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政策和移民政策方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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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交政策路线，是周恩来时代定下来的保守的外交政策，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写入宪法的。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比较激进的，奉行积极干预传播民主。这两个的核心差异就是权力的大小。中国政府的外交权力实际上是比较小的。而美国是比较大的。中国这种思路就是我过我的，你过你的，互不干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差异非常大，毛泽东喜欢勒紧裤腰带输出革命，在大饥荒时期仍然给非洲国家送粮食，周恩来是干不出这种事的。毛泽东这种激进的外交政策长期被周恩来阻拦。而在毛泽东死后，周恩来的外交路线就基本被延续下来了。

到了习近平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转为和类似美国一样激进的政策，在习近平的带领下，向全世界输出帝制，影响地区稳定。外交部方面虽然也像当年的周恩来一样做了很多阻拦的工作，但仍然对国内外造成了不少破坏，同时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没有好处。而我们的改革建议，还是回到周恩来时期定下来的外交路线。

考虑到周恩来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要对这一外交政策方针做一些微调，建议如下：

（一）法制原则。有什么事情，尽量通过联合国等法制化的渠道解决。王毅在联合国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就非常好。

https://www.news.cn/20260527/6926e3d1e6324af1bea5f9c00a4f8a5e/c.html

（二）对等原则。由于国际上许多纠纷缺乏法制化的解决渠道，例如颜色革命等问题。对于这种情况下，如果历史上中国和其并无宿怨，则可实施一定的反击行动。

（三）中国如果在当地有投资，有海外利益，当地出现了民主国家变成帝制国家等颠覆国家政权等情况，影响我国的海外利益，我国也要做一些干涉。包括当地遭遇到颜色革命等情况，我们也可以帮忙。

（四）所有的干涉，基本原则都是尊重本国人民的意愿，不扭曲本国人民的意愿。

（五）以语言文字形式宣传中国左派的发展理念，宣传区域均衡的发展理念。

（六）鼓励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支持他国的区域均衡发展。

这种策略会和欧洲尤其是法国英国德国比较像。有些人说，中国是左派国家，外交也应该是左派的，也是像美国一样积极干预。那这就是走苏联的老路。苏联当年就是这样的，外交殖民主义，国内却是右派。实际上呢，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和本国的政治风向，一般是相反的。比如法国是左派国家，政府在内政上的权力更大，它的外交战略就是比较右的，限权的，保守的。这种外交战略和本国政治风向相反，主要是国家制度设计决定的。中国的国家制度设计，就是政府在外交上权力小，在内政上权力大一些。而美国的国家制度设计，就是政府在外交上的权力大，在内政上的权力小。这是一种权力平衡。都是合理的。都是稳定的。如果说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权力都很大，那么保不齐就会出现下一个习近平利用外交上的权力来到处扶持皇帝，间接颠覆中国的国家政权。所以无论是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还是实际国情都只能是选择这样一种外交战略。此外，政府在内政上的权力更大并不必然意味着滥权独裁，而是要靠强调左派的路线和民主法制去进行规制，这在法国瑞典等左派国家有充分的实践。

外交是很容易有冤案的。如果中国判断哪个国家独裁了，出皇帝了，就直接跑去推翻他，再结合中国政府更大的内政权，那么政府就有可能指鹿为马，把一些实际上根本不是皇帝的人给推翻了，然后扶持出一个真正的皇帝。因为全世界语言文字那么多。大部分的当地语言文字我们中国人是不懂的。外国是怎样的很多时候完全就是国内宣传工具决定的。

因为这种外交上的高度复杂性，加上中国的国家制度设计，所以我们在外交上只能是一种限权的策略。也就是首先不能有什么冤案。在这套外交政策方针建议下，法制化解决，对等原则，这些都很难出什么冤案。毕竟你那个国家到底怎么样，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不知道不了解的，但是你对我们中国做了什么，有什么损害，那我们中国人还是知道的。包括如果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话，也有中国人在当地的，能反应很多情况。

当然，激进的外交政策和保守的外交政策，还是有很多共识的，并不是完全相反的。这就像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经常也能达成共识。但有很多时候也是有分歧的。

不过在一些肯定不会增加风险的方面。比如说，区域均衡发展。这些我们建议是要大力倡导的。其实欧洲对中国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德国的巴斯夫跑去湛江去投资，这就是支持粤西地区的经济。德国在华的投资，是有一定这种考量的。因为德国在外交上是欧洲里比较左的，比法国要左一些，但远没有美国那么激进。比如德国会专门去营救刘晓波的妻子，然后在对华投资上支持他国的区域均衡发展。不过同时德国也不会直接去推翻习近平。中国建议就是介于德国和法国之间，最多像德国那样，就差不多了。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

如果他国人民反帝的意志足够坚定，那么即使在中国这种保守的外交政策下，也是可以推翻其皇帝的。因为中国在改革后仍然是民主法制国家，对外的政策仍然是支持民主法制的，仍然是对民主法制的维护起重要作用的。尤其在宣传工作上，是有很大帮助的。

通俗地说，一条街很多商店，两家大超市，中国这个超市除了自己门口和里面的垃圾，整条街的垃圾也会帮忙扫一下，当然是不收钱的。这个就是为了维护这个街道的繁荣，毕竟街道满是垃圾的话，就算只有自己门口这块是干净的，那也很影响生意。不过也因为是不收钱的，所以也就帮忙扫一下你门口的垃圾，你里面的那些垃圾我们是不管的。而且扫垃圾也是跟其他民主法制国家一起搞的，尽量分摊，毕竟就是义务工作。美国有时候还会收钱帮别人扫商店里面的垃圾。这个生意我们不会跟美国抢。我们就是一个传统的左派国家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对外始终还是民主法制的维护者。同时对外始终维持一种中性的策略，提供稳定性。

当然你把垃圾丢到我们店里了，那我可能就要跑到你那去扫垃圾了，这个也是收钱的。至于具体扫到什么程度，是在门口扫一下，还是门边扫一下，还是大厅扫一下，还是扫到里屋，那就要看你把垃圾丢我店哪里了。

此外，除了左派国家的考虑，还有中国民间对移民态度的考量。移民政策和外交风向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所有的国家移民政策都是要符合本国利益的。如果外交风向是激进的，那么移民政策就会大幅放宽，因为需要引进这些移民才便于对其他国家施加各种影响（所以最近几年中国的移民政策出现了放宽）。如果外交风向是保守的，移民政策不可能特别宽松，因为对其他国家施加各种影响是移民政策最大的一个好处，除此之外一般就是引进一些本国急需的人才。还有就是一些庇护的人，履行国际义务，维护民主法制。

庇护本身也和外交风向有一定关系，激进的外交政策会连很多难民也庇护，主要是看这些人可怜，而保守的外交政策一般就是履行基本的国际义务。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针建议下，庇护是相对中性的策略。也就是单纯的战争难民之类的就不庇护了，尽量原地解决，捐粮捐物。不过如果是在本国因为争取民主法制而受到迫害的一些人，有非常大政治因素的，这些人还是建议要庇护的。当然前提也是他们在中国还是能自食其力的，我们并不会长期养着这些人。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惯例，也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就是我们提倡的有限的中性的外交政策。

不过在移民政策上的松紧和法制是两码事，我们提倡移民政策法制化。这和对外形象也密切相关。在移民政策上，建议明确中国入籍和永居的相关规则，但名额有限，且每年波动。具体名额建议要经过民意调查。比如每年入籍多少人，永居多少人，都要经过民意调查，例如：

上年的外国人获中国永居人数为3000人，今年您希望为多少人：

A，1000人；

B，3000人；

C；5000人。

这个最终人数是加权决定的，比如有20%的人投了1000人，有20%的人投了5000人，剩下的投3000人，最后就还是20%*1000+20%*5000+60%*3000=3000人。庇护这一块的配额是另算的，当然也是公开的。通常庇护的人数不会特别多，美国现在一年也不到一万人，中国这种中性外交政策下，每年估计不会超过一千人。

中国目前的移民政策主要问题是严重缺乏法制，例如每年到底入籍多少人，永居多少人，都是没有公开的，这个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公开的。因为在民主国家，这些新增的人是有投票权的，而民众肯定是有知情权的。此外中国的入籍和永居标准也远远不像法制国家那样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