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几十年，华盛顿就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做一次方向性调整，把国家资源重新对准最有利可图的方向。

军事战略学者戴旭曾多次提醒，美国前五次战略转移的目标已经全部实现，而今天正在推进的第六次战略转移，落脚点就在中国身上。

五度转身铺就霸权之路

第一次转移发生在独立战争之后。

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后，北美的扩张并未停止，从路易斯安那购地到与墨西哥的战争，版图一路向西推到太平洋沿岸。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伦敦把主要精力投向亚洲市场，华盛顿借机推行所谓的孤立主义，实质是利用大国博弈的空当消化新近吞下的土地。

第二次转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连。欧洲列强为分配殖民利益打得元气大伤，美国名义上保持中立，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

欧洲战时资本大批跨过大西洋流入纽约，使美国从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这一波红利没能让美国立刻坐上霸主之位，但工业基础与金融体系完成了质变。

第三次转移依托第二次世界大战。

罗斯福新政缓解了大萧条的痛感，真正让美国脱困的是欧亚两大战场的爆发。日本侵入东南亚之后，原属英、法、荷的殖民地体系崩解，战后美国顺势接过对太平洋西岸的主导权，把战略重心由欧洲调向亚洲。

第四次转移发生在冷战后期到本世纪初。

在收割了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乃至日本之后，华尔街盯上了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中美在二十多年的合作期内形成了深度的产业链交织，美国资本通过制造业转移获取了巨额回报。

第五次转移以石油美元体系为支撑。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通过与中东产油国达成原油以美元计价的安排，把绿钞的霸权地位重新焊死在能源结算之上。这五步走下来，美国基本完成了对全球资金、技术、能源和规则的多重锁定。

第六次转移直指中国资金池

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工具箱明显加厚。2026年2月20日，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征收为期150天的10%关税，以替代此前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缺乏授权的大规模关税措施。

随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又在5月裁定相关10%全球关税法律依据不足，围绕关税权限的司法拉锯继续发酵。可以看出，华盛顿并没有放弃关税工具，只是在不断寻找新的法律包装。

实际访问稍有推迟，落点在五月。

美方公开材料称，特朗普与中方在2026年5月中旬于北京举行会晤，双方围绕航空产品、农产品、关键矿产供应等议题达成若干贸易安排。表面看，这是一份让市场松一口气的安排，实质上，华盛顿并没有放下围堵的工具。

5月会晤结束不到一个月，新一轮压制就接踵而至。美国国防部6月更新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清单总数扩至188家，新增对象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蔚来、京东方、宇树科技等多家中国科技和制造业企业。

中方随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指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紧接着，2026年6月22日，中国宣布针对10家美国涉军实体实施出口管制，并对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采取政府采购限制，显示出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之间出现新的贸易紧张。

把2026年上半年的动作连起来看，所谓贸易休战只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在美方层面，对贸易和经济问题的立场依然鹰派，主张联合盟友与伙伴防止任何单一竞争对手主导，并称关税与经济制裁的时代远未结束，要打击国家补贴、产业政策、知识产权窃取以及威胁美国关键资源（包括矿产和稀土）供应链的所谓有害做法。

在更深的金融层面，这种意图更加清晰。

从亚洲金融危机时国际资本冲击东南亚，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陷入资产泡沫破裂后的长期低迷，历史上的金融收割套路大体相似：先用资本、技术、市场托起目标国资产，再借助美元周期和政策冲击抽走流动性。

中国体量远大于昔日的日本和东南亚，常规手法已经失灵，因此华盛顿更可能把贸易、科技、金融和台海议题叠加使用。一旦台海生变，美方可能以制裁、脱钩、冻结资产为由制造金融压力，这正是中国必须高度警惕的风险点。

稳健发展方能化解收割图谋

而应对第六次战略转移，中国手里的牌并不少。多年来对房地产和股市持续推行的稳健调控，正是为了避免出现日本泡沫时代东京一城估值可买下全美国的那种荒诞局面，防止外资在高位抛盘留下空壳。

在产业链上，中方的反制手段已经形成体系。

2025年以来，中方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更多采用非关税手段，因为贸易失衡导致中方可有效加征关税的美国产品已经不多，中方转而取消订单、设置市场限制、对美国生产投入品实施出口管制，并扩大出口管制覆盖范围，要求披露中国投入品的最终用途，从而提高了对美国企业的可见度与影响力。

宏观格局也出现了对中国相对有利的变化。美国战略界虽然仍把中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但在欧洲、中东和西太平洋多线压力下，华盛顿越来越需要计算资源投入的边界。

过去两个月，美方在经贸上释放阶段性缓和信号，同时又在科技和军工清单上继续加码，这种“边谈边压”的状态，恰恰说明单边施压的成本正在上升。

归根结底，美方态度的摇摆，源于中国展现出的对等反制能力；把自身实力做强，就是管理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长期基础。

在国内经济层面，中国已经进入“十五五”开局阶段。围绕2026至2030年的发展安排，政策重点仍将落在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突破核心技术和提升产业链安全上。

这样一套长期规划，实际上是在为应对外部战略转移做准备。当下需要做的，是继续顶住短期外部压力，把资金引向科技攻关、绿色制造、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基础设施，让庞大的资金池转化为新的增长极。

第六次战略转移与前五次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手第一次具备了与美国正面博弈的体量与韧性。中美之间在根本性和系统性问题上的深层分歧，受到地缘政治和战略自身利益的支撑，不会自行消失。

简单绕开这些问题，真正有意义的进展需要双方进行真诚且持续的磋商、接触和审慎的分歧管理。

参考资料：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美国观察｜＂管理性贸易＂:2026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议程与中美经贸博弈相持阶段的变数》，2026年。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RS）:《U.S.-China Trade Relations》（IF11284），2026年3月更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