自费试点一年的江苏、自费加入2002年税费改革的浙江与上海，共计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省农村税费改革。
2003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国发〔2003〕12号》[永久失效链接]，在全国全面推进、铺开税费改革。还要求“逐步缩小农业特产税征收范围，降低税率，为最终取消这一税种创造条件”。
从2004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进入新的阶段，中央明确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国务院开始在全国降低农业税税率，还选择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试点，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2005年，又全面取消牧业税。当年上半年，已有27个省区市决定全部免征农业税，另外4个省区市中的多数县市免除了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国农民告别了有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
本文转载自知乎巍言耸听的回答。专注大案要案研究，公众号[巍言耸听：WYST2014]，记录中国刑侦史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6534732/answer/2199878713
谣言终结者：探秘丰城事件（2001年，财政部农业司丁国光老师关于丰城“8.16”事件的调查，我已经贴到贴子后面了，想看的请拉到最后）
上次的谣言终结者写得是江西万载县芳邻村小学爆炸案，这次写丰城事件，最近和江西省干上了！
让我们来看看这则谣言是什么？
1999年8月，江西丰城某乡一位周姓农民，因为不满当地政府加诸于农民头上的过重负担，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闹事”，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激怒了淳朴的农民，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自发带着农具冲向该乡，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乡党委书记乘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当夜，江西省调派大批警力进驻丰城，事件逐步平息。所谓的为首人员逃入山里。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这是非常罕见的。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时任总理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作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
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这就是网上广为流传的丰城事件。这则谣言有些东西是真的，但更多是谣言！首先，时间就不对。因为丰城事件发生在2000年8月16至28这一时间段，因此三要素之一的时间谣言就没搞准。
那么在2000年8月，在江西丰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要从一本书开始讲起。
这本书就是《减轻农民负担手册》，那么这本书的产生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让我们看看主编桂晓琦是如何说得：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 前不久, 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把历年来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下发的有关农民负担 、农村收费等方面的文件汇集成册, 取名为 《尚方宝剑在手 农民朋友抓牢》。该书通过江西电视台、 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向农民宣传后, 广大农民朋友反应强烈, 来信 、来电 、汇款购买此书者纷至沓来, 不少农民甚至不远数百里, 花费数百元, 专程来到南昌买书 。这种现象, 既令我们感动, 更使我们吃惊, 没想到这些“红头文件”在农民中还有这么大的市场 。无独有偶,据 6月30日《羊城晚报》消息,在郑州古玩城内有20 来家卖主在出售中央红头文件,政府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时, 购买的群众也络绎不绝, 收入颇丰。这些文件资料原来都是从一些不法商户通过“收购废纸”得到的,进价很低 。不久前本刊特约记者 、上饶县罗桥乡农民甘让春来信说, 他去年曾经送过一本刊有《中共江西省委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和《国家税务总局禁止生猪税包税 、摊派通知》的《论丛》(实用版)杂志给一位农友 。今年 5月,他俩在街上不期而遇,这位农友坚决要求他帮忙订一份全年的《论丛》, 小甘问他为什么 ?他满脸堆笑说 :“得到你送的《论丛》不几天, 乡村干部来我家催交屠宰税 。村里的屠宰税是按人摊,每人 12元, 我家 5 口人, 本来要交 60元 。我把你送的《论丛》翻给他们看 。其中一位干部连忙说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你就据实征收, 只收 12元, 你到外面千万不可再乱传 。’ 真想不到《论丛》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这当然是中央和省里的政策威力 。对于“中央红头文件”农民是再关心不过了 。长期以来, 一些基层政府的领导干部官僚作风严重, 中央精神自上而下就是贯彻不下去, 甚至就算贯彻下去也变了味 。“红头文件”拐着弯下达到市里 、县里 、乡里, 到了村里时又换了另一幅面孔 ———地方说了算, 中央靠边站 。在湖南某县, 有个地方政府不顾中央三令五申, 擅自增加针对农民的收费, 还蒙骗农民说这是中央的规定 。我刊在当地的一位特约记者看不过,便将一些报刊上登载的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政策摘录下来, 印成小册子发给农民, 收取一定的工本费和印刷费 。农民们依据这些文件和政府打起了官司 。当地政府一怒之下, 通知派出所把那位特约记者关了起来, 并扣上擅自复印国家机密和制作非法出版物的罪名 。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 “红头文件” 为什么不能让农民亲眼看见并拿在手上呢 ?记得一位农民朋友说 :“中央的政策暖人心啊 !”可是, 就是有些人不执行中央的政策, 无视“红头文件”的存在, 不顾农民疾苦, 无理地向他们已经负担很重的肩上再加上几个重磅 。试想如果当那些不负责任的基层干部欲横征暴敛时, 却意外地看到农民手上也拿着一份“红头文件”, 恐怕那为所欲为的嚣张气焰也要熄灭了许多 。农民喜欢“红头文件”那就不仅应该让农民听在耳里,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而且还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农民把“红头文件”拿在手里。农民只有自己掌握了中央的政策,才能踏踏实实地享受到中央的优惠政策 。同时也更有利于对各级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中央的红头文件是总揽全局, 高瞻远瞩的, 它既对农民有利有益, 也对农村干部有利有益, 更对国家的发展有利有益, 它既是农民必读的“宝书”, 更是干部必读的“宝书” 。对待中央的红头文件唯一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大力宣传普及, 做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要让农民全面彻底地了解自己应享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如果农村干部个个依法办事,农民群众人人知法守法, 大家都把中央的政策 、法规当作规范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那么许多矛盾就都会迎刃而解 。中央的红头文件既是农民维护合法权益的“尚方宝剑”,也是基层政府顺利推动工作的无比动力。
那么丰城事件到底和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得提到谣言中的内容：江西丰城某乡一位周姓农民，因为不满当地政府加诸于农民头上的过重负担，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广为散发，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周姓农民，也没有自费收集整理文件，而是《减轻农民负担手册》在农民手中疯狂销售。那么疯狂销售结果是什么呢？
2000年8月一个深夜，江西省上饶县农民甘让春的家突然遭到派出所的搜查。原来，他向附近的村卖了64本《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当地乡村干部要他将卖出的书全部收回上缴。与此同时，甘让春在上饶县机关当干部的姐姐也莫名其妙地被停了职。直到他把所有的书收回，停职了一个星期的姐姐才恢复工作。离甘家三百公里之外的高安市农民梁建平，卖的是同样一本书．他卖了140本书，其中的100本竟然是当地的镇政府买下的，而镇政府买书是为了让农民买不到书。江西唐上饶县汪村乡农民曹政节把书买回采后，知道乡里村里收取的费用有很多是不合理的。1999年，当地政府向他收取了11项费用，共计998.38元，而他一年的收入才1000元。特别荒唐的是，他家去年只养了两头猪，可生猪屠宰税是按照7头猪来收取，因为他家有7口人，生猪屠宰税是按照人头来摊派的。一气之下，曹曾向附近的乡亲推销了36本《减轻农民负担手册》；结果，曹竟然被抓到派出所关了15天。对这本书的搜查，竟在整个江西省范围内全面展开，参与收书行动的有县、乡的干部，甚至包括公安人员。原来，这本书是江西农工委机关杂志《农村发展论丛》的一本增刊，这本定价十元、刊登和解释国家政策的书创下了半个月内售出12000册的纪录，也创下了半个月内再收回的纪录。编这本书的桂晓琦是中共江西省农工委《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不过，此时他已经被免职了。那么，是谁紧急收缴的这本书呢？不是别人，正是《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主管部门——ZG江西省委农工委，因为他们担心这本书的出版，尤其是被农民掌握以后，会带来一些后果。桂晓琦被免职后，有部门拨专款对他进行了三个月的清查工作，查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生活问题。从这点上看，有人想通过查出他有问题，进而否定他对减轻农民负担所做的努力，然而结果出乎他们意料——桂晓琦没被查出问题！最后有领导对他说：“免职不是处分，会给你个说法。”但这个说法直到今天也没有等来。
——————————————分割线——————————————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书出了并且被老百姓看到了，事情就会继续向前发展。2000年8月16日，农民首先在丰城袁渡镇闹开了。
有些资料写道（至于什么资料不能说）：
少数不法分子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由，围攻冲击打砸镇政府、村委会、镇村干部住宅，哄抢公私财物。
不法分子肯定是有，但到底是农民自己愤怒引起打砸事件进而有不法分子浑水摸鱼，还是直接受不法分子挑唆，这个我认为是前者。
桂晓琦说道：
实际情况是，在江西丰城的一些地方，农民每人每年上缴的费用多达300元，远高于中央规定的100元上限，一家五口得上缴将近2000元，但实际情况是只需要上缴500元。农民负担太重，我编了《减轻农民负担手册》在当地流传，有乡干部说是假的，农民反问：“你说是假的，你能在上面签字说是假的吗？”乡干部不敢。农民们回家后仔细研究这本书后发现写得都是中央和江西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他们发现村镇乡干部收费都是胡乱弄，根本都不符合政策。农民们非常生气，都汇集在一起，一同质问当地干部，当地干部无法回答，就都躲了！农民们非常愤怒，就开始砸乡政府的房屋，进而导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多个乡政府的房屋都被夷为平地。经过统计，共有4个乡镇政府、2个派出所、1所中学、1个农业服务公司、24个村委会和52个村干部住宅遭到打砸抢。1名村干部亲属被打死，白土乡派出所指导员被打伤。
在这时候，确实有相关犯罪团伙浑水摸鱼了！
上面这四个人就是最重要的犯罪团伙——袁氏家族犯罪团伙。
具体情况请看文章：
你不知道的共和国血案（一百一十四）：疯狂尽头55 赞同 · 20 评论 文章
这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家族型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袁秀平为首，其中骨干成员六名，均为袁氏家族成员：袁秋，农民，袁秀平大弟，劳改释放犯；袁国洪，农民，袁秀平二弟，劳教释放人员；袁友洪，农民，袁秀平三弟，劳教释放人员；雷春慧，农民，袁秀平内弟；袁冬春，农民，正被劳教人员。自1995年以来，袁氏兄弟纠集两劳人员徐建文、袁金钟、雷海军、揭发根、王国锋、袁青、李启胜、王耀忠、章国华、袁春华等人，由家族型的敲诈勒索、盗窃、打架斗殴演变成集杀人、抢劫、敲诈勒索为一身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强取豪夺，敲诈勒索。1995年8月，袁秀平找到正在筹办袁渡西山煤矿的曾某，强行要求搭股，由袁氏团伙负责地面管理，凡因生产、销售引起的纠纷均由他们“摆平”。如不答应，就炸掉煤矿，杀其全家。迫于淫威，曾某无奈答应，让出煤矿经营权。袁秀平团伙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了净资产80多万元煤矿的股东。96年8月15日，袁秀平所在的西山煤矿因资源纠纷与相邻的曲源煤矿发生纠纷，为争夺资源，袁秀平组织袁国洪、袁友洪、袁冬春等人持刀、斧进行混战，将前来解决纠纷的丁棋活活打死。96年9月30日，黄家村的黄建华与泥坑村的宋紧泉打架，宋赔偿了黄的医药费。该团伙成员袁国洪、袁冬春见此“打抱不平”，纠集一批人赶到黄的家中，见到黄建华抬手就打，并拿出携带的匕首相威胁，强行敲诈黄家4000元才罢手。96年9月30日，袁氏兄弟持刀分别找到白土镇龙则煤矿、华则煤矿、李公岭煤矿的负责人龚月根、袁启华、袁斯义，对他们说：“兄弟们没钱用，大家靠山吃山，靠煤矿吃煤矿，借点钱用。”三人心里清楚所谓“借钱”实为敲钱，但迫于他们的势力，三人无奈交出4400元将他们打发。——鱼肉百姓，横行乡里。96年10月9日，团伙成员袁国洪、袁友洪听说镇里负责修中山村公路的李水根，因他们几兄弟没出义务工，要采取措施时，立即带领一批手下成员赶到修路现场，找到李水根说：“你不买我的账，是不是,”不等李水根开口，拳头、石头就砸向李的脸上、身上，途经此地的镇干部一行人看到打架，急忙来拖劝，袁国洪等人大声叫嚷：谁也不许拖，谁拖就打谁，你不买我的账，我今天就要你死。村主任袁春如上去拖住袁友洪拿石头的手，袁友洪瞪着他喊道：“你放不放，你不放，连你一起打。”说完，拿起石头就砸向袁春如。镇干部徐冬根、司机高卫勇上前拼死将李水根拉上车，袁国洪等人又将李拖下车，接着打，直到打得李头破血流、神志不清为止。一天，袁友洪带着手下到白土镇电影院看电影，其前排坐着一长发女青年涂某，就有意调戏，用手扯其头发，后又用烟头烧，遭涂某责骂。袁见其敢反抗，恼羞成怒，强行抱住涂某，在其身上乱摸。涂某弟弟上来阻拦，被袁友洪手下打倒在地，可怜涂某被凌辱近两小时。1999年11月，明知熊某有未婚夫的袁国洪，提出要和熊某交朋友，遭熊拒绝。袁国洪大施淫威，在强行奸污熊某后，又逼其嫁给他。熊四处躲藏，袁国洪手拿凶器，威逼交人。熊某的义父为息事宁人，非但没能保护女儿，还赔了4000块钱，却仍无法摆脱袁某的纠缠，迫使同居的熊某备受折磨，村民无人敢言。———聚众打砸，对抗政府。1991年8月6日，袁秀平团伙从丰城坐车到白土煤矿时因不买票与售票员发生争执，团伙成员二话没说，抓住售票员王小平就拳打脚踢。后又将王小平和司机拖下车进行殴打，并赶走车上的旅客，强行将客车扣到中山村。8月10日，乡政府与派出所民警前去解决问题。由于村干部遭到袁氏团伙的严厉“警告”，无人敢出面配合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煽动村民起哄闹事，强行将执法人员赶出了村。8月16日，丰城市公安局组织特警大队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准备将客车强行开出中山村，袁氏兄弟一边派人煽动群众向公安民警疯狂抛砸石头，一边纠集同伙拿出火铳、大刀、长矛，叫嚣：“谁开出客车，就打死谁-”“中山村的事，不需要别人来管。”并带头掀警车，殴打执法民警。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吴文辉被其一伙用石块击伤头部，致使右耳听骨粉碎性骨折，失去听力，多名执法民警被打伤，两辆警车被掀翻。事后，袁氏兄弟四处炫耀：“公安机关算什么？ ”2000年，丰城市“8 ·16”闹事事件轰动全国，震惊中央。此事的发生，袁秀平团伙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8 月 16 日，袁秀平团伙借乡政府未兑现早稻款为名，煽动、组织数百村民打砸乡政府。8 月17日，团伙骨干成员袁国洪、袁斯强领头带领数百名白土镇农民冲进政府办公楼，打破门窗，砸碎桌椅板凳，烧毁办公文书档案，肆意抢劫各种物品和群众的手机、戒指、项链等。十几名乡干部遭到四处追打，逼迫几名乡干部跪地求饶。第二天，他们冲击乡政府后还不罢休，再次策动村民包围白土乡派出所。该团伙既是组织煽动者，又充当第一打手，团伙成员率众猖狂冲击派出所，砸烂物品，打伤民警，抢走电器用品扬长而去。白土乡政府和派出所的连续被砸，致使事件迅速扩大蔓延，波及周边段潭、筱塘等乡镇。至此，制造了轰动中央和全国的“8·16”丰城事件。8月18日，WJ600人来到事件发生区域，进行W装XL。19日TG最G做了批示，要求区分哪些是合理要求，哪些是坏人挑唆。之后，WJ陆续增人到7800。许多WJGB一方面愤恨打砸抢行为，同时也对腐败分子仇视，对当地农民很同情，心情相当复杂。相关领导做了大量细致工作，让53名丰城籍WJ打电话给家里人，让他们千万不要参与打砸抢。同时，WJ行动迅速，在得到哪个地方存在闹事隐患后，立即赶到现场，将首要闹事分子强行带离，因此事态很快得到了平息。
结果这时候，农民们发现政府开始收书了！书收上去了，首要分子被抓走了，桂晓琦被免职了！仿佛这本书从来没有出现过。（这就是之前提到的强行收书）
通过收书和维W，到8月28日，时态彻底得到控制，丰城事件也彻底结束了。
总的来说这件事对取消农业税确实有推动，但实际情况是：2004年中央确定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试点全面免征农业税，河北等11个粮食主产省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其他地区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农业税才全面取消。
从事件成因来看，既有多年来乱收费乱摊牌导致的基层农民怨言，也有犯罪团伙在其中挑头引发群体性事件，总之在我看来事情的成因是复杂的，并不单单是某一方面造成的。
因此，文首所谓的“丰城事件”发生过程绝大多数经不起推敲，属于典型的谣言。
附上文章中涉及的论文：
解决农民增收减负问题已刻不容缓——江西丰城“8.16”事件调查
作者：财政部农业司丁国光
2000年8月16日，江西省丰城市发生了农民群体砸抢四个乡镇政府及部分乡村干部事件（以下称“8.16”事件），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0月13日至18日，结合农民增收减负问题，财政部农业司派人到该市进行了调研，暗访了十多个农户，并分别开了农民座谈会、组干部座谈会、村干部座谈会，与有关乡镇干部和市财政、农业和粮食等部门交换了意见，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了一个基本了解。这次事件的发生，有很多原因，主要有少数坏人利用了农民群众近年来收入少、负担重的不满情绪，煽动闹事；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和农业工作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当地群众反映，事件直接起因于一本减轻农民负担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省委农工委和省政府农办编印的，汇编了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江西省和湖南省发布的减负文件”以及组织人员编写的减负问答。小册子的封面大标题是“尚方宝剑在手，农民朋友抓牢”，小册子的序言是“减负：中国农村的又一场自卫战”,由于用词比较激烈，很有煽动作用。8月11日，有人把这本小册子拿到该市的袁渡镇政府门口销售，引起很多人前来翻看和购买，镇干部发现后阻止销售，引起争执。此后几天，有少数人组织串联，并发生小规模的聚集闹事。8月16日上午，适逢该镇赶集，起先大约有50人左右聚集在镇政府门口，与镇干部对话，造成数千群众围观、声援，接着砸开镇政府铁门，冲入院内砸碎办公室的玻璃，搬走各种办公用具，追打乡镇干部，与此同时，一些村干部的家也遭到砸抢。这个镇的冲击波迅速蔓延到其他乡镇，当日，白土镇、小港镇、段潭乡被砸抢；还有一些人准备冲击石滩、张巷等镇，在半途被武警劝回。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到该市，省内武警也前来维持秩序。外电和网上做了报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暗访的情况看，大多数农民说：“砸得好，不砸根本不重视，一砸负担就减轻了”，“现在一些乡村干部很坏，平常看不到，来了就是收钱收粮”，“砸东西本来是不对的，但不砸，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意见”。乡村干部也埋怨说：“每年收费任务和计划生育任务重、压力大,不完成不行，强制去抓又得罪人，造成干群严重对立”。事后，中央和省分别派人进行了调査，也对年初下达的税收任务进行了调减，全市减少乡镇财政收入任务2400万元，采取了取消公路集资，降低学杂费等措施。但这次事件导致乡镇正常的税收也没人敢去收了，10月份全市乡镇财政收入仅完成100多万元，财政支出发生严重困难，有的乡镇已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二、农民收入下降、负担上升是事件发生的经济根源1. 早稻价格下降过猛，农民因此减收过多。2000年早稻退出保护价收购后，价格出现严更下滑。根据粮食收购部门提供的数据，早稻收购价由1999年的每百斤51元下降到2000年的36元,降幅为29.4%。但从暗访的10多个农户提供的情况看，每百斤收购价一般都是31元，最低的只有28元J2000年该市粮食部门收购早稻1.3亿斤，与1999年价格相比，以粮站收购价格计算农民减收1950万元；以农民抽样价格计算，则农民减收2600万元。2. 根据粮食部门提供的数据，每百斤早稻成本为41元，粮站提供的每百斤收购价比成本低5元，农民销售1.3亿斤早稻就亏本650万元，以全市生产7亿斤早稻计则亏本3500万元。从暗访的农户看，白土镇农民徐某某家6A5亩水田，不算人工成本和税费负担（下同），只扣除物耗成本共亏本245元；胥金秀家自种2亩水稻亏146元；剑南办事处农民黄新民种3.5亩，亏损72元；袁渡镇黄建新种3.8亩，亏84元。农民普遍反映：“种田赔钱，这个田已没法种了”。3. 农业结构调整受挫，农民对市场变化感到茫然。“8.16”事件的第一个镇是袁渡镇，该镇以前除种水稻外，还种棉花，近两年棉花不行了改种豆角，1999年豆角价格很好，每斤售价8~9角,每亩纯利600元左右，2000年全镇种1.2万亩，价格猛跌至2~3角，农民为此发生严重亏本。该镇农民黄建新种豆角3亩，销售收入共816元，消耗化肥农药1800元，不算人工和其他投入就赔本984元；黄美如家种豆角也亏本。近年由于畜禽产品价格下降，加上农民买不起饲料，家庭养殖业发生萎缩，很多农户连传统的家庭养猪也养不起了，白土镇嵇家村农民反映该村一半以上的农民不养猪了。农民和村干部反映，农业结构调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市场，种什么什么多，养什么什么多，琢磨不透市场如何变化”。4. 减负不落实，农民意见大。暗访中农民对负担问题意见最大。农民认为种田赔本，负担还在加重，难以承受。乡镇干部认为农民负担重主要是增支压力大，上面下的收入任务重。近年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负担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以袁渡镇为例，全镇4.3万人，4.1万亩地，需要镇上发工资的达700多人，其中，中央财政供养人数563人（含教师370人），平均约60人供养1人。各种人头经费支出600多万元，而全镇实有税源仅200万元，收支缺口就要摊到人头地亩上去。加上该镇集资修公路又要向农民伸手,2000年需要农民负担的税费达852万元。该镇1999年河场村民委员会15个村小组752户3023人，3398亩耕地，税费任务有十大类，达780694.9元，总额比1998年增长14.1%,人均负担258.25元，亩均负担230.36元，户均负担1038.16元。此外还要缴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项。农民在农业生产亏损的情况下再承担这么多的负担，容易造成矛盾激化。从调査的其他乡镇农户也看到，白土镇嵇家村嵇万根家4人4亩地上半年交任务粮I400斤，分文未得，还只完成全年任务的40%,下半年还要完成60%的任务，其他各户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5. 不少乡镇企业倒闭，农民就业和增收失去一个重要渠道。近年来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内部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影响，80年代建立起来的乡镇集体企业大擅停产倒闭。全市乡镇企业总户数由1995年的2.12万户，减少到1999年的1.76万户，从业人数由8.5万人减少到8万人，工资总额由4.8亿元减少到3.9亿元，实缴税金由8224万元减少到4885万元。很多乡馍煤矿由于市场对煤炭需求的减少而停产，洛市镇以前有300多个煤井，现在仅剩10多个井；张巷镇的11个乡办企业全部停产倒闭。段潭乡的羽绒厂、针织厂、粮油厂、建筑公司也全垮了。乡镇集体企业停产倒闭.既影响了乡镇财政收入，也影响了农民就业和收入。6. 大量农民放弃农业生产，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审要收入来源。据市农业局估计，全市出市务工经商农民约有15万人，加上到本市城镇务工经商的，全市农民外出人数近20万人，全市20万个农户，接近1户1人外出务工，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年人均收入3000-4000元。从调査的农户来看，情况也基本如此，每家基本有1人在外打工，多的家庭有2-3人在外打工，人均收入少的2000元左右，多的7000~8000元。一些农民说：“如果不出去打工,靠种田连买油盐钱都没有。”
三、农业农村经济出现新情况,深层次问题须要认真解决
1. 农民把土地当包袱，农民离开土地和土地流转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联产承包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产就能增收，解决了农产品短缺情况下的农民增收问题。但在当前农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农民增产不一定能增收，相反，增产减收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增产越多亏损越大，种田越多负担越重，造成农民对土地的抛荒或隐性抛荒现象越来越多。丰城市由于政府对抛荒实行处罚，因此农村明显的抛荒不多，但从调査中得知目前农民把土地当成包袱的想法却很普遍。原因有二，一是农产品价格低；二田亩负担重。目前丰城农村土地转让的做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彻底脱离土地，农民通过买城镇户口脱离土地，买一个城镇户口有的镇600元，有的1500元。袁渡镇的彭坊村全村1140人，近两年有90多人买商品粮户口出去了，仅2000年上半年就迁出50多人。该镇新华村近年买户口迁出390多人。白土镇嵇家村，部分农民买户口走后腾出的土地没人要，至今分不出去。第二种情况是出钱请人种地。袁渡镇枫树下村有6户将土地委托他人，不仅不要农产品，还以每亩280元倒贴给受托人，当然各种税费负担都由受托人缴纳。其他各乡镇也有这种情况。请人种地的倒贴价格大都在100~300元之间。第三种情况是出租土地，出租人每亩收回300~400斤稻谷后，各种税费负担由出租人缴纳。与以前农民争土地种的情形相比，近年农民已把土地当麻烦、当包袱，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大多数农民虽没有转让出土地，但种地的都是老人妇女，问他们想不想种点别的东西多挣点钱，他们回答种点口粮就够了，根本听不懂也不去想什么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的事情。农民对土地的冷淡，是好事还是坏事？短期来看是坏事，农民不种地,粮食安全就有危险；从长远看，农民愿意离开土地，有利于今后农业规模化经营。关键是要兴利除弊，及时完善土地政策及相关的措施。
2. 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主要靠农民集资就必然加重农民负担。丰城市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公路建设、堤防建设、学校建设投入较多，农民的负担也相应増加了。从调查的乡镇看,都已修成了水泥公路，但这些公路投入比较昂貴，以袁渡镇为例,
3. 镇内修了三条水泥公路共27公里，每公里投入高达38万元，除省交通厅给每公里补了9万元以外，余下的都靠向农民摊，全镇分3年人均摊250元，共要摊1025万元。农民负担增加很大，意见也很大。农民说：“修公路是好事，最好不要让我们出钱”。调査中农民反映强烈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电价太高，大都每度在1.5-2.0元以上。段潭乡排田村农民反映，由于交不起电费，停了电。电价过高既有管理的问题，也有电网设施落后的问题。要改造电网，又涉及谁掏钱的问题，农民怕为此又要集资，又要增加负担。因此农民是一种想用电又怕用电的矛盾心理。农民们冋：“城市基础设施都是国家投资搞，为什么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都要向农民摊”？他们认为，今后农村供电、水利设施、乡村公路、中低产田改造等主要应由国家投资，不要再搞农民集资、投工投劳的老办法了：
4. 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需要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丰城市是一个县级市，全市120万人口。作为县级财政，要承上启下，负担较車。全市1999年2.9亿元财政收入中.上缴中央“两税”9000万元，上解省财政910万元，上解市（地）级财政4000万元，税收返还6000万元，实际可用财力2.1亿元，人均财力175元。全市财政供养人数多达23700多人，其中教帅9600人，行政人员3400人,公检法1000人，卫生4000人，全额拨款人员达17000人。每年新分派的大中专学生1400多人，复员转业军人500多人，这都是必须安排的，以前企业好时大都安排到企业，现在企业不行了，大都要安排到行政事业单位，造成吃“皇粮”人数增加，财政支出增加。加上“增资”政策，仅1999年中央和省里出台的增资政策，全市财政就要增加支出8100多万元，还有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粮食风险基金等必保支出，财政的刚性支出增长快。为保支出，财政收入就要相应增加。但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困难，税源却出现了萎缩。丰城煤矿以前提供财政收入4000多万元，目前减少到1000多万元，市级国有企业由原来的22家减到目前的4家，京九铁路、昌江高速公路、丰城电厂等重点建设项目完工后，相应的税源也因此减少，这都对市级财政收入发生了很大影响。市级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后，就增加了乡镇财政收入的压力，据调査，目前乡镇财政收入任务与其实际税源存在1/2至1/3的缺口。乡镇政府为完成收入任务，只得虚增财政收入，一方面平摊特产税和生猪“税”，另一方面将预算外收入转入预算内收入，有的用小城镇建设收入垫，有的用教育附加费垫等等。预算外出现缺口，再向农民伸手。尽管税收在农村税费总额中不到30%,但因无税源搞平摊税、税费混征、搭车收费等，引起农民不满。县乡财政部门反映，目前县乡财政很困难，希望今后特别是费改税以后，中央财政加大对县乡财政特别是中西部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缓解县乡财政收支压力，从而也缓解农村干群矛盾。
5. 转变乡村基层组织职能，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势在必行。乡镇和村组干部反映，他们的工作很难做，一是计划生育工作难，二是完成收入任务难，两件都是棘手的事，造成干群矛盾加剧。由于地方税务机构上划到省直管，市县政府和财政部门无权要求地税人员去收农业税、特产税等，只能由乡村干部去收，容易造成征收混乱和干群矛盾。目前乡镇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庞杂，达100多人，每人都要领一份工资，村组织又另有一批干部，又要增加一笔开支。从袁渡镇看，大一些的村民委员会，村干部10人，组干部30人，村干部每人每年5000元，组干部每人每年1000元，村组干部工资性支出达8万多元。乡镇政府要改革，转变职能，今后应当把乡里的干部充实到村里去任职，把一部分乡干部充实到地税人员中，减少协税人员，从而减少这些人员支出。目前每年乡镇都分到不少大中专学生，但乡镇把他们当成了44负担”、“包袱”。今后应当从机制上鼓励部分大中专学生充实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科技推广第一线，特别鼓励自谋职业、独立创业；乡镇政府要精简机构，减少占用事业编制；乡镇事业机构人员要转变职能，转变机制，找市场、找订单、搞职业技术培训、组织劳务输出、搞运输销售，更好地为“三农”搞好服务。这样才能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通过对江西丰城农村的调研，特别是对“8.16”事件的经济分析，我们感到，解决农民増收减负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这是2001年和“十五”时期的一项主要任务，也是下一步财政支农工作的中心内容之一。从当前来看，一是要抓紧做好农村费改税改革试点,总结完善，积极推广，如果2000年江西省也试行农村费改税，将有助于防止“8.16”事件的发生；二是要通过调査研究，积极帮助农民寻找増收的途径，从农业及农村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等多方面，开辟农民就业和增收的门路；三是结合财政支出改革，使过去以粮棉增产为主的财政支农支出体系，转向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改进品种和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逬步为主的财政支农体系。
参考文献：
《农民减负手册竟成禁书惨遭追缴》 领导广角，2000年第12期30-30,共1页
《疯狂尽头是灭亡——丰城市公安局侦破“11·13”系列蒙面入室抢劫杀人案纪实》 警察天地，2001第5期
《三个农民之子“下岗”后的反思》改革内参，2001年21期 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