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台北散记 之三 大历史离骚 》
任何一个城市的清晨苏醒，属于城中那些为生活奔波的人。我过去在的上海，现在的福冈是如此，台北亦复如是。京站时尚广场前的宽阔大道上，车流渐次稠密，台北的高楼不似上海那矩阵式密集，阳光无需在楼宇如栅的狭缝间艰难穿行，便能豪迈地将一顷金光倾泻于大道，红绿灯规范做着交替，指引庞大汽车阵列与台湾独有的“机车大军”。绿灯亮起刹那，引擎轰鸣如潮，千百辆机车齐刷刷地跃过白线，汇成这座城市早晨最强劲的脉搏。斑马线上，无数穿戴整齐、步伐急促身影，亦如潮水般涌向前方的捷运车站。
相比于大道的喧嚣，那些纵横交错的街坊小巷则似一张尚未拉开帘幕，犹自揉着惺忪睡眼之面庞，而烟火气已然在暗处缭绕，“哗啦啦”卷帘门接二连三的升起，早餐摊最先点燃炉火，煎台上的蛋饼发出滋滋作响，温热的豆浆与茶叶蛋的醇香开始在微凉的晨风中弥散，偶有几辆送货车“突突”叫着穿巷而过，无情划破巷弄残存之宁静。此时此景让我不由想起孩提时代，父母总会趁我未醒，从喧闹的菜市场拎回热腾腾的油条，灶上则熬煮着浓稠的稀饭，而今，步履匆匆的人们已将清晨的分秒计较至极致，一杯饮料，一份煎饼或饭团在小袋中随步伐轻轻晃荡，而除了这果腹的晨食之外，或裹挟着各自昨日未消的思虑，或盘算着办公桌上未完成的报表，这是一日之始之勃勃生机，亦是“此身非我有”的奔波，是日复一日、无可逃避的生存之环。
出得酒店，我提着待洗的衣物，循着导航去一家自助洗衣房，此为难得之契机，让我能全然融入台北的清晨。洗衣房并不远，只需绕过几道纵横的巷弄。这些街道在中午过后便是寸土寸金、人潮如织的繁华商圈，但在此时的清晨，它属于台北人自己的纯粹，而我不过是一个悄然误入的偷闲过客。视线所及，有些铺面已打理妥当准备营业，有些店家则还在清扫着门前的过道。这些看似已承载了些许岁月的老房子，有着一个极为显著的共样，一楼临街的部分悉数向后退让，留出一条可供行人遮阳挡雨的公共通道，而二楼以上的建筑则如一条长腿般，跨骑在通道上方，全赖数根挺拔的立柱支撑。我从未去过闽粤，亦未曾远涉东南亚，但大抵知道这种“骑楼”建筑在炎热多雨的南方季风气候里有着普遍之实用性。后来与妻谈及此景，方知这“骑楼”在闽南语中有一个极为地道且温情的称作“亭仔脚”，原来它早有名正言顺的历史根基，倒衬出我这异乡人的后知后觉。独步于这空旷的“亭仔脚”下，避开了白日的熙攘，我得以清静地品味其建筑设计的匠心，然若再往深处审视，这种因旧时商机而自发蔓生的骑楼，地势高低起伏，台阶错落，对轮椅、童车乃至盲人指路用的长杆而言，实在难言友好。对比日本早在二十多年前便通过《交通无障碍法》，各城市对公共道路进行标准化改造，铺设平整导盲砖的举措，眼前的古老街区，在现代城市的人文关怀上，终究流露出几分被现代文明匆匆掠过时，遗落的影子，然而这参差的台阶与高低错落的廊道，何尝不也是一种未经规训的生命力，它不讨好所有人，却诚实地记录下这座城市百余年来一路跌撞前行的身姿。
自助洗衣房内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黏稠的热浪，这显然与狭小的空间里几台不知疲倦，轰鸣搅动的烘干机脱不开干系，店里一位阿婆正与一名中年妇女高声争执，从她们夹杂着急促的台语对白中细加分辨，大致拼凑出原委，妇女投币购买柔软剂，盒子却卡在机子里未能顺利掉落，无奈之下只能电话告急，阿婆匆匆赶来，执意要先打开投币机排查故障原因，而妇女则嚷着自己赶时间，要求先赔她一盒洗衣，孰对孰错，旁人无从论断。待那妇女启动洗衣机转身离去，赶来救急的阿婆依然喋喋不休，似欲将满腹委屈倾诉给每一位进门来客，一位身穿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小女孩进来取衣服，闻得这阵唠叨，立刻快步闪躲过去，隔壁下楼的老阿公凑过来数落了阿婆两句，眼见吵不赢她，也只能自讨没趣地讪讪退回。阿婆嘴上虽满怨气，手脚却极其利落，骂骂咧咧间，不一会儿工夫便将长凳与地面打扫得井然有序。这世俗的杂碎与喧嚣，看似平庸无聊，然此刻我却读出了一种近乎奢侈的幸福小调，它意味着这片土地已远离灾难、痛苦太久，久到人们可以在生老病死的间隙里，认真计较于一两枚硬币之得失，在市井的喧闹中彻底遗忘曾经的兵荒马乱，遗忘有时并非背叛，而恰恰是牺牲者所换来的，最奢侈之回报。这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平常时代，亦是一个安享岁月的福祉之期。次日，当我伫立在忠烈祠茂盛郁绿的松柏丛中，在金瓦红柱的肃穆与仪队银盔白枪的冷峻中，我的思绪竟又蓦然飘回到了昨日那间喧嚣的洗衣房，这是一种极具张力的反衬，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因果，屈原曾为战死沙场的英烈而感伤：“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些长眠于红墙金瓦下的“鬼雄”们，昔日流尽鲜血、经受万般险绝苦难，其终极之企盼，或许不过就是为了让后世那些素不相识的普通人，能在一个洒满阳光的清晨，在一间自助洗衣房里，为了一盒柔软剂而无所顾忌地争吵下去。
抵达忠烈祠时未及晌午，或许是周围林间偶有几声鸟雀清啼，反倒让这一方天地更深沉浸于岁月的静谧之中。我伫立于白石牌楼的中门主拱券下，这巨大的白色拱门宛如一道隔绝今昔的时光门阀。拱门两侧，头戴银盔的卫兵持枪静立，视线越过他们与前方的红色围栏，一条开阔的青石板广场笔直延伸，将百余米外的正殿与牌楼遥遥相连。远处的正殿覆以耀眼的金黄琉璃瓦，采用象征帝王最高规格的重檐庑殿顶形制，在背后圆山郁郁葱葱的绿荫烘托下，白墙红柱更显出其凌驾世俗、身居庙堂之上的崇高与威严。倘若此刻，拱门下静立的卫兵与门外的我，正处于时光轴上名为“当下”的节点，则远眺深处，那供奉着数十万国民革命军英烈牌位的正殿，便是凝固于烽火连天，“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之凛冽岁月。在这今昔两端之无声对望中，宽阔的青石板广场上，赫然横亘着五道深褐色的磨痕，那是多少年来，一代代卫兵用皮靴底部的铁掌，在这坚硬石面上踢踏而出的岁月，这五道磨痕如利剑劈地，泛着铁锈般的暗沉，恰似连接这两个维度之沉重锁链。太史公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眼前这石上深痕，却是另一种无言之蹊，无桃李之芬芳，唯余铁与石之坚硬。这无言的锁链便在阳光下隐隐闪烁出如金如血的苍凉微光。立于拱门之下的我许久未动，仿佛一旦踏入这广场，便踏入了那道磨痕所承载的重量，而这份重量，是一个渺小的旁观者所无力承受。
偌大的青石板广场上，一位佝偻着背埋头除草的老阿公成了静谧中唯一，得知我的来由，便说到：“看卫兵换岗，牌楼和正殿两边都有！里边的更好看，快整点了，赶紧进去吧。”对于外来旅人而言，观摩卫兵换岗操枪几已成台北之行之首选，两天前在中正纪念堂前，我已观摩过一次，那是在正午时分，人潮簇拥，日色如炽，卫兵的一招一式精准无误。那是一种对已故元首的敬礼，亦是对过往岁月的致敬。然此处与北京天安门广场有着极其微妙的不同：彼处升降旗仪式的观礼者，多是怀揣着热忱的大陆同胞，朝圣于国家之象征，而此地举手机留影者几乎全为异国游人，鲜见台湾本地民众的身影。究其分野，或许折射出了两岸民众对于宏大历史，国家认同，在当代生活语境下的不同投射与消解，正所谓“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而此刻在松柏环绕之寂静中，那宏大命题或已退远，只留下阳光，青石板，和一位除草老人佝偻背影。
有过一次观礼体验，此时此地在忠烈祠悠静等候，反倒生出更多思考之余地，跨入祠堂玄关，正殿与两侧殿堂围成一个北方四合院样式，两卫兵持枪站立静如塑像。唯一在走动的是一男两女的三人游客，穿着举止非常时尚，然站定祠堂正面，鞠躬行注目礼有规有矩，而其间的议论声似来自韩国。此时一列换岗卫兵齐刷刷地走过来，依官方标准提法，这叫作“三军仪队驻防交接仪式”。在这每一小时执行的庄严仪式，卫兵们不弯膝盖、将腿高高踢起又重重砸向地面的标志步伐，透着一种绝对的僵硬与冷峻。与其说这是今日国军的礼兵标配，倒不如说它是大历史的跨时空回响，如果我没记错，它脱胎于抗战前夕，德国军事顾问为国民革命军亲授的普鲁士军礼传统。
在上世纪那场惨烈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革命军曾与德国有过近十年的深度军事合作。追溯这段渊源，实绕不过一个痛切的历史节点，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而日本为维护其在满洲及华北之既得利益，悍然出兵山东阻挠，在济南残忍杀害中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数千名军民。面对武力的绝对悬殊，蒋介石屈辱地选择绕道北伐，却也在此刻彻底觉悟，深知中日之间终有一场民族存亡之生死大战。在后来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这一中国近代史一手真实史料中，清晰可见其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写下的字句：“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这一笔，写的是一国之耻，亦是一人之悟，此后之“隐忍”不再徒有苟且，而是一场以时间为赌注之蓄力。
随后，苏联顾问撤走，标志着卢布与军火援助的彻底断绝，为求迅速重塑国防实力于中日开战之前，蒋介石将目光投向一战后处于困境、却拥有世界最严苛军事传统的德国。自此德国高级将领相继赴华指导国军提升，曾任德国陆军总司令塞克特将军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防组织建议书》，明确指出，中国绝不能与日本在沿海地带打消耗战，必须利用广袤的内陆腹地打持久战，将日军拖入泥潭。其继任者法肯豪森将军则进一步提出了目标整编六十个国军“德械师”的计划，并拟定了依托黄河、长江天险节节抵抗的战略。更具远见一步，则是经营四川，将其打造为全面抗战总后方。在一九三四年之后的一年里，为避免过早惊动日方并防止内战扩大，国民政府借“追剿”中共红军之由，顺势将中央军精锐与政令引入云贵及四川，一举削弱了刘湘等西南地方军阀的势力，完成大后方实质性统一。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视察四川时，于日记里笃定且悲壮写道：“凡事不可不从根本做起……若为对倭计，应以长江以南与川黔两省为我最后之阵地。”“国家无论退至何处，只要保有川、滇、黔三省，必可复兴。”他在给陈布雷的密信中更直言不讳：“一旦战端开启，沿海及平津各地势难固守。欲筹最后之抵抗，非经营川、滇、黔作大后方不为功。”这些字句写于峨眉山麓晨雾之中，而非硝烟之战场，看似是军事之排兵布阵，实则为弱国在退无可退之悬崖边缘，为丈量民族棺木所作的绝望而又清醒的谋篇布局。
时光荏苒，近百年前的风云激荡，对当今市井生活的似绝尘而去。然而，忠烈祠里卫兵换岗时那声声砸地的普鲁士步伐，却如一枚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时代烙印，固执地将那段历史刻写在青石板上。无论后世对蒋介石一生功过作何评价，单就其在民族危亡之至暗时刻，顶住妥协求和之逆流，坚定不移地领导全国军民苦撑待变，最终扶起中华民族将倾之大厦，这抵御外侮的殊勋，理应堂堂正正写进中国近代史，乃至写入整个华夏历史长卷。
伫立于这红墙金瓦之下，我始终认为，对待沉重的过去，理应恪守一条不二准则：即“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与“基于立场的认识评价”，两者决不可混为一谈。事实是历史的骨架，评价是历史的血肉。后人固然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党派或时代视角出发，对历史人物的局限与过失做出多元的评判，但“评价”的多样性，决不能用来掩盖或抹杀“事实”的唯一性。倘若为了迎合某一党派集团的利益，便肆意篡改史实，或采取选择性叙述，用立场之滤镜去阉割真实之过去，则所有的历史讨论都将沦为毫无意义的虚无。真正的治史之道，当摒弃一切成王败寇的偏见，直面那曾在血与火中真实跳动过的鲜活脉搏。犹如那长达半个世纪的蒋氏日记，白纸黑字刻录当事人每天之所思所想，大至家国天下、同僚袍泽，小至个人悲欢、信仰挣扎。落笔之时，他或许从未料想这私密心迹会有公之于众的一天，因而无须费心去字斟句酌粉饰修辞，唯留下赤裸而确凿之史料，纸上墨迹是无言的真史，而此刻，换岗卫兵的铁靴正沉沉砸向青石板，那承袭自普鲁士的冷峻军姿，以及那五道深褐色的磨痕，同样是不容抹杀的真史。它们似近百年来未曾平息的脉搏，仍在这肃穆庙堂之下，执拗凿刻着无声的岁月。
恍惚间，铁靴的沉鸣，礼枪的脆响皆已停歇，游人与卫队已去，大殿前一缕微风拂过原本的凝重。我于正殿前依次鞠躬行礼，随后绕步至主殿两侧幽深回廊，这里陈列着国民革命军浩荡战史史录与每一时代主要烈士的青铜塑像，此时一束光芒从廊檐间隙落在白墙上，历史的画卷在此铺展，从怀抱革命理想的讨袁护法与誓师北伐，到惨烈牺牲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与远征军入缅，一路跌宕，最终定格于退守孤岛后的金门“八二三”炮战。我在驻守卢沟桥的抗日英雄吉星文将军的铜像前伫立良久，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时，他身为前线守军团长，曾豪气干云打响全面抗战的第一枪。然历史诡谲，这位民族豪杰未曾陨落于“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之抗日喋血年代，却最终在二十一年后金门“八二三”漫天炮火里，将生命怅然还给了同胞相残的凄凉宿命，历史若有残酷，莫过于此。他的目光似穿透了青铜的坚冷，与回廊并排伫立的张自忠、谢晋元等殉国将领的魂魄无声交叠，若说张、谢二位将军之牺牲，是民族抵御外侮之壮烈丰碑，那么吉将军的结局，则是内战割裂下无从逃避的骨肉悲音。
伫立良久，两日前我在中正纪念堂陈列室内的那场不期而遇，蓦地拂上面颊。隔着冰冷的展柜玻璃，面对着蒋介石遗留下那件黄褐色旧军服，心中顿生无限感慨,他曾穿着这套戎装，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于江西庐山召集各界贤达发表政治立场声明。那句振聋发聩的惊天宣告:“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曾无数次在历史纪录片中震撼于我，而此时，那决绝之眼神与带有奉化乡音之语气，仿佛穿透时空逼真显现在眼前。那不仅是一篇应战宣言，更是历史上首次将华夏之个体缝合为对“中华民族性”最彻底之诠释。然眼前的军服上已无曾该配有的皮带、肩章与军刀，它空荡荡悬挂在那里，究竟影射出何种历史转换？上古周武王克殷，曾“马散华山之阳，牛放桃林之野”，昭示天下偃武修文。而眼前这卸去锋芒的战衣，究竟是意喻战火灭迹、五谷丰登后的马放南山？还是曾经的铁血豪言早已随风漂白，再也激荡不起如今为生计疲于奔波的现代人之心？“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长歌当哭，大抵如是。
步出陈列室，身倚汉白玉栏杆俯瞰整座广场，中央一杆孤高的旗杆上，正飘扬着那面曾于一九四五年欢庆抗战胜利、洋溢全国每一角落的国旗。左右两侧，“国家戏剧院”与“国家音乐厅”如两尊历史巨擘相对坐镇，在盛夏烈日下，琉璃黄瓦折射出夺目金色，愈发衬托得广场格外洁白，这是我所见过的，将现代钢筋混凝土骨骼与传统大木作古典灵魂糅合得最巨、气度最盛之建筑，遥想彼岸天安门广场，一九四九年之后，或许已无人再如此执着于这种纯粹的重檐庑殿风格，当年唯有梁思成先生设计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时，为拒苏化的方尖碑浪潮，在碑之最高处“偷偷”安置了一尊中国传统的庑殿顶，唯此一举，成为绝唱。
一九四九年，这究竟是怎样的时代？追溯浩瀚史册，它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交替，其惨烈与深刻，或可堪比武王伐纣、秦汉鼎革、宋元世变与明清易代。然昔日大儒亭林先生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道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的沧桑真相。无论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东汉、东晋、南宋或南明，在治史者眼中，都不过是一个政权在遭遇巨大外力时之空间迁移，偏安一隅。它们的历史地位与功过，唯有在其彻底终结后方能定论。然真正的人类历史，绝不是一部冰冷的政权更迭史，而是由无数曾经活生生存在过、呼吸过的人，用他们的爱恨挣扎与所作所为，一砖一瓦堆铸起来的血肉史诗。大将筹边、帝王弄权，不过是历史表层之浮冰，在这座由千万人命共同堆铸的历史大山面前，任何政权，对于大地，无非是疆图之上的暂行规划。对于人间，无非是约章之内的瞬息束缚。它改变不了人类文明不断向前繁衍之脉搏。在永恒的时光审判面前，宏大的政治叙事往往显得如此浮动而无力。
一九四九，对于这片古老的大地而言，究竟是一个大时代之终结，还是一个大时代之开启？我想，它更像是一场漫长戏剧的浩大序章，而我们，不过是刚好活在这段漫长延伸线上的某一瞬间。至于该如何去评价这场让无数家庭骨肉分离、却又重塑神州格局的浩荡风云，或许真需要等到这出历史大戏彻底落下帷幕，留给未来那些被岁月洗去仇恨与偏见的人们，去作最终的评说。
步出忠烈祠时，日已西斜，映出青空下一片血红。圆山脚下的林荫道上暑气渐褪。我沿着来时的巷弄往回走，步入街坊，刚才的习习凉风已然隐匿。马路上机车的引擎声交织在市井的烟火中，裹挟着人们卸下一日疲惫，急切归家的心情。此时几个国中生嬉笑地越过了我的步伐，看着他们充满朝气，似将我那沉重的思绪一并抛在了身后。蓦然间记起“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诗句。确实，殿堂里的兴亡更替，对于生生不息的寻常百姓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无情”？这代代相继的青春与笑声，便如同那年年抽新枝的杨柳，在时间的长堤上兀自繁华而不问悲欢。台北的黄昏如此惬意，且将这一切，郑重交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