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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影(先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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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影(先父文集)

卷首题跋

先父少时遭逢抗战乱世,幼失依怙,幸赖堂兄忆祖公倾力扶持,千里携其流亡求学,终考入同济大学研习外科医学,学成本可留沪执教行医,前程可期。

抗美援朝战事兴起,先父怀报国之心,毅然舍弃沪上安稳生涯,请缨赴朝行医四载,历严寒炮火初心不改。归国后终身投身军旅,以军旅立身数十载。

先父一生历经时代跌宕,品性温厚重义,感念堂兄半生提携之恩,古稀之年亲笔著成《往事如影》手稿,记述少时流离之苦、家族四代兴衰、手足深情与一生阅历,既是追忆至亲,亦是留存家风、启迪后辈。

先父生前多次嘱托刊印此书,因俗务迁延多年未能如愿。壬寅年先父百岁辞世,至今已逾四载。今谨遵原稿一字未易誊录编印成书,愿后世子孙展卷知来路,铭记先辈求学之艰、报国之志、手足之情与立身之德,家风永续、薪火相传。

整理子嗣 谨识

公元二〇二六年仲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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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影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日 撰)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如影,有的忘却,有的模糊,有的却相伴相随,挥之不去。

我家是个大家族,四世同堂,兄弟姐妹共十六人,但使我终生最难忘怀的和最敬重的唯大哥而已。

虽然他是我的堂兄,却是我一生命运之所系。虽然最后分手,那也是历史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

“不思量,自难忘”,虽然大哥已作古多年,总如影似幻的活在我的眼前。他还是过去那样的英俊、挺拔、圣洁,牢牢的占据我整个心灵,好像时间早已凝固。

我出生在农村,自幼失养,正规小学还是大哥带我去太平集读了半年。后来大哥去外地读书,我零零碎碎的上了些村学,没有人带领,没有人管束,我又生性好玩,很少用心在书上。这样一直混到十三岁,又是大哥回来带我考进了全县唯一的县立中学。那时能进入这所学校,在农村中更是凤毛麟角,而我有幸成为中学生是做梦也不敢遐想的。那时的农村落后、愚昧,绝大部分孩子上不起学,即使能读得起书的,老人们认为能认识几个字,记记账也就够了,甚至有的人一生连十五公里以外的县城都未去过,说他“鼠目寸光”,一点不过。我们一家也是如此,何况孩子又那么多,哪有钱都送出去读书,若非大哥的鼎力相助,我这一生也和芸芸众生一样,土生土长,最后终老在那几十里范围内的土地上,或夭折于天灾人祸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人生的路上,总是祸福相继。学了不到三个月,“七七事变”爆发,日寇长驱入侵,华北沦落,京沪失守,蚌怀危急,哀鸿遍野,学校停课,莘莘学子,顷作鸟云散。正当迷茫不知去路之际,又是大哥托孙为龙回家接着眷属时,将我从九死一生中解救出来,于河南信阳和大哥相会,形同隔世。

干戈遂飞蓬,随着战场的失利,我们在危难中节节后退。经过汉口,直到长沙,等待孙希文(贵州民政厅长,是孙为龙的亲叔叔)派车来接往贵阳。奈何人心叵测,没有料到,车到后,他们背着我们,悄然离去。这一打击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顿失去路,回顾茫茫,痛何如矣!

我们在困难中挣扎,在人海里飘零。生活的艰辛使我慢慢认识大哥的伟岸,面对困难从未向我抱怨过什么。在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大哥为了我们放弃了已经考上的国防医学院,放弃了相约去延安的机遇。现实生活也使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提早懂得一些事理,我开始感到对不起大哥,由于我这个累赘,牵连了他,使大哥失去对人生美好的选择而深感愧疚。我崇敬大哥的高风亮节,我感激大哥对我的关爱和无私无悔的人品,这可能是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真情所在。

漂泊能无浪,他乡自有春。大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知国立三中在长沙、武汉招收战地失学青年。几经周折,总算报上了名,被接收下来,暂时卸下大哥身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不久我离开了大哥,湘江岸别时,不知流了多少泪。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十三岁孩子,开始了独自闯荡天下。若非战乱所迫,生活所困,绝不会让我探险单飞的。

后来我随学校船队过洞庭湖,沿沅江到达晃县,再步行九十里终于抵达学校所在地——铜仁,前后约两个多月。虽一日三餐不愁,但孤苦的心始终平静不下来,常常呆坐船头望着东去的江水,发出无限幽思。大哥啊!你在哪里?故乡啊!我要漂泊到何年何月?

学校是临时组建的,老师和同学一千五百多人均来自全国各沦陷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聚何必曾相识。所幸一切学费全免,只是零用钱尚靠大哥补给。

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半相对稳定的生活,初中毕业后,由于党争的牵连及反对陈某某贪污案而被迫退学,不能直接升入高中,再次陷入歧途和绝境。

这几年,大哥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先到农村搞些救护工作,后来因经济困顿,被他一个同学拉入国民党军队中谋生,两年后因看不惯军中贪污、腐化,毅然离去。为了生存,在重庆又被人介绍到中统局做文字工作。当时对这个单位的性质,并不清楚,我也一直蒙在鼓里。因此,误上贼船,而不能自拔。

大哥虽仅读完高中,但自初中始,即崭露出其文学天才。毛笔字更是百里挑一,其苍劲挺拔、俊秀洒脱,一生中很难见有几个人能让我如此倾倒的。也正因为如此,决定了他一生大部在做笔墨工作,如文书、秘书及带“长”的文字工作。

我的失学,再次给大哥带来震荡和冲击。但他没有冷待我,批评我,仍以长者之风安慰我、鼓励我,让我暂去贵阳找他在医学院念书的同学,再作图谋。

离开母校时,虽然是个弃儿,但却依依不舍。因为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收留了我,既解脱了大哥身上的包袱,也让我有个学习的机会。所以在离开县城,跨过铜江河时,真是黯然销魂,一步三回头,泪湿青衫袖。

因为铜仁对外无公路,去贵阳尚有千余里,先步行至湖南晃县,才有公路通向贵阳。然而囊中空空,到了晃县,买不起车票,整日在车站转悠,那种失魂落魄的滋味,孤苦无援的处境,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古人天相,正当我飘零无靠时,一个山东失学青年,高中毕业后流落在车站工作,了解到我的遭遇后,愿大力协助。第二日,即找到一“黄鱼”车司机,让他免费带我去贵阳,介绍我是他的“弟弟”,司机当即唯唯喏喏。三天后,我平安的到了贵阳。令我终生遗憾和愧疚的是我没有记下他的姓名和地址,受人之恩无以回报,使我悔恨终生,而今人海茫茫,更是无处寻觅。

这时学校都已开学,无处报考,贵阳也难以立足。为了生活,不得不到惠水县叔父处,因遭到不满又到处求职。然而在那人欲横流,僧多粥少的战乱年代,哪里有可栖之地。后来听说惠水县招公务员,我前往一试,幸被录取。但面试时,见我还是一个“孩子”,不愿录用,经苦苦哀求,总算网开一面,下放到一个苗寨的破庙中任小学老师。

这个苗寨学校热情地接纳了我,庙中的尼姑见我孤幼无依,也欣然邀我共餐。经过风风雨雨,总算在苗族地区暂得一枝之安。

万难磨一志,我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历经磨难始终没有忘记要奋斗,要自强不息,否则,有负于大哥,有负于家庭。除了教书以外,我发奋自学,第二年暑期,连考三所国立高中(有公费)均被录取。经选定,先后就读于交大附中、中大实中。

高二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当时政治腐败,国事日非,另一方面亦受到激进师生的影响,暗暗的参加了学校的进步组织“青友会”,立志革命,报效中华。

就在同一时期,大哥的思想信念也受周围的感染,慢慢的在改变,他越来越忠于他的那个党和他所从事的工作。但他在给我所有的信中,从不提他的工作,他的理念,也不谈政治和党争。可能他一直把我当成“孩子”,不让其它属于大人的事来干扰我的学业和我的成长,总之他很尊重我。

一九四四年夏,我高中毕业后去了重庆,和大哥湘江一别已七年过去了,这次见到大哥,他还是那样英俊、挺拔,别人都有了“抗战夫人”,他为了我们仍独身一人,住在集体宿舍里,过着简朴无华的生活。

难啊!在重庆那个醉生梦死的大染缸里,能洁身自好,在官场中,确实少见。何况大哥的早年婚姻并不满意,一个受父母之命,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怎能心心相印,两情相属呢?何况大哥一个朋友告诉我,曾经有一个高级官员的千金,品貌端秀,待字闺中,多少人登门求婚,均被婉拒,因看中大哥的品德、才华,多次托人提亲,大哥并可因之青云直上。然而大哥终不为所动,这种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在国民党中实属罕见。

这年的夏天,我在重庆住了两个多月,对大哥的情况有所了解,对大哥所从事的工作也略有所知。他虽然仍做文字工作,但所在的单位令我感到无奈和迷茫。人生的路是那么令人捉摸不定,难以掌握,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个单位院落很大,但见到的人不多,使我感到阴森、可怕。每天大部分时间我都躲进中央图书馆去浏览古今中外名著,直到闭馆始怏怏而回,这是我一生中饱读文学书籍最多的时期,令我终生受益。

入秋后,学校开学,我离开了大哥,离开了重庆,逆江而上,至四川宜宾李庄就读同济大学,生活学习条件虽极艰苦,却在学习中得到充实和满足。

第二年暑期,我父亲亲来到重庆,大哥在张家花园租了两间房子,每天下班后也来“家”住,总算结束了八年的独居生活。这年我回到了重庆,与家人团聚。又恰逢日本投降,抗战八年,终于得到胜利,可谓双喜临门。记得当时的情况,我们蹦啊、跳啊,在街上随着人流狂奔啊、叫啊,还有人高喊“蒋委员长万岁”,好像八年苦水一泻千里,淹没了整个山城。八年来的仇与恨,也顿时化为热泪,流啊、流啊……谁也没有注意流了多少,这是一个不眠之夜。

全城的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感到一切有盼头了。当时大哥与父亲谈得最多的是如何返里,如何重建家园,如何为祖父报仇。整天憧憬着未来,好像将来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连天都不会再转阴似的!

大哥是一个十足的孝子,自祖父在一九三八年动乱中被害后,即改名为“忆祖”。直到一九八七年病逝台北时,还留下遗言,死后骨灰一定要送回大陆,安放在祖父的坟侧,伴随先祖于地下,其赤诚之心感人至深。

据父亲讲,大哥为官一身清廉,刚直不阿。经常有人送礼送钱给大哥,他从不收受。有一次发现来访者将钱偷偷留下,立即被他扔出窗外。其疾恶如仇,两袖清风,一直保持终身。去世时仅有诗文专著,送往寺庙保存,别无遗产传后,可谓洁来洁去,在那个黑金社会中,真乃凤毛麟角。

大哥的人品对我是有影响的,我们一生通信也最多,每次来信我都捧读再三,可惜这些信在战乱中都已散失,现追悔莫及!

胜利后总想一步飞回故里,可是当时的重庆,出省公路只有一条,水路也仅有长江,除此之外还有几架破旧的飞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这点交通工具一下子都被权贵、富商、接收大员和抢占地盘的“英雄”们捷足先登了。我们这些一介斯文,普通草民,只好面对涛涛江水,无奈的等待啊!

当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大哥先回到了南京,后来父亲等也陆续返里。我们因上海旧校址已全部毁于战火,新接收的房子尚未完全落实,加上学校员工数千人,一时也难找到那么多的交通工具,故一直等到一九四六年八、九月份,我才有机会随着学校的先遣队返沪。

因长江上的运力有限,我们不能乘船顺流东下直抵上海,无奈在重庆换乘汽车,经过千辛万苦到达西安后改乘火车,这时内战已在陇海路两侧展开,我们日夜担心,怕铁路中断,总算上帝保佑,途经蚌埠时,我顺道下车探家。到怀远后,方知无法回归故里,因农村已被“八路”所占,家人纷纷逃往县城,散居数处,仍过着“流亡”的生活,天天无所事事,坐吃山空,面对这一现实,“抗战胜利”的喜悦早已烟消云散了。目睹这种情景,真是欲哭无泪,感慨无限惆怅和凄凉,过去的憧憬与梦想,一下子化为乌有,灾难深重的中国啊,何时才是个尽头啊!

我不愿多看故乡的惨景,更不愿意再看那满目疮痍的血染河山又被战火重燃!在家住不几天,便悄悄的离去。

到了上海,看到的是纸醉金迷、洋人横行,我们这些“土老二”,处处遭受白眼。随着内战的扩大,物价的上涨,工潮、学潮不断,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慢慢的我也被融入这一时代的潮流中,思想、信念、追求和大哥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但大哥从不干涉我,左右我,或有任何说教。记得一九四七年,上海学运高峰时,大哥曾来信说,他单位有一个人想与我建立联系,问我同意不同意,遭到我严辞拒绝后那人没有来,大哥后来说不和这些人交往也好,免得麻烦,从此再没有向我提过学运的事。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大哥一直是尊重我的。四十年后,他在台湾病重时还来信提到:“你的选择是对的”。我深深感谢大哥对我的相知相爱,兄弟之谊远远超过党争和政治理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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