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糊涂 之 季羡林和钱钟书
2026-6-23
都说文人相轻，但纠结于鸡毛蒜皮。季羡林和钱钟书同是清华校友，又同在欧洲留学，两个人后来又都在社科院工作。可是几无交集。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两位顶尖学者，却始终生活在彼此平行的精神世界里。有人猜测，钱钟书曾在《围城》中用一个并不重要的人物董斜川映射季羡林：原因是董斜川推崇陈寅格的父亲陈散原（陈三立），又带有几分傲气，令人联想到季羡林在《此情犹思》（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中对陈寅恪的推崇和对钱钟书不指名的批评。
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虽然这种说法并非只是后人的联想，彼此能够印证，却仍不足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证明，因此只能视为一种值得注意的解释，而非定论。学者谢咏曾在《钱锺书看 徐志摩、郭沫若、陈寅恪》一文中披露说：
钱锺书对陈寅恪的评价不高，主要是依据这样一则史料：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曾批评过陈寅恪。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钱锺书那段话是这样的：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
因为季羡林自己曾说，真话不全说，才故弄玄虚，大智若愚，怨不得读者们瞎猜。而在季羡林《口述》中，对“老钱”有如下的记载：
蔡德贵：钱钟书在清华园已经很有名了吗? 季羡林：这是我的印象，在清华时，我并不跟他讲话，因为什么呢?他就是装模作样，脑袋瓜是灵。那个上海那一带的，脑袋瓜比北方的灵。可是也没有，没有他自己认为的就是天才。所以我们在学校，不但没有来往，也没有讲话。蔡德贵：《清华园日记》里两次提到老钱。你们没有交往？季羡林：没有交往。蔡德贵：听说他无锡钱氏家族，家里藏书很多。他出名出在黄色小说看了不少。开书单子，不用查，可以开出一页纸来。季羡林：对。蔡德贵：后来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您跟他来往也不多？季羡林：也不多。后来，我们不是一条路，他搞英文，我搞德文，走两条路了。蔡德贵：有一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请您去当副院长。季羡林：有一段。大概是胡乔木推荐的。后来没有弄成。蔡德贵：您那时候不去？季羡林：也不是不去。反正有了钱钟书，不能两个啊，都上啊。说我当时有意拒绝，也不敢说。蔡德贵：没有断然拒绝?季羡林：嗯。
看网上2008年的一篇文章《钱钟书与季羡林》，作者WULB。其中有下面这些文字：
在杨绛的《我们仨》。。。。后面有段话：我有些迷信，这个位置（指社科院副院长）是那个诬陷我们的人想要的，可是给一个不想当的人当了。世界上常有这样的奇事。（大意如此）我们不由的猜想，这个人是谁呢？社科院那么多学者教授，要猜对当然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我们如果是有心人，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首先，这个人想当社科院副院长，想来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否则也不敢作此想。。。。首先，他是陈寅恪的高足，曾受他的提携，也得到过胡适的赏识，在学界也是一响当当的人物；第二，他与钱钟书是校友，钱前脚刚进清华大学，他后脚也迈进了清华大学，前后相差不到两年，按常理来说他们应该认识；第三，这一点也很重要，在这个人的所有回忆文章里，也从来没出现过钱钟书夫妇。同是著名学者，同是清华校友，同在一个社科院里，互相不通生气，这未免太奇怪了吧。讲到这里，这个人可以呼之而出了。。。。这个人就是：季羡林。
结合上面季羡林《口述》当中对社科院副院长一职的在乎，后人的种种联想，就不难理解了。读者们据此结合其他线索，进行推测，就形成了多种解读。其实杨绛在《我们仨》中提到社科院副院长人选与诬陷者的关系，也同样故弄玄虚，没有指明具体的对象。于是这一段文字，就被部分读者与研究者赋予了更多的联想空间。甚至连季羡林的学生张曼菱女士也说，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从学问到生活，都远不如钱钟书的成熟、理智、谋略，和善于成就与保全自己。在刘晓波看来，钱钟书的孤傲与狂放，未必完全出于性情，也可能是一种经过选择的处世方式，甚至是一种名人策略。
第二天早上，社科院召他去开会，有车来接。他没头没脑地去了，没料到乔木同志忽发奇想，要夏鼐、钱钟书做社科院副院长、说是社科院学术气氛不够浓，要他们为社科院增添些儿学术气氛。乔木同志先已和夏鼐同志谈妥，对钟书却是突然袭击。他说：你们两位看我老同学面上……。 夏鼐同志已应允，钟书着急说，他没有时间。乔木同志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钟书说：“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乔木同志说：我担保给你辟谣。钟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钟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往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钟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辞职未获批准。
再说季羡林和钱钟书两人对同时代作家沈从文的评价，季羡林对沈从文一直推崇备至，多次称赞其聪明过人。这样的评价，在季羡林谈论同时代作家时并不多见。
在所有的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了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絕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沒有像沈先生這樣的大作家和像黃永玉先生這樣的大畫家，恐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充滿了神秘的terra incognita（沒有人了解的土地）。
而在钱钟书的中篇讽刺小说《猫》中，曹世昌这一人物，则长期被认为带有沈从文的影子：
虽然名满文坛，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
钱钟书和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常被后人并列比较，甚至不乏“瑜亮之论”。而在对特别赏识沈从文文学才能的徐志摩及其新诗的评价上，季羡林和钱钟书也南辕北辙，相去甚远。例如季羡林在l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中国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metre。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这是我所以对徐志摩有相当崇拜的，无论别人怎样骂他。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
但是谢咏认为，钱钟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
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两人对于文学价值的判断标准本就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南辕北辙并不奇怪。虽然季羡林也承认钱钟书的成就，认为钱锺书《管锥编》获得国家图书奖是实至名归，却不欣赏钱钟书的做派。两人的家庭出身、学术兴趣、文学趣味与人格气质，本来就相去甚远，因此始终相互隔膜，彼此难以欣赏。与其说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公开的对立，不如说他们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类型，一种更愿意进入公共文化空间，与时代保持互动；一种则刻意退居书斋，尽量与公共事务保持距离。
后人往往喜欢把学者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仿佛凡是有学问的人都应当淡泊名利。然而知识分子终究也是现实中的人，同样有好恶、有竞争、有声望之争，也有对职位与评价的在意。把他们完全神圣化，反而容易看不见真实的人性。
中国文化中一种耐人寻味的传统，就是知识分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明彼此心知肚明，却偏偏不肯把话说破；明明存有芥蒂，却又维持着表面的平和。对此，杨绛没有点名，季羡林没有点名，钱钟书更喜欢借小说人物曲折寄意。多年之后，读者只能循着只言片语反复猜测，多方考证，所谓难得糊涂，就是揣着聪明当糊涂，把清醒藏在含蓄之中，把判断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