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的中国动物保护

2026-6-19

看馋师博2026年6月18日《致世界动物保护基金会的一封公开信》，呼吁取消动物园和动物展览，保护野生动物。便想起了1926年，恰恰一百年前，中国的第一个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博士刚刚从康奈尔大学留学归来，从上海到南京，一路北行。所见所闻，记录在了他的自传体（可生）小说《两户人家》第五十六章：

火車從上海開出后，沿途景物，可生有幾年不曾見到，感覺格外有趣。抵達南京車站停下，等候駁船拖去浦口時，忽看見一車水牛，使他很不愉快。這時候季節雖已入秋，而秋老虎卻異常兇猛，車上人人叫熱，個個揮扇，急躁得如像熱鍋里面的螞蟻一般。忽有一個灰白發的搭客說道，“我們喊熱，那些牛才熱哩。”可生掉頭往右邊窗戶看出，隔開一條軌道上，停有一掛敞車，車上裝滿一車水牛，擠得沒有絲毫縫隙，鼻挨鼻，角觸角，肚皮壓肚皮，一點兒不能扭動。蒼蠅爬上眼毛時，也只能眨眼、不能搖頭。連耳朵也不能扇動，因為搖頭扇耳，就會牽動他牛，惹起傷害。水牛原是怕熱的，需要下塘滾水的，而那些牛既無水滾，又無水吃。烈火似的太陽直射在它們的身上。

“那裝牛車的一些人真好大本事，”那灰白發的搭客又說，“能將那么多活的水牛，如像沙丁魚一樣裝進車里。”

“好大本事？”可生道。“我覺得好殘忍。”

一個年輕的搭客道，“反正是運去屠宰的。”

可生道，“無論是否運去屠宰，何必使他們多受活罪。”

一個賣茶葉蛋的男孩跑過來，可生問道，“這些牛在這兒幾多時候了？”

“三天了。”

“幾時運走？”

“誰知道？”

那灰白發的搭客走過來說，“牛商及鐵路上管事的，只管省錢賺錢，哪里管得著牛受罪不受罪。惟有死去幾頭牛，牛商遭受損失，他們才會著急。運雞運鴨，他們決不敢這樣辦，因為雞鴨會死，偏偏牛的命長，無論怎樣受罪也不死，也是活該命苦吧。”

可生道，“牛不能說話，牲畜都不能說話，必須人幫忙。耕牛為人終身勞作，更不應該使他們再受活罪。外國有防止虐待動物的團體，一切動物都受法律的保護。中國也應該有這種團體。”

那搭客瞄了可生一眼，把他所穿的西裝上下打量了一下，問道，“先生是否新從外國回來？”

可生答道，“昨天剛回國。”

“啊！怪不得，”那搭客道。“你的頭腦還新鮮。十多年前我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很想成立一個保護動物的會社，同幾個朋友談起，大家都說，在中國，人還沒有保護，還說什么保護動物。住久了，司空見慣，也就慢慢麻木了。”

這次的談話，和那些水牛在烈日下擁擠的景象，給了可生很大的刺激。他在火車上一直在思索如何組織防止虐待家畜的團體，然而到了北京，己身事務急迫，竟把這樁事情忘記得干干凈凈。

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动物保护的演进，并非从无保护走向充分保护的线性过程，而是在国家治理与工业体系扩展中完成的结构性重组：不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被纳入保护框架，即便在高度工具化的畜牧体系中，也很少见到以铁链长期束缚大型生产性动物作为常态管理方式。某种意义上说，一头母牛所受的制度性保护，未必比某些被铁链束缚的女人更少。

制度的确立提高了管理清晰度，但并未同步生成以个体痛苦为中心的伦理共识。于是，管理的现代化既减少了旧式可见的虐待，也生产了更为隐蔽、系统化的新型痛苦结构。

一百年前，人们说“人还没有保护，还说什么保护动物”；一百年后，人们争论的已是动物园是否应当存在。然而那个古老的问题并未消失：一个社会究竟是先学会保护动物，还是先学会保护女人？抑或两者原本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过去一百年的经验表明，管理能力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伦理共识的扩展，而伦理问题往往比管理问题更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