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社教与文革的若干侧面

自文革中到文革后，我对文革前的北大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有个浅显的疑问：当年（1964）去北大的第一个社教工作队即“张磐石工作队”（以及其前的调查组）是从中宣部派出，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工作队“整”的对像是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陆平背后是北京市委，市委书记彭真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权力地位在实际上相当于总书记邓小平之下的副总书记）。如此背景下，北大社教中对立双方斗争激烈，局中基层人却多不明底里。众目得见的表面是中宣部工作队先出手，一时威胁到北京市委；而后北京方面得到中央书记处邓小平的支持，反手压过了中宣部。其后不出一年，文革一起，彭真和陆定一同时沦为首批被打倒的“反党集团”（所谓“彭罗陆杨”）……此中到底是个什么名堂？张磐石工作队的派出只是陆定一的决定么？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的决策在当时中央所谓“一线”“二线”领导格局中是怎么形成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各种回忆文字中有几种回答。一个，是聂元梓回忆，说毛对她说过（应是在文革启动以后），北大社教是“姓陆的（定一）整姓陆的（平）”，听起来好像是说此事与他无干，他不过旁观者清罢了。另一个，是说工作队是由彭真和陆定一经书记处决定而派到北大的，此说语焉不详，且与表面过程不符——难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中央书记处一只手去打另一只手么？ 

先父当年工作在高教部，被抽调到张磐石工作队，在副队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领导下工作。他也一直不能解开我的疑问。晚年时他告诉我，曾经想过把自己经历过的文革前那一案（1964年秋到1966年初）写一写，以期尽量留下点原始记录。但他自己写不了，原因是已不再能接触旧档案。他试图邀一位当年工作队的同事一起写，因为那位是中宣部的退休干部，有权进部文件室索阅，可是对方回应“不想写”。 

另外，现在有些回忆文字明显是从聂元梓大字报事件倒推来评述北大社教的背景，其中颇有后人的妄揣，比如在提到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校长事件中的刘进时将其父刘仰峤说成是“文革红人”，来由只是张磐石工作队在社教运动中支持聂元梓，那是离谱到没边了。 

另一种当事人回忆值得后人严肃看待，那就是力图将那场社教混战中的一方作为史上的正确方来描述。例如这样两篇：一是根据《记忆》电子杂志对李清崑的访谈整理的《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是吴根耀对李的批驳《北京大学社教早期执行了极“左”路线——兼析李清崑的“谈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两篇皆洋洋洒洒，充分重现了当年“上下交征‘左’”（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风气。有些人大概忘了：1949年后大陆政治运动中正面批“极左”（而不是轻描淡写的“纠左”）是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有的事情。在此之前，凡参与政治运动批判他人的必定要占踞“左”位，挨批被整的永远属“右”。张磐石工作队对陆平如是（其实陆平自掌北大后何尝不左，但有谁会批其极左吗），“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北京市委的邓拓对北大教员中的“社教积极分子”们亦如是（反党委即是反党，被整的当然只能是“右派”），各自出手狠辣不留余地，活生生的“春秋无义战”。 

龚育之（中宣部派出替换张磐石的许立群工作队成员）著文回顾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民族饭店会议、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其中前两次会上都有给社教工作队整风的议程。文中提及彭真曾特意交代在运动中对学校师生不要“打态度”，认为那样做的效果历来不好。而我父亲作为工作队成员倒在会议上被打了一次态度，起因是他在进城的班车上说了一句“嗨，大不了到农村去赶两年大车”。有此感慨是因他觉得一个运动两边互批互整、动辄说对党对组织如何如何，到底什么是“中央精神”？实在令人糊涂；于是想起在人民大学的老同事1959年被整成“右倾反党分子”后下放学校农场赶大车直到1962年平反复职的遭遇。结果这句话被人揭发，成了“对抗”组织批评的态度。 

1966年文革爆发时，父亲从农村“四清”被撤回机关参加运动，旋即名列大字报上的“另册”，成了“旧十七年”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 “黑帮”、“走资派”。环顾身边大势，昔日北大社教中一同被整者有些已是当红左派。这让他怵惕之下为自己订了戒律，曰绝不沾北大的边，并一直谨守不渝。文革后期，我姥爷去北大看望冯友兰（姥爷终生对冯执弟子礼，自五七年戴帽离京后每进京必诣冯府问候请益），父亲让我同行照料，但特嘱“你就别进人家里了”，于是我在校园长椅坐了一个时辰，没见到冯先生。我妈说这也太小心啦，我倒完全理解：说了不要与北大的事有瓜葛，就应彻底避嫌。父亲在文革的“三结合”（要求被“解放”的领导干部与革命群众一起参加运动）阶段被结合到原高教部的“北京公社”（属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中的“天派”，与北大聂元梓的组织同路）。后来他特地对我说了一声：那是因为他所在单位（一司加一室）多数人在北京公社，他与本单位群众的联系应视为“天然”而非“站队”。 

老一辈人已矣。如今我在看到有关北大社教的回忆文字时仍很注意，总希想看到一些内幕，能够揭示毛发动那场运动时的心路线索，特别是有关毛对“倒刘（少奇）”的突破点和所要动员和依靠的力量而做的考量和试探。 

中宣部长陆定一当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姿态偏左，如：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明确宣布脱掉压在知识分子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为他们“加冕”，承认他们是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事后陆却表示了不同意，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不能变，这得到毛泽东赞同。可是，派队进入北大，出手就使一级党委狼狈失据，进而陷上级党委于被动，要说这么大的动作出自中宣部，那太超乎想象了。我认为，那项大政只可能来自两个方面，或者是“二线”的毛，或者是一线的刘邓（中央书记处）。 

若说北大社教出于刘少奇的中央一线领导的布置，那只在理论上有其可能。现在能看到的材料在在显示刘在领导前“四清”后“社教”的工作中全副注意力都在农村方面，即使处在毛给他设的各种花头问题的困局中焦头烂额，他也没提出过要让运动焦点离开农村工作的想法。 

而轻吟着“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毛泽东却游刃有余，他可以悉心玩味孤家“所思”——托名“故国人民”，其实就是自己——然后选定发动运动的出击方向。 

要在农业和农村方面找出击点么？恐怕毛并无优势。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留给他的遗恨尚在。虽有林彪出手救驾，替他挽回些须颜面，但陈云讲话传达下去时激起的那一片“嗷嗷叫”的反应更让他难以忘怀。对待陈云，他一句“阴暗面讲得太多了吧”就可以令其知趣，回去继续养病，但下面那么多干部，全国亿万熬过饥饿存活下来的农民，他们还会像五八年那样盲目狂热地应和他的运动号召吗？ 

先说各级干部。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计民生得到缓和回升，刘少奇的政策能力渐渐为众所信服，其威信在地方和基层已经不弱。六十年代的材料显示，像提倡“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柯庆施领导下的上海市委那样的地方党委不是多数，毛号召鼓动的社教运动在各地干部中得到的反应一直难以让他感到鼓舞和放心。那么，他暗中布置江青张春桥在上海起事后是否足以在各地煽起普遍的“勤王”声势？他可得想好了，否则一旦发难，也许会失控，结局难料。 

而说到农民呢，这里得让我提另一件实事。七十年代初，文革进行中，我在老家，身是下乡知青劳动力。有一次，大队党支书召集社员开会，传达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文件，内容总不离反修防修，防止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听传达文件算出工、计工分，一屋子人找地儿坐定，书记让我念文件。念完后要讨论，但无人开腔。这时我老爷（祖父三兄弟中的老小，父亲叫老叔，我叫老爷，成份中农）磕了磕烟袋，慢悠悠出声：“还是怕农民富——啊！”众人无言，他管自说下去：“你说是穷了好还是富了好？穷了，手背子朝下，都跟你（政府）要（救济粮款）……”支书赶忙打岔，扬声道：“谁怕你富啊？……你富了还不好？”一边向我眨眨眼，意思好像是“他老糊涂了”。其他人还是都不说话。这事给我印像太清楚了——老人说句老实话，情如公然妄议毛和中央，却无人起而批斗，与其说是乡里乡亲没人在意这“阶级斗争的动向”，不如说是大家心知肚明都有同感。我回家时对父亲说起此景，经过农村四清、体验过当时农民生活的父亲也觉得佩服：“你别说，这老中农的想法……（真说中了老问题）。”须知毛泽东最初提出要搞“社教”时想到的教育对像正是富裕中农（“毛泽东在1957年的青岛会议上提议，要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锋芒主要是针对富裕中农，对他们进行一次说理斗争。”——见霞飞《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党史频道-人民网 ）！

所以，站在毛泽东的角度，可以想象，他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哪儿最有可能显灵？答案：在已经被整怕了也整熟了的地方，在多少有点文化、已经学会了自觉而无条件地跟党走的人群。毛在1962年4月9日召开的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反右运动，说：“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是的，哪里的人已经不敢讲话并且最能跟从，那里才是毛情之所钟、优势所在。北大，这个毛终生念念不忘要驯服的冤家，在毛制造的连串政治运动中矛盾双方对撞热度足以爆发，毛一把抓住，挑动学生“造反”，让刘邓找不着北，怎么做都是错。这就是1966年毛将北大社教导向文革内乱的底蕴。 

以上所说各节，分析部份不避粗糙，略陈管见而已。叙述亲历部份，属于有闻必录，也是小人物的一点个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