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糊涂 之 季羡林为什么不说乔冠华？
2026-6-15
季羡林说过：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既是一种人格原则，也是一种时代留下的印记。季羡林与后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之间，本应有不少值得书写的内容。两人都是清华出身，又都曾留学德国；年龄相近，经历相似。一个后来成为外交部长，跻身权力中枢；一个成为北大学者，跻身于学术殿堂。两人共同经历了民国、抗战、建国、反右、文革和平反，可以说是同时代人的两种典型人生。然而颇为奇怪的是，在季羡林早年日记中，两人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甚至于羡慕嫉妒。
1937年11月18日，乔冠华到哥廷根看望季羡林。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季羡林的留德日记中。返回图宾根，未久，他就像当年胡适那样，等不及拿博士证书，就取道巴黎，踏上了归国的长途。不同的是，胡适是为了就北大教授的高位，乔冠华是为了投身革命洪流。当是之时，季羡林显得进退两难。一方面恨不能立刻飞回故国，在那一个大生命里活一活，不管这生命带我到死或生；一走到街上，我仿佛看到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个大问号，问我为什么不回国去打日本。我简直恨不能地上生个洞钻了进去了事；一方面又认识到自己不是搞政治活动的料，自己的长处只是钻研学问，自己的报国之志只能通过学术来实现。古人说：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并不是怕死，实在也应该考量考量，让这一个死来得有意义。
而在晚年的回忆录和口述史中，几乎看不到对乔冠华的评价。按常理推测，这并非因为不了解，而更可能是因为太了解。不了解的人无从下笔，太了解的人反而不便下笔。有些人之所以没有被写进回忆录，并非因为无足轻重；恰恰相反，正因为牵涉太深、知道太多，政治敏感，反而最难落笔。可是季羡林对乔冠华的老板周恩来，反而有更多的置评。说周恩来办外交，是右倾机会主义。对于周恩来，季羡林反而留下了不少议论。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周恩来的外交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在他看来，外交首先应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应一味“以大事小”，为了国际主义和第三世界友谊而牺牲本国利益。他举援助阿尔巴尼亚、礼遇西哈努克等例子，认为当年的外交路线存在问题。在季羡林口述第六十五讲，他说到周恩来的外交，是右倾机会主义：
季羡林：。。。周恩來的外交啊，我給它起個名字叫右傾機會主義。蔡德貴：類似投降派了。季羡林：它不是這樣子，他是辦外交以大事小，以小事大。辦外交沒有什麼事不事，外交不應該這樣子。本國的利益為主。以大事小，以小事大，都不行。我跟那個楊秀峰啊，訪問非洲，到（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那裡，到那個地方的話呢，讓我們，楊秀峰中共中央委員，高等教育部部長。把我們擺在客廳裏面，一擺就是兩個小時。我說我們走吧，在這裏幹嗎啊？楊秀峰不敢。他當官的，跟我們不一樣。我們沒有烏紗帽，也不怕丟。塞古·杜爾為什麼在中國那麼有名呢？就是剛解放的時候，在北京開過一次世界和平大會，在北京開的。。。蔡德貴：您對周恩來的外交當時就不滿意啊？季羡林：嗯。當時就不滿意。外交不能這麼辦，外交首先應該保護本國的利益。阿爾巴尼亞，一家兩輛自行車，沒有人偷。擺街上也沒有人偷。我們自己買憑票，還買不著。我當時認為是不正確的。周恩來交什麼朋友呢？阿爾巴尼亞，還有那位西哈君，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啊，簡直是個小丑。。。。蔡德貴：您跟外國領導人接觸多嗎？季羡林：也不少。上次跟這個楊秀峰出訪，外國總統、總理出來招待，見過不少的，有幾十位。很多領導人都見了。蔡德貴：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季羡林：印象最深的就是，到（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那裡。以大事小么，把我們擺在客廳里，一待就是兩個小時。那個西方的外交官，進來就長驅直入。後來我說，咱們走吧，楊秀峰他是個僚，他哪兒敢哪。我在那裡吃了窩囊氣。我們自己講的以大事小，現在就試一試。蔡德貴：在那裡待兩個小時可夠難受的。季羡林：當然夠難受的。特別是西方外交官，一進來，大踏步往裡走。蔡德貴：有一次到非洲，換飛機在哪裡呢？季羡林：就是從這個達卡，到非洲去的時候，拿飛機票是大問題了。我們在國內，那個大使館啊，不負責任，本來應該準備好機票，結果我們沒有，沒有辦法，大使館又不在那裡。蔡德貴：送了一支鋼筆解決了嗎？季羡林：不是那麼簡單。後來就因為我能講英文，楊秀峰叫胡沙，胡沙不會講外文。我們去交涉，交涉還是幾張飛機票到開羅，費勁了。最後是什麼呢？萬金油起了作用。（以前講過的略）那時候出訪的，都帶萬金油，那個管用。蔡德貴：您去過三四十個國家，還是有很多故事。季羡林：當然是。蔡德貴：在日本那一次也受氣了。季羡林：後來我想，那是沒有辦法，因為中國人說話嗓門兒大。人家就不願意跟我們住在一起。我在新大谷，我說那是自己找的。回來我曾經寫過文章，勸我們的同胞，說話啊，減少幾個分貝。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惊人，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却已经相当大胆。有意思的是，季羡林敢评论周恩来，却很少评论乔冠华；敢议论路线，却很少议论故人。这似乎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批评历史比批评熟人容易，批评古人比批评故人容易，评论路线比评论具体人物容易。乔冠华的缺席，本身就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存在。到了季羡林口述第七十四：
蔡德貴：貪官深圳抓了一大批，包括許宗衡。深圳新市長是蘇州市長，派過去了。買官賣官很普遍。怎麼解決貪官問題？道德底線出了問題啦，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季羡林：怎麼解決啊？中國有個老辦法么，治亂世用嚴刑重典，要嚴刑重典，我們不是亂世，可是那個小地方是亂的。要嚴刑重典，說話算數。說話不算數，嚴刑重典，也沒有用。不是誰的理論么，你知道是誰的理論：貪官比清官好。這個，不能說它一點對的地方沒有，有對的地方，總起來是那麼提的。過去歷史上，中國還是清官多啊！蔡德貴：但是皇帝好的真不多。季羡林：皇帝？不是有一首詩嗎？朝代紛紛排成行，開國帝王皆流氓，如果有人不相信，請看劉邦朱元璋。為什麼叫流氓，流氓都是有團伙的。蔡德貴：您在夜光杯發表一篇《漫談皇帝》，影響非常大。季羡林：哦。談過啊？蔡德貴：您說開國皇帝多數是流氓，劉邦是也。守國的皇帝往往事業有成。還有亡國的皇帝。有人說您影射。季羡林：很難說。蔡德貴：犀利，有人願意去比附。您對中國歷史上哪個皇帝印象好一點？季羡林：沒有印象好的。蔡德貴：有人傳說，朱元璋得力于摩尼教。據說摩尼教在朱元璋奪取政權的時候，出過力，所以明朝定名為明，就是得自摩尼教，摩尼教又名明教。季羡林：這個說法不知道。蔡德貴：朱元璋流氓出身，但是治國有一套，防備貪官污吏好像有一套。還有憶苦思甜，珍珠翡翠白玉湯，吃一次要飯時吃的，豆腐煮爛白菜。季羡林：嗯。對。蔡德貴：他就是嚴刑重典。季羡林：嗯。他這個功臣，就都殺掉了。藍田、藍玉、李善長什麼的，殺的剩不了幾個啦！蔡德貴：保皇權地位的需要，劉邦不是也是殺功臣嗎？季羡林：沒有怎麼厲害。
他敢说周恩来的外交是右倾机会主义，敢说西哈努克是小丑，敢说开国帝王皆流氓，甚至敢说自己对许多事情当时就不满意。这些话放在那个时代的人身上，并不容易。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始终保持着某种分寸。对于乔冠华这样与自己关系密切、又长期身处权力核心的故人，他晚年几乎不再提及；对于自己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与妥协，他也很少深究。许多话说到了制度，说到了历史，说到了别人，却始终没有完全回到自己身上。
这大概就是季羡林那句名言的真实写照：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假话不说，固然难得；真话不全说，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智慧。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人，大多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可以说七分，什么话只能说三分。久而久之，这种分寸感甚至成为一种本能。
季羡林晚年的文字常给人一种难得糊涂的感觉。他并非真的糊涂。周恩来的外交、乔冠华的沉浮、朱元璋的流氓本色，他未必看不清楚；恰恰相反，他看得相当清楚。只是看清楚是一回事，说出来是另一回事；全部说出来，则又是第三回事。于是，在真与不真之间，在说与不说之间，在批评历史与保留余地之间，季羡林最终选择了一种中国知识分子最熟悉的姿态：知而不言尽，言而不说透。这未必只是勇气的问题，更像是一种时代养成的习惯：能够看透时代，却未必能够完全解剖自己。
对季羡林而言，许多话说出来了，许多话留下了，而乔冠华恰恰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