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小说之中的大人物
2026-6-20
中国最早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博士的《两户人家》，是自传体小说，一些地方写的很好，细致入微，可读性甚强，有大家风范。一些地方过于纪实，没有戏剧性的效果，当笔记小说来读，也颇有趣。其中第五十五章，有几小段，是写他（可生）去欧洲旅游时，听朋友（老柳）讲到的两党大人物们如何在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的故事。
现摘录如下，以博一笑：
可生一到柏林，即向中國留學生探詢老柳的地址，尚未問到，突然一天晚餐時，在霞落屯堡一家中國飯館與老柳撞見。可生正進門，老柳和一群人走出來。老柳匆忙與他們拉手用德語說了再見，即回到餐室與可生談敘。可生感覺老柳的神態及動作，與在北京時仍是一模一樣，跳跳蹦蹦，言談時眉飛手舞，語無忌諱。只是有時夾雜英語或德語單字，而口音卻不中不西，脫不掉重慶腔調。老柳說，他到德國快滿一年，一直在補習德文，未入正式學校。可生告訴老柳，他來歐洲已經半年，時間多半浪費，未能好好研究。老柳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仍舊是書呆子說話。什么叫時間浪費了？一定要讀書才是利用了時間么？人生行樂耳，玩耍玩耍，才是利用了時間。”可生辯道，“總得學到一點東西，回國才能找到飯吃呀。”“啊，你真是傻瓜！”老柳道，“美國人都是傻瓜，一年到頭都為工作忙。中國的留美學生也是一些傻瓜，一些書呆子。歐洲人比較聰明，他們知道尋樂。留歐的中國學生也聰明，很少是書呆子。你問一下，在德國來留學或考察的人們，有幾個真在讀書或考察。他們多半是在混資格，跳舞、看戲，逛地方，坐咖啡館。還有的是搞政治，學革命。在柏林大學的外語學校，與我同班學德文的，有一個姓鄧的廣東人，告訴我，他是一個老國民黨，曾經在國內軍隊里面做事多年，此次來德國，是為的專門學革命。在哥廷根有一位咱們的老鄉姓朱的，也是中年人，曾經做過軍官，入了共產黨，到德國也是專門學革命的。一些認真讀書的人都瞧他們不起，說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可是一旦成功，他們就是領袖，做大事。書呆子們只能在他們下面干小差事。”可生道，“須知革命是危險的，成功了做大官，失敗了丟性命。”
书中那位“姓邓的广东人”，可不是邓小平。邓小平为四川广安人，因此不符该描述。但是按照时间和经历推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邓演达。1924年前后邓演达确曾赴欧考察政治经济问题，与旅欧革命者圈层存在一定交集。如果董时进朋友的记忆没有太大偏差，那么“专门学革命”五个字，更可能是一种事后叙述的概括性标签。同样，“哥廷根那个姓朱的老乡”，从其军官出身、加入共产党以及赴德活动等特征来看，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朱德，与朱早年旅德经历在时间与背景上存在一定重合，但其在哥廷根的具体活动细节，在现有朱早年传记材料中仍较少系统展开。至于下面这位在巴黎活动的“苏北姓周的共产党人”，则与周恩来的经历更是契合。周恩来1920年至1924年间长期活动于法国巴黎，并领导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在留学生圈中，本来就是相当活跃的人。
“啊！又是書呆子的話，”老柳道，“丟性命的都是小嘍啰，有幾個當頭子的被犧牲？讓我再告訴你巴黎的情形，我在巴黎住過一段時間，那里的中國學生更不讀書。他們分成左派右派，天天寫標語，辦油印報，互相攻擊，甚至于進犯彼此的辦事地點，搗毀器物，互相毆斗。其中有一個姓周的共產黨員，蘇北人，據說好厲害，最近已經回國參加革命去了。看他將來搞些什么，等著瞧吧。”可生道，“任憑他們干啥，我也不羨慕。我倒覺得事情太不公平，小嘍啰白死，頭子們做官。”老柳道，“這有啥奇怪。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自古皆然。”可生道，“我固不要竊鉤，也不要竊國。”
巴黎这位“姓周的共产党人”为“苏北人”，而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当时淮安一般也被视为苏北地区，因此这一描述并不矛盾，反而增加了人物对应的可能性。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两户人家》虽然具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但毕竟属于小说体裁，其中人物姓名多有隐去或化名，对话内容也难免经过文学加工。因此，上述关于德国“姓邓的广东人”“姓朱的老乡”和巴黎“姓周的共产党人”的描述，只能视为作者记录或转述的见闻，而不能直接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证据。
“寧可做書呆子？”老柳說后大笑起來。笑停后接下去說道，“讓我告訴你幾個好玩的小故事。近來國內隨時派出來一些研究考察的官員，我在英國時曾遇到好幾位。什么考察研究？倒不如一老一實說，出來玩玩，開開眼界。我發現他們都歡喜跳舞。在國內不好意思，也不敢去公共場合跳舞，在國外可以大膽地玩。有的起初忸怩，然而很快就上了癮。但是，這些仁兄們哪里會跳舞呢。舉動像木偶一般地死板，又不懂音樂的拍子，旁人見到都冷笑。最好玩的是，他們跳過之后對我說，抱住外國女人跳跳無所謂，要是抱住中國女人跳舞可受不了。我問他們為啥受不了，他們說，非暈倒在地下不可。我猜想他們不是對外國人分不出男女，必是不懂得外國女性的美。”
无论人物是否能够一一对应，这几段文字最有趣的地方其实不在于其史料价值，而在于它保存了一种同时代旁观者的观感。在不少留学生眼中，那些热衷革命的人未必是最勤奋的学生，也未必是学问最好的人，甚至常被视为“不务正业”。而在革命者看来，这些埋首书斋的人则不过是脱离现实的书呆子。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真正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恰恰不是两派之间的学术争论，而是这些政治行动者所发动和参与的革命运动。
刘项自来不读书，结合最近所说的季羡林乔冠华故事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在这一类材料中可以看到，欧洲校园内部关于“书呆子”与“革命者”的评价差异，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分化为不同的人生路径与社会位置。一部分人留下的是学术成果与思想表达，另一部分人则进入制度与权力结构之中，并在其中完成定型。正因如此，《两户人家》中这些看似闲谈的留学生轶事，读来更具时代和历史的纵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