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眼中的《九尾龟》
2026-7-3
《九尾龟》是清末最具影响力、也最富争议的狭邪小说之一，被普遍认为带有较浓厚的作者自述色彩。作者张春帆（1872—1935），原名炎，字春帆，笔名漱六山房，江苏常州人。小说自1906年起连载于《上海画报》，历时四年，1911年出版十二集本，共一百九十二回。作品以上海妓院生活为背景，大量运用上海方言，兼具狭邪小说、社会小说与讽刺小说特色，在清末民初风行一时，甚至被部分读者视为狎妓生活的“指南”。
晚清评论界多从写实与趣味角度肯定其成就。叶楚伧的《小说杂论》、胡寄尘的《小说管见》均将《九尾龟》列为佳作；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及研究者亦多推重此书，何海鸣更称，描摹海上花事之小说，以《九尾龟》为最上乘。
关于《九尾龟》，胡适和鲁迅都看过，但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五四新文学兴起之后，胡适等人开始以近代小说艺术的标准重新衡量，对《九尾龟》的结构、人物塑造和艺术表现均作出严厉批评。胡适认为《九尾龟》是学《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等白话小说中的下等作品，既没有结构，也没有布局，更谈不上成功的人物描写。他在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评论：
现在的小说（单指中国人自己著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还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学《儒林外史》或是学《官场现形记》的白话小说。上等的如《广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龟》。这一派小说，只学了《儒林外史》的坏处，却不曾学得他的好处。《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例如娄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两公子自成一段；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萧云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来，可成无数札记小说；接下去，可长至无穷无极。《官场现形记》便是这样。如今的章回小说，大都犯这个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懒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我十年不曾读这书了，但是我闭了眼睛，还觉得书中的人物，如严贡生，如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权勿用，……个个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读《水浒》的人，过了二三十年，还不会忘记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请问列位读过《广陵潮》和《九尾龟》的人，过了两三个月，心目中除了一个“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还记得几个活灵活现的书中人物？——所以我说，现在的“新小说”，全是不懂得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
鲁迅虽然同属新文学阵营，却没有完全否定《九尾龟》，而是肯定它的社会认识价值，认为它保存了晚清社会一种特殊的人物类型。他在《中国小说史略》梳理清代狭邪小说发展脉络时，以《九尾龟》殿后，并将其作为清末狭邪小说发展的一个终点加以讨论，这也说明，他并未因其艺术成就有限而将《九尾龟》排斥于小说史之外。鲁迅在1930年《流氓的变迁》中则认为，晚近小说中，只有《九尾龟》对流氓形象的描写约略近之：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鲁迅所关心的，并不是章秋谷是否塑造成功，而是他代表了一种新兴的都市流氓类型。章秋谷自命主持公道，惩治妓女、欺压弱者，表面维护社会秩序，实则依附既有权力，在租界社会中横行无忌。鲁迅正是藉章秋谷，看到了晚清城市文化中一种新的社会人格，因此即使并不推崇《九尾龟》的艺术成就，仍肯定它保存了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类型。
晚清小说界、胡适、与鲁迅对《九尾龟》不同的评价，反映了中国小说批评从晚清趣味标准向现代文学标准转型的过程。胡适主要从现代小说艺术的角度评价《九尾龟》，重视结构布局、人物塑造与文学技巧，因此认为它不过是一部缺乏艺术完成度的章回小说；鲁迅则更重视小说的社会认识价值，把章秋谷视为晚清租界流氓文化的一个典型。两人的评价看似相左，其实只是观察角度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日记》也透露出另一层耐人寻味的历史背景。例如其中记载：
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乃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君墨仅得金韵籁地址，而不知花瑞英所易姓名及所居何里，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伎，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遽尔见招。。。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
有趣的是，从《胡适日记》来看，胡适等人在青年时代对上海风月场并不陌生。《九尾龟》这类描写狎妓生活的小说，在当时知识青年中亦颇为流行。它们未必是第一流文学，却未必没有时代价值。一部小说既可以因艺术成就而流传，也可以因保存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和生活形态而具有史料意义。也正因如此，《九尾龟》今天仍具有超越文学本身的史料价值。
胡适日后以现代小说艺术的标准批评《九尾龟》，鲁迅则从社会文化史角度重新发现它的价值，二人的分歧并非谁对谁错，而是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小说观。也正因如此，《九尾龟》不仅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狭邪小说，更成为观察中国小说批评由晚清走向现代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九尾龟》今天之所以仍值得阅读，或许并不在于它是一部成功的小说，而更在于它保存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物心理。《胡适日记》中对上海风月场的记录，也从侧面表明，《九尾龟》所描绘的并非纯粹文学想象，而是当时都市经验的一部分。至于其对一代知识青年都市想象与社会观念的影响，仍有进一步研究空间。
胡适青年时代阅读《九尾龟》，成年以后却以现代小说理论严厉批评《九尾龟》，这种"阅读经验"与"文学评价"之间的落差，本身就是五四一代知识人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