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为自由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是深圳？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 因为深圳河对岸，就是香港。在特区成立之前，这条河见证了三十年的大逃港历史，数十万人从这里出发，冒死游向对岸，用生命投票，拒绝留在那个让他们活不下去的体制里。 中共选择在逃亡出发地建立改革示范区，本身就是一种隐晦的承认，人们不断出逃，是因为这边比那边差。需要建一个地方，让人们看见留下来也能有出路。数十万人宁可冒死出逃，说明计划经济和政治高压已经让人活不下去。 香港的繁荣就在眼前，每天都在提醒深圳河这边的人：同样是中国人，同样的语言，对岸为什么那么不一样？ 深圳特区，是中共第一次被迫承认市场和开放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但它学的不是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只学了香港的市场机制。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治体系、独立司法、新闻自由。最终变成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人均GDP长期位居全球前列。 深圳，在中共主导下建立了以廉价劳动力和政策优惠为核心的制造业基地。结果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面貌，以及一个贫富极度分化、工人权利极度缺失的社会结构。 虽然大逃港停止了，但在两种制度下，同一条河的两边，四十年后的差距依然清晰。 这个对照实验太打脸了，不能再让更多的中国人看见这样的差距，于是在2020年香港的自由法治被中共强行终止。 《国安法》实施，香港的法治、新闻自由、独立司法被系统性拆解。大批香港人出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台湾，这一次，是香港人开始了自己的“大逃港”。 这是历史的讽刺： 七十年前，中国人冒死逃往香港，因为那里有自由。 七十年后，香港人争相离开香港，因为自由正在消失。 出逃的方向变了，出逃的原因没有变——人们永远在逃离不自由，奔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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