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日还是仇日，为毛泽东说句公道话
近来万维“精日”派和“仇日”派开始互殴，本人是肇事者之一，起因是因为本人对于万维两宫“席胡太后”的精日博文不满，回贴写博反驳，其他网友加入辩论，群殴开始。本人是个爱凑热闹者，不怕事大，再为争议添把火，让争议更具有火药味儿， 呵呵呵。
必须承认，和三年饥荒问题一样，如何看待抗日战争，也是个敏感问题，容易引起争议。 争议本身是件好事，道理越辩越清晰，观点越辩越充分。
有位叫雨村的博主贴出长文，把毛泽东描述为“精日”者，博文引用毛泽东的公开讲话，对日本采取不抵抗的消极政策：：“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雨村的博文继续说道： 毛泽东还说：“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其实中外中共党史历史学家对此早已做过考证，所谓的毛泽东的“洛川讲话”完全是伪造的，洛川会议记录，中共中央档案，毛选，与会者的回忆都没有提到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洛川会议官方记录只有以下几点要点：
实行全面抗战；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建立抗日根据地；
扩大和发展人民武装；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开展工作
雨村引用的毛泽东的名言“ 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 更是无稽之谈。这一说法长期以来都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叙事方法，把中共描述称为掣肘国民政府抗日的破坏力量，后来的中外历史学家做过严格的考证，没有找到毛泽东以及中共任何类似表述的文献证据。
不错，中共抗战的方针确实是“ 敌强我弱，不宜与日军主力进行大规模正面决战，而应发挥游击战和运动战优势。” 可这是军事策略，不是政治战略，没毛病。
雨村博文最后引用毛泽东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际会见来访的日本首先田中小荣时的讲话毛；“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雨村引用的毛泽东的这段讲话确实存在，不同出处的版本有细微文字差别，但中心意思没有差异，这段话多年来被广泛引用，作为毛泽东精日的铁证。
严肃的历史学者对于这段话的解读完全不同，这是一段通过政治幽默来表达当时历史现实的讲话。日本侵华吸引了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注意力，确实在客观上给当时已经奄奄一息的中共创造了喘息空间。毛泽东谈话方式一向独特，常用以举轻若重的幽默口吻谈论重大政治问题， 国家副领袖叛逃了，他来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73年为邓小平平反，恢复工作，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不经意这样说道：”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 毛泽东会见田中时，中国外交困境急需打破，日本首相此刻到访，毛泽东无疑有大驾光临，蓬荜生辉的感激，拍拍马屁，外交手段而已。尼克松一生反共，首次访华会见毛泽东，毕恭毕敬对毛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外交礼仪而已。 美国历史学家没有把这句话作为尼克松是”媚共“的证据。
毛泽东和蒋介石是上世纪独裁者，干过恶事，我对于他们没有好感，特别是毛泽东，是我少时苦难的根源，我的仇恨蔓延至毛泽东的追随者红卫兵一代。对这帮老帮菜充满了刻骨仇恨，希望这代人都得老年痴呆，屎尿沿着裤腿外流，臭气熏天。
但有一点，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没有出卖过国家或民族利益。蒋介石抗日庐山演讲，慷慨激昂，激励了当时民族抗日情绪，毛泽东55年逮捕潘汉年，只因为潘汉年在抗战期间，没有经过中央批准，擅自和汪精卫会晤，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有着相当程度的行动自主权，潘汉年只是抱着接触的心态去见汪精卫的，双方并没有谈及实质问题。 可这违背了当时中共绝不和日伪政权接触谈判红线，这个红线和当时蒋介石“不承认、不谈判”的原则一致。 潘汉年被捕时抗战已经成为历史，但历史文献显示，毛泽东得知此事是依然震怒，原因有多种，一是一旦此事当时暴露，会对中共的抗日形象造成重大打击，二是中共本身当时的战略也是在抗战中求发展，抗战是底线。
外蒙和海参崴割让是弱国的无奈，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之过。
”席胡“二宫还有这位叫做雨村的博主谈到上世纪60-70年代中日友好气氛热络，对于90年代后的反日氛围十分不解，认为是中共煽动起来的现代义和团情绪。这是对于历史误解。
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处于政治风暴之中，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中国限于内耗之中，人民，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处于”信息茧房“之中，对于外界毫无所知，精力被运动消耗殆尽，对于历史的反思被搁置。邓大人上台，人民思考能力得到修复，观念开始流传，反省也重启，对于日本的反感浮现出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认识进程。北大才子余杰曾经严厉批评钱钟书的作品，特别是《围城》完全脱离抗战的历史背景。对于日本入侵造成民族苦难的描述云淡风轻。
本人从不否认自己对于日本有着无法克服的偏见，这与本人的家庭历史有关，日本人欠着我家的血债. 我有个发小死党，从小一起长大，是多年挚友。前几年见面闲聊，他透露他爷爷当时曾经担任过日军的维持会长，抗战胜利蒋介石国民政府没有查出他有帮凶血债，只判了他轻罪，没有坐牢。听后我十分震惊，虽然没有说什么，可关系从此疏远，至今已经没有了来往，这是我的不对，可就是无法克服心里的这道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