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和毛泽东有关却鲜为人知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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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因毛泽东迫害致死的名人，我们很容易说出一大串名字。可是很多人不知道，除了公开被毛泽东以各种方式迫害致死的人，还有许多名人死因被质疑高度疑似和毛泽东有关。这些人的死更为冤屈，却鲜为人知。
一、四八空难（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人）
“1946年4月8日，编号43-16360的C-47运输机由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飞机在西安经停。起飞不久，飞机与美军延安观察组取得联系。12时25分，飞机在陕西甘泉上空同延安电台联络一次。之后中断联络。下午2时左右，飞机经延安上空，但随后飞机迷失方向，误向晋绥边区方向飞去，撞毁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机上乘客14人、机组成员4人（美国人）全部罹难，罹难者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博古），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
https://zh.wikipedia.org/zh-sg/%E9%BB%91%E8%8C%B6%E5%B1%B1%E7%A9%BA%E9%9B%A3
这四个人的死因高度疑似和毛泽东有密切关系：
（一）“四八空难中的主要遇难人员都和当时在延安地区处于权力巅峰的毛泽东在权力上有密切关系。
王若飞（1896年10月11日—1946年4月8日），1922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其对陈独秀在党内的批斗作出过辩解，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其依旧出任中央委员。王若飞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工作者之一，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如《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迎接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纪念》等。毛泽东曾多次夸赞他说:“若飞是我们的理论家。”[8]
秦邦宪（博古）（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935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遵义会议上退出中共领导集体，此后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他创建领导了《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是中共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达到高潮，博古作为“教条主义”代表，首当其冲、成为被批评的对象。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后，其兼任的理论性职位和宣传阵地都被迫交出，也未进入中共七大产生的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共中央委员中，博古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博古儿子后来回忆道，当年父亲难以承受压力曾想寻死。[9]
叶挺（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北伐名将，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八一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新四军军长。毛泽东曾在叶挺访问延安时，称叶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10]
邓发（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长期负责秘密警察事务，有“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之称。1945年中共七大，邓发意外没有当选中央委员，被指和毛泽东有关。[11]
”
也就是这些死者，要么就是和毛泽东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叶挺和毛泽东在军队的地位，王若飞和毛泽东在理论届的地位，秦邦宪作为前任总书记，和毛泽东的潜在竞争关系），要么就是和毛泽东不合，在空难前一年受到过明显的打压。
（二）对于“四八空难”的失事原因。中共方面对此空难抱有怀疑，派晋绥公安总局顾逸之调查。根据顾逸之在1998年的回忆文章，此事存在重大怀疑：
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迷。[13]
当时正值国共和谈时期，只能对外宣称是一起意外[14]。据叶挺之子叶正大回忆，1951年6月，他和二弟叶正明到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拜访。周恩来谈到“四八”空难，明确否定了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结论，“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但因局势且无确凿证据而不好直说[15][16][17][18]。
（三）综合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毛泽东是重点怀疑对象。
秦铁口述认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双方行动都是透明的，博古等人离开重庆，报纸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国民党特务刺探到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国民党特务不会有胆量连美国人也害[22]。
既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都判断一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又几乎肯定不是国民党干的，其他人也没有这个条件、能力，所以毛泽东就成为了重点怀疑对象。
（四）四八烈士的陵园被多次变更，时间点都和毛泽东的权势相关。
1957年，中共从党费中拨出100多万元，将延安东关机场的陵园迁至王家坪。1970年，王家坪因建造延安革命纪念馆，四八烈士陵园再迁至李家村。陵园北靠大山，面对延河。主体建筑为六层石阶陵墓台，排列27位烈士墓碑，最上层为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项英、邓发、张浩、关向应、郑耀南墓碑。
四八烈士的陵园两次变更，而且时间点都和毛泽东的权势相关。1957年是大跃进的起始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势达到巅峰，因此能拨款上百万（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将延安东关机场的陵园迁至王家坪。因为只要四八烈士的陵园在东关机场，回看当时飞机本来即将降落的历史，总会有很多人认为四八烈士是遇害了，不是意外。
而1970年也是文革的高潮阶段，四八烈士陵园从王家坪再迁至李家村，多半是有其他的可能被怀疑是遇害的线索，因此需要搬迁。而在搬家到李家村后，1992年5月12日，李铁映同志前往陵园吊唁，目睹四八烈士陵园荒芜僻陋情景，当即指示拨款维修。1996年，经过扩建整修，四八烈士陵园这才面貌焕然一新。
二、周恩来
有关毛泽东阻止周恩来治疗癌症的传言广为人知，甚至出现了辟谣。
https://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1672&page=1
这则消息高度疑似是真的。
（一）“先是不经意看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里做过披露，后又从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的书里和高文慊的《晚年周恩来》里得到了同样的佐证。还有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泌尿科专家、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采访时谈到了周恩来的癌症的治疗过程。他是1971年在为周恩来作体检时，发现周恩来膀胱有癌变。周恩来的癌症确诊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当时尚在癌症的早期，及时手术是有望治愈的。周的另一个保健医生张佐良说：“早治疗，痛苦少、危险小，康复快。”医疗组建议立即手术，周恩来本人也表示同意。请注意，按张佐良的回忆，说明周知道自己的病情的。但是按照规定，周恩来的手术必须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于是吴阶平向毛泽东打报告申请手术。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如下：1 不治疗。2.不告诉周、邓。3.搞好营养。”
https://zh.wikipedia.org/zh-sg/%E5%91%A8%E6%81%A9%E6%9D%A5%E4%B9%8B%E6%AD%BB
（二）所谓的辟谣重点就是，不治疗是不手术，不手术只是保守治疗，手术有风险，周恩来接受了中医治疗。
诚然，在民间，确实有一些人在身患癌症之后会采用这种处理方式，毛泽东本人也确实非常抗拒手术，这一点在史料中也有记载。可毛泽东不止是阻拦了周恩来的手术治疗，连药物治疗也被耽搁了。
https://m.baidu.com/bh/m/detail/ar_10075680169169222154?frsrcid=rec
“1973年1月5日，因治疗一再延误，周恩来大量尿血[8]。1月13日早上，周恩来尿血，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变成红色。吴阶平等人再次上报汪东兴要求进行检查和手术，同时将病情告知邓颖超[1]:305-306。但直到3月10日周恩来入住玉泉山，才得以进行膀胱镜检查[1]:321。检查时，医疗组违反毛泽东指示，使用电灼术烧掉了膀胱黏膜表面的肿瘤[d]，此次手术治疗效果较好，尿液很快恢复正常，然而术后本应一周进行两次的化疗未能按照预定方案进行[1]:306-307。10月下旬，周恩来再次大量尿血，但因批林批孔运动等政治上的影响，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https://zh.wikipedia.org/zh-sg/%E5%91%A8%E6%81%A9%E6%9D%A5%E4%B9%8B%E6%AD%BB
“1974年初病情加重，3月上旬起每日尿血达一百多毫升[8]。1974年3月12日，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并进行了电灼术治疗，但效果极不理想，很快尿血复发。依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指示，之后一直进行保守的药物和输血治疗。期间周恩来膀胱内蓄积大量血液，凝结成血块，阻塞尿道内口，痛苦异常[1]:321-322。5月上旬，尿液病理化验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随后吴阶平等人再次要求中央领导人接见，尽早采取手术治疗[1]:323。”
这些都证据都说明，医疗组对周恩来的治疗，确实受到了来自毛泽东方面的阻挠，并且这种阻挠已经超过了常规的保守范畴。
（三）周恩来去世的葬礼，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也没有托人致辞，明显违反中共党内的习惯。最后周恩来的葬礼也是由其极右翼宿敌，毛泽东亲手提拔的邓小平主持的。
http://zhouenlai.people.cn/n1/2019/0318/c409117-30981856.html
（四）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恩怨广为人知。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目的就是铲除周恩来派系。这一点从伍豪事件看就非常清楚。
1932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由南京到上海来主持部下杨登瀛的丧事。事后，在与其部下情报股干员黄凯谈工作时讲到，目前共产党经济困难，处境不好，可能会有许多党员思想动摇。张冲提出：“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来吸引更多人自首、瓦解中共地下党士气[2][3]。两人合谋从事，张冲连夜起草了一份《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2月15日，黄凯派人送到申报馆广告处。《申报》的律师认为，这个启事称有243人脱党而只具伍豪一人姓名，有明显漏洞，决定暂不刊登。但《时报》在16日、17日两天的号外版上首先刊登了这个启事。18日、19日，《新闻报》接着刊登。国民党新闻检查处随即派员向《申报》施加压力，《申报》才于2月20日、21日发布[4]。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4] ”
而周恩来早在1931年12月15日进入中央苏区（伪造启事之前两个多月），根本不会在上海报纸发表所谓“启事”[5]。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共中央迅速地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造谣诬蔑。2月20日和21日，《申报》然后刊登张冲伪造的启事后，地下党派人去交涉。广告处律师答称：铺保手续不合，不能刊登。几经交涉，终于在总经理史量才、顾问陶行知的支持下，同意用广告处的名义，在报上公开答复。2月22日，《申报》在同样的版面位置上，刊登了一则饶有趣味的公告[6]：“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同时，中国共产党又在1932年2月27日上海出版的中共党报《实报》上，以伍豪的名义，登出了《伍豪启事》，驳斥了造谣诽谤。同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之后，中共中央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由李一氓与潘汉年负责，找到黄慕兰，由后者出面找到中国律师陈志皋，再辗转找到在上海执业的法国律师巴和，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伪造启事，进一步肃清其影响[7]。1932年3月4日，《申报》上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恩来的另一别名为周少山）。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8]
伍豪事件这一闹剧本来在1932年初就已经迅速平息了，前后不到一个月。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不到一年后，这一铁板钉钉，荒唐至极的事件，居然被毛泽东的妻子，嫡系江青利用。
“1967年夏，天津的红卫兵在旧报纸中发现此文，并转交江青。1967年5月17日，江青利用此文件，将此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恩来，并要求红卫兵调查[12]。同时，指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还把《启事》列入《抓叛徒》简报。5月19日夜，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明事件原委，并附上周恩来亲自编写的与此事有关的大事记、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判处登载伪造启事而又拒绝刊登更正启事的上海报纸的总经理以死刑的布告、有关的上海报纸[13]。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2月22日，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又反映此事。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清楚，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4]
1972年2月18日，康生口述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同年6月1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陈云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到达中央之后。”当天陈云还写了个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6月23日，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中央档案处，同时发各省市保存一份，以防今后再有人利用伪造启事制造事端[15][16]。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在接受第十次膀胱癌手术前，仍用很长时间又仔细看了他关于“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在送至手术室前，他对着远处的张春桥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6][18]；对此事，邓颖超要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19]。
https://zh.wikipedia.org/zh-sg/%E4%BC%8D%E8%B1%AA%E4%BA%8B%E4%BB%B6
也就是虽然伍豪事件在文革被重新掀起后，不到一个月就被平息了，但这一荒唐至极的事件居然在此后的整个文革期间，直到周恩来去世，都一直被江青等毛泽东的嫡系用于攻击困扰周恩来。因为这些人深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而且这些人反复去掀这样一眼看就荒唐无比的事情，其背后更深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周恩来在1932年时作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主持者的地位。在1928年中共六大之后，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就变成了周恩来。周恩来虽然不是名义上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其手握党内过半数力量，他支持谁，谁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一局面直到周恩来在1937年离开延安毛泽东随即发动延安整风才出现转变。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反复篡改历史，扭曲认知，将周恩来抹黑成万年老二。
实际上这个伍豪事件本身就说明了周恩来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地位。否则为什么国民党的特务不去造谣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不去造谣毛泽东，而就盯着周恩来一个人造谣呢？因为国民党显然很了解，谁是真正的中共中央工作的主持者。
可是由于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强大势力，毛泽东虽然在后期又让邓小平复出夺权，但周恩来在临死前成功挑拨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让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再次批邓。所以虽然毛泽东的去世时间比周恩来晚几个月，但在毛泽东死后，其核心党羽被肃清，直到三十年后才露头，但至今仍然始终处于弱势。
三、朱德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始终没有乱，这和军中一系列反对毛泽东的势力是密不可分的，朱德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朱德之死亦被广泛猜测。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2/12/13/n3751441.htm
“据赵力平口述，1969年10月，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由，80多岁的朱德离开北京，他被指派到广东从化，康克清随行，所有消息被封锁，不得离开住所。这样的状况直到1970年7月才结束，朱德和康克清回到了北京，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新六所”，再也没有回中南海的住处。朱德身边的秘书全部被赶走或打倒，重新安排了工作人员。”
“1976年6月21日，这天的日程安排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他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工作人员急得四处打听，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了，但之前竟没人通知。朱德一直等到外宾来，坚持到会见结束才回家。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
“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康克清对赵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大夫说反正现在正在抢救，情况不太好。”刘湘屏和江青去看望朱德。江青说︰“总司令好!”朱德没吭气也没抬手，没反应。”
“赵力平的女儿是医生，跟奶奶康克清提出来，说朱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康克清就跟医生说这个药是不是换换，他们不听，说是专家组织的意见。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终年90岁。”
“据学者陈破空在《中南海厚黑学》一书中披露，会见外宾当晚，朱德突发重病，紧急送医就诊。按照惯例，当班医生需从中央保健局调到朱德病历，然而，情形如此紧迫，却竟然调不到病历。原来，两天前，朱德的病历已经被人神秘调走。朱德病情日重一日，十余天后不治身亡。事后，朱家觉得事有蹊跷，要求查证，却得知那位给朱德治病的当班医生，已经突然死亡。朱德夫人康克清后来逢人便说：汪东兴一日不开口，真相一日不得白。汪东兴是毛泽东亲信，当时任中共中央警卫局长。朱家暗示：朱德死于谋杀。”
“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记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中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3/0323_2664_455573_2.shtml
“在批判会上，时任中共人大委员长朱德，被说成有野心，想披黄袍。朱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
”“朱德独子朱琦在文革中曾遭迫害，致病，于1974年死亡，终年50多岁。”
四、李达
1920年李达回国，夏天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7月，李达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建立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
1927年马日事变后，李达脱离政治活动，先后任上海法政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仍坚持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国统区著名“红色教授”，1937年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盛赞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1949年参加与策动湖南政权和平移交。年底，由刘少奇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一再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
1958年李达曾在武汉东湖客舍同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注 1]，当时为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他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又对毛泽东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5]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陶铸的“顶峰论”，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https://zh.wikipedia.org/zh-sg/%E6%9D%8E%E8%BE%BE_(%E5%93%B2%E5%AD%A6%E5%AE%B6)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家。毛泽东的理论论著多半和李达有关。陈定学先生在《（矛盾论）是毛泽东的原创吗？》（《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以下简称“陈文”）提出：“《矛盾论》的主要观点大都是从苏联哲学著作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改写来的。《矛盾论》原文也可能是由陈伯达起草，艾思奇补充，最后由毛泽东定稿。”虽然这一说法有反驳，但基本是可信的。
https://library.ttcdw.com/libary/wenhuakejisuyang/zx/118281.html
1966年4月18日，王任重以湖北省委名义派出的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进驻武大，聚焦于整李达。王任重亲自给批判李达的材料加了按语，亲自上报中央，并得到邓小平的指示：“批判李达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6]
8月4日，邓小平拟定的批判李达“三步走”计划的“第三步”开始实施——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记武汉大学数学系半耕半读试验班同李达、朱劭天等黑帮作斗争中成长的经过》。[7]
此后对李达的批斗越发激烈。8月13日，李达脸色苍白，口吐鲜血。8月22日，李达才以化名“李三”（意为“李达三家村”）得入住普通病房。8月24日，李达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离世。外科主任裘法祖目睹了李达住院的景象：“回顾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天我在医院??过内科病房，看到在?间?的病室?只有?个?年病?，在床头挂着?块纸牌，写着他的姓名‘李?’。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我按了一下他的脉率，十分微弱。” [11]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的党籍。[12]
8月28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同时发表署名文章——《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说李达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可耻的叛徒，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反共媚日的民族败类”、“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帮凶”、“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分子”。
9月5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李达的一组文章。9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文章，其中，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罗田县北丰公社四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凤英《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一文说：“李达指的是我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不在话下！”[7]
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开幕会上讲到“一大代表”时说：“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13]1973年6月，石曼华给周恩来写信，周批示李达得重新调查。1974年1月13日，武汉大学举行李达追悼大会。[14]
李达是明确被毛泽东指示邓小平批斗致死的，但其死亡相比其他名人更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