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们，让我第一次看清自己

福州五中——那些为我点灯的人

父亲恢复工作后，我们全家终于搬回福州。

这对全家来说，是文革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喘息。父亲经历了长期的冲击、批斗与病痛，终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虽然职位远不如从前，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转机。

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和哥哥各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哥哥的是永久牌男式自行车。
我的是凤凰牌二十六寸女士自行车。

多年以后回头看，我始终记得那一天。因为我知道，那两辆自行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父母对我们兄妹的一种补偿。

补偿我们这些年在文革中失去的童年、尊严与安全感。

哥哥每天都会拿着纱布，把自己的自行车擦得亮亮的，连一个灰尘点都不放过。我也常常站在自己的凤凰牌自行车旁边，左看右看，满心欢喜。

父亲大概比我们更高兴。

因为他知道，这不只是两辆自行车。

这意味着他的孩子终于可以重新走进福州，走进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重点中学，开始新的生活。

就这样，我们兄妹骑着崭新的自行车，驶向福州五中，也驶向我人生一个全新的阶段。

刚转学到福州五中时，我最大的感受，并不是兴奋，而是失望。

我非常怀念沙县一中。

怀念那里的老师。
怀念那里的同学。
怀念那种人人争分夺秒、努力学习的氛围。

尤其怀念温老师。

是她一步一步把我从一个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的学生，带到英语成绩出类拔萃的位置。她让我第一次相信，自己在英语和语言方面也许真的有某种天赋。

还有陈老师、吴老师。

他们都曾经真心帮助我，鼓励我，认可我。

正因为如此，沙县一中带给我的，不只是成绩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让我第一次建立起对自己的信心。

可到了福州五中，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所学校在福州很有名，历史悠久，解放前是教会学校。可文革后的校园氛围，却与我想象中差距很大。

政治气氛依旧浓厚。
读书氛围却远不如沙县一中。
同学们对学习似乎也没有那种紧迫感。

我第一次对一所“名校”产生怀疑。

它真能带给我想要的成长吗？

幸运的是，我并没有在这种失望中停留太久。

因为很快，我遇见了福州五中第一个真正接纳我的人。

她叫阮小玮。

阮小玮是我高一时的同班同学。她安静、厚道，不爱张扬，也不喜欢出风头。

我们坐得很近。

她最初注意到我，是因为我的英语。

英文课上，老师提问时，我几乎都能对答如流。她非常惊讶。大概在她眼里，这个从沙县来的女生虽然其貌不扬，却在英语上展现出惊人的自信和能力。

很快，我们熟悉起来。

她的父母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回国后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她家兄弟姐妹很多，生活压力很大。

也许因为彼此都明白现实的艰难，我们之间很快建立起一种特别深的信任。

她常常带我去她家。

她父母很喜欢我。

他们给我看许多海外照片，给我讲马来西亚与香港的事情，还拿出许多我从未见过的英语书和资料给我看。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海外世界。

一个更大的世界，开始在我眼前慢慢展开。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位安静厚道的同学，后来会成为我青春岁月里最坚定、最无私的守护者之一。

高一下学期重新分班后，我认识了另一个对我影响极大的人。

郑小玲。

她是我们班的班长。

起初，我对班干部没有什么好感。

在那个年代，班干部往往意味着政治积极分子，而我这样一个黑五类子女，本能地对这类人保持距离。

所以一开始，我对郑小玲是有戒备的。

可她和我想象中的班长完全不同。

她并不喜欢讲大道理，也不把政治口号挂在嘴边。她更多是在课后找我聊天，问我需不需要补数学，问我愿不愿意参加黑板报，还鼓励我把文章拿出来给大家看。

她慢慢让我放下戒心。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

她父亲原本在北京工作，后来回到福建，文革中也受到严重冲击，被下放劳动改造。她母亲在工厂工作，姐姐郑晓真也很有才华。

真正改变我的，不是郑小玲说了什么。

而是她把我带进了另一个世界。

通过郑小玲，我认识了她的姐姐。

郑晓真比我们大很多，是老三届。

她第一次见我，就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她看着我，笑着说：“你的皮肤真好，像陶瓷娃娃一样。现在是婴儿肥，以后长大了会瘦下来的。”

这些话对当时的我意义很大。

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的外貌缺乏自信。

她的话，让我第一次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

郑晓真不仅字写得极好，文学修养也很深。她家里有大量文学书籍、唱片和手风琴。

她借给我《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巴黎圣母院》等文学作品，也带我进入更深的文学世界。

更重要的是，通过她，我认识了张武汉。

张武汉是我青春时期最重要的音乐启蒙者之一。

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

“你喜欢音乐吗？听过哪些世界著名的音乐作品？”

我当时几乎愣住了。

我哪里懂什么世界音乐。

我能说出来的，还是《洪湖水浪打浪》这样的歌曲。

他笑了笑，开始给我介绍另一个世界。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

周蓝萍的《绿岛小夜曲》
何占豪、陈钢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
以及安东尼奥·维瓦尔第《四季·春》

那一天，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音乐。

多年以后，当我坐在维也纳音乐厅，听着《四季》缓缓响起时，我流着眼泪想起的，正是张武汉。

四十多年前，是他第一次为我打开古典音乐的大门。

音乐后来成为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而这条路的起点，就在福州五中时期。

与此同时，父亲也在用他的方式，为我们创造更高的平台。

父亲重新工作后，主动引进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单位工作。

为了留住人才，他甚至把家里的一套住房让出来给他们住。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张铁军和马月。

张铁军来自北京，文学功底极深。

他知道我喜欢读书后，非常大方地对我说：

“我带了好几箱大学读书笔记，你随时可以拿去看。”

我简直欣喜若狂。

那些笔记里，有大量中外文学名著摘录、评论与思考。

它们极大拓宽了我的阅读视野。

马月则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

她带给我的，是另一个更加国际化的世界。

广交会、外贸、英语应用、国际交流……

这些都让我意识到，英语不仅仅是一门考试科目。

它是通向更大世界的一把钥匙。

但真正让我看清未来方向的人，是黄致盈老师。

他是我的化学老师。

也是福州五中最有才华的老师之一。

他起初对我的印象并不好。

因为我的数理化实在太差了。

可后来，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

有一天，他告诉我：

“回去看看你自行车座垫下面有什么。”

我回家后发现，座垫下藏着一封厚厚的信。

那是黄老师写给我的。

里面是一篇关于《巴黎圣母院》的书评。

整整十页。

我读完后震惊不已。

我不敢相信，一个化学老师竟能写出如此深刻、优美的文学评论。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黄老师绝不是普通老师。

他看见了我的天赋，也开始认真对待我。

后来他让我翻译一篇关于非洲的小册子。

我三天就完成了。

他拿着我的翻译稿，与曾瑛老师一起认真研究。

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女孩子将来可以做翻译家。

黄老师后来对我说的一番话，我一生难忘。

他说：

“你的数理化不好，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是因为你的天赋根本不在那里。”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第一次，有人如此清晰地告诉我：

我的强项在哪里。
我的弱项又在哪里。

他说：

“中国有很多伟大的翻译家，并不是数理化天才。你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

那一刻，我心里像亮起一盏灯。

我终于明白：

我的路，不在数理化。
我的路，在英语。
在文学。
在翻译。
在更广阔的世界。

黄致盈老师，是在黑暗中为我点灯的人。

还有一个人，也始终默默看着我。

郝明老师。

她是我的班主任。

她并不是影响我学术方向的人。

可她始终关心着我。

她一直希望我和郑小玲能有更好的前途。

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位看似严肃的班主任，后来会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给我一份终生难忘的温暖。

多年以后回头看，福州五中真正改变我的，从来不只是学校本身。

真正改变我的，是那些在青春岁月里为我点灯的人。

阮小玮给了我温暖与托举。
郑小玲为我打开了更大的世界。
郑晓真与张武汉带我走进文学与音乐的殿堂。
张铁军与马月让我站上更高的知识平台。
黄致盈老师则让我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天赋与方向。

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明白：

我是谁。
我擅长什么。
我未来该走哪条路。

那一年，我以为自己终于看清了未来。

我并不知道——

命运的下一次巨变，已经悄悄来临。

不久之后，
我将离开福州。
离开学校。
离开父母。

到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