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精日事件（胡述安）

＂精日＂这个词是最近一、二十年才在中国社会流行起来的词，据笔者理解，就是从精神上认同日本的文化，主张中日友好。但中国官方媒体却有不同的解释，即从精神上认同日本的军国主义、认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要推动立法惩罚＂精日分子＂。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毅称＂精日分子＂为＂中国人中的败类＂。显然他们采用的是这个词的第二种解释。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直至今日，所谓的＂精日分子惩治法＂并没有出台通过。

尽管这样的法律并不存在，用法律惩处这些＂精日分子＂还是有困难的。但不耽误官方用舆论批判搞臭这些人，在经济上惩罚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封锁这些人。＂精日分子＂已经形成了一顶帽子。只要一祭出这顶帽子，在官方媒体批判的狂轰滥炸之下，那些被扣帽子的人无不举手投降、自我认罪。

其实这就是几十年来一种很熟悉的社会运行逻辑：当局利用掌握的官方媒体，先制造一个含义模糊、但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帽子，再用这顶帽子去套社会上各种人和事。最后被扣上帽子的人往往先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再失去名誉、尊严，接着失去朋友、爱情、家庭，最后失去职位以及所有的谋生手段，发送劳改、劳教，一辈子翻不了身，用长期流行的话讲，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几十年来类似的过程在中国不断地重复，类似的帽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比如说＂胡风分子＂、＂白专道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五一六分子＂、＂三种人＂、＂搞精神污染的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上名单是笔者凭记忆信手写来，完全没有查找资料。相信仔细查的话，名单会更长。据称毛强调每次打击的不超过总人口的5%。虽然不能把这些5%都加起来得到制造出来的敌人总人数（因为有人遭受＂双重打击＂、＂三重打击＂）。但被打击过的人占总人口的30%-40%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回到笔者此文的主题文革中的＂精日＂事件，笔者发现了一个绝好的事例，尽管当时没有＂精日＂这个词。下一段摘自于万维网博主孤礁絮语于2017/05/14转发的博文《＂乒坛三杰＂文革自杀之悲剧》。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的七八个人闯进了姜永宁家。他们先是大念：什么＂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姜永宁的妻子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胡乱抄家，抄走了一包照片。在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上，他们发现，他的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因此，专案人员逼迫姜永宁承认，他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解释：＂那时（在香港）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是专案人员根本不理睬他，对着姜永宁劈头盖脸一通乱揍。

不到一个星期，5月16日，姜永宁上吊自杀身亡。姜就是50年代初从香港来到大陆，为中国的乒乓球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又在文革中1968年相继自杀身亡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中的最后一位。文革后乒坛三杰都得到当局的平反昭雪，文革也被当局称为＂浩劫＂而得到全面否定。但是这一套整人的逻辑却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各种＂精日＂案件中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由这个小小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样的社会与现代法治社会距离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