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三驳“老贫农”的《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老贫农”最近在《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中宣称：

 “文革之前从来没有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

而十年前，文革学者胡平就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写道：

    “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

见《华夏文摘增刊》第1067期。

从“为什么？”到“到底为什么？”，问了十年，还是在原地摇头踏步。

前文(《再驳“文革不是反‘走资派’”说》，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Mu_7.html)已以事实显明：建国一开始，毛刘之间，在建国道路问题上，就存在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注定了文革前的十多年是个党内两派“你来我往”、“明争暗斗”的局面。

此後就有：

1955年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被毛骂为“小脚女人”。

1956年“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否认了毛一贯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在新党章中也略去了“毛泽东思想”，他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

同年，刘少奇又支持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上“反急躁冒进”的主张，后来被毛多次痛骂为反对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反对“大跃进”。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红旗”大败之时，刘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注]的农村经济政策，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60年代中期，毛大力鼓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而刘则在工矿企业中推行“计件工资”、“奖金挂帅”等“物资刺激”措施；许多人不知道，文革前不久他甚至还在热衷试办大工业托拉斯。刘与毛唱反调，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否定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

[注]：文中的缩写“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自60年代初起，毛泽东已察觉到，党内国内总有一批人事事与他“格格不入”或“阳奉阴违”，处处与他“大唱反调”或“虚与委蛇”。

例如，当时国内思想界已逐渐形成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它提倡深入揭示社会矛盾又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还公开推崇“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文革中被归纳上纲为“黑八论”^[注]；又有一条“经济黑线”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

[注]：文中的缩写“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脱帽加冕”是指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刘少奇麾下有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掌控了“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组织部”、“外交部”，“中联部”，国务院及各部委，党校和社科院，报刊出版等舆论机构，以及北京市委等省市要害部门。

1965年毛泽东要批吴晗的京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是要批他所谓的“翻案风”，即刘派要为他痛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彭德怀们甄别翻案。但毛在北京硬是推不动，别人就是不听他的指挥。按毛的话来讲，彭真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部又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各种文艺家协会是“裴多菲俱乐部”，人民日报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等等。所有那些地方的老家伙，那时根本就不把江青放在眼里，统统对之敷衍推托了事，结果她也只好到上海去找“另一拨人”秘密地搞。

总而言之，按毛的话来说，那时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泽东真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

特别是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更是挺身而出，当着与会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七千人的面，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接点出了毛泽东的错误。

更要命的是，刘少奇还企图否定毛的“三面红旗”，他说“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在大饥荒年代，刘少奇有一句名言是直接对毛说的：“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至于有人说：刘少奇等作为“当权派”，并没有发过“政令”，这就很奇怪了。

众所周知，60年代初，毛泽东“退居二线”，刘派开始在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推行一系列自己的政策。

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召开有关文艺工作的“新侨会议”，周恩来出席并作了讲话，随後制定了“文艺八条”。它发布後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欢呼，以至有人提出，要把它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

不久，在蒋南翔和聂荣臻的主持下，高教部和中国科学院也分别发布了“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等宽松的方针政策，主张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以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并推行“因材施教”，“业务挂帅”，在全国录取了许多“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考生，与毛的“阶级路线”及“教育方针”大唱反调。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後，刘少奇立即主持召开了史称“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了一系列纠左的经济措施，具体地大幅度向“右”调整了毛泽东的各项政策，这也就是他说的“要退够”的意思。

1962年3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宣布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4月27日中央又发布“甄别工作”通知，要加速为“反右倾”等运动中受牵连的人“甄别平反”。

所有刘派在党内下达过的这些“政令”、“条规”，都有着与毛派主张完全不同精神，在文革中，又都被当作“修正主义”大毒草来狠批。

而“文艺界”更是个敏感地带，往往“自由主义”总是在那里“先声夺人”。

在1962年8月历时两周的《大连会议》上，谈的是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主持人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却没有引用过一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但不引，邵更公开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毛方针大唱反调，主张文艺作品要“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要描写“处於现实矛盾中间的人物。”

即使是在毛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後，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于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又是这个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及“写‘中间人物’”的邵荃麟，在周扬等人的支持之下，坚持周恩来在“题材问题”上的文艺方针，与来自上海秉承柯庆施“大写十三年”颂圣旨意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在那个年代，党内分管文教的高级干部，敢于“独立思考”，并不把“毛语录”奉为圭臬，这是今人很难以想象的事。但实际上，那时党内就是有这样的干部。

六十年代有关“文艺问题”的路线斗争还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它们只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毛、刘两派决战的前哨战。

到了文革决战前夕，上层这类不同政令的“暗中较劲”变得更加公开化和白热化了。

例如，“四清”时刘少奇根本就反对有“走资派”一说，64年底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重点要查处干部经济上“四不清”的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刘四清)。而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未被受邀与会的毛，当时就拿着党章和宪法来闯会场，坚持要整“走资派”。

65年1月毛泽东立即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把“四清”改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毛四清)，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

“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书面文字写得这么绝，竟连一点面子都不留，这在党内是少有的，可见会上吵成了什么样子！毛这是“将白手套掷地”，要公开与刘“决斗”的表示。这正如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刘派搞的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通知”中明确地说，刘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话说到这份上，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

而八月八日发布的“文革16条”，更再次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历史，文革时都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事，真不晓得，现在说“党内没有两个司令部，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人，说“文革不是反‘走资派’”的人，是否是故意不看这些斗争历史？

当年紧跟毛去打倒“走资派”的某些“红卫兵”与“造反派”，现在尤其喜欢这么说，即：文革就是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是毛要死保自己的皇位，害怕死後遭“赫鲁晓夫”鞭尸，其它都是托词。

例如，史家高华就认为，毛搞文革，是因为刘少奇“僭主越位”，“分庭抗礼”，大有“逼宫”之势，刘触犯了“党的潜规则”，结果“祸从口出”，使毛“由惊生恨”，“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积累的威望和影响力在1964年有相当发展时，毛就决定要废黜刘少奇，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这种否认政治内涵的单纯“争权”说，不过是一种市井“心理猜测”，经不起分析。它会面临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的权力，或“为了面子”，他要掩盖自己的错误，那在1969年11月24日刘已被整死之后，刘派官员已“溃不成军”，毛在全国的威望和权力已达到极点，无人可以再威胁挑战他了，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那时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谁呢？他自己还有几年可活，为什么要关心身后每七、八年的事？

而且，在拿掉了刘派之后，为什么文革还不收兵？还在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毛为什么还要大搞“教育革命”，“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让全国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不得消停达七年之久？

所有这些都不是“饰词”两字可以说得通的。只用毛一个人在“疑神疑鬼”、“发神经病”，来解释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实在是太牵强附会了！

与之相反，我想，所有这些正说明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发动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身后继续实施毛式“社会主义”之政道路上的障碍──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

所以，“清君侧”只是手段，“役其政”才是目的，权力是实施理念的工具，专权是为了役政。

问题是，在封建落後的中国，毛式“社会主义”路线既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和需要，也反动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

这是许多人没有看到或不能理解的地方。

而主张“饰词”说的那些才子、论客，不少就是当年的“红卫兵”或“造反派”，他们年纪轻轻，就满脑袋“君臣父子”的封建礼教观念，站在毛的一边，嘲笑刘连“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规矩都不懂，痛骂他“犯上”是“自作孽，不可活”……，对刘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谈吐尖酸俗气得很。

这些人恐怕是廉价的“武侠恩仇记”或“宫廷格斗剧”看多了，只知道“市井匪类”、“妇姑勃谿”之类的俗事。他们从中“耳濡目染”得来的那点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让他们只会“津津乐道”于表面的“争权”情节及猜测“恩怨”心理，不去看或看不懂现实背後的“政治”实质。

现在，这些“不做区分、打倒一切”的“左老冒”又“大义”指斥“毛不好、刘更坏”，甚至把文革的起因归结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他们以为自己很超然、很前卫，实际上，见识很肤浅、境界很庸俗，结果是把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或者，是有意换一种法子来淡化、遮掩，甚至袒护毛和毛路线的“反动”之处。把毛顽固推行其“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从政治上的“反动”，降格归结为毛的“道德品格”或“心理缺陷”问题。

“饰词”说，其实是在为毛而“饰”，也为自己在文革中“誓死追随”毛路线倒刘的“不光彩”而“饰”。

高华等人否认17年来任何政治路线上的斗争，把所有文革的基本历史事实都用一句“饰词”就轻松地打发了，这实在不是搞史学的严谨态度。

如果有人把毛刘之间的斗争低看为“婆媳争斗”、“家长里短”、“狗咬狗”，自以为是“立场坚定斗志强”，其实，那只是把他们自己的思想降低到这一水准去了。

我在前一篇中，已经提到：刘在1951年就讲，毛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而“文革”中，毛更是把反“走资派”提到“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高度上来谈。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官方却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坊间一些“论客”也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毛和刘都是‘一丘之貉’。”

结果，二者实际上是在“异曲同工”地帮毛料理文革後事，在否认“路线斗争”这一点上，共同沦为毛的“清客”和“帮闲”。

大约十年前，我向几位熟人提到过上述史实，以及讨论对刘少奇的评价问题。

有一位说，刘“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往往立即退缩，没有继续据理坚持斗争”，“问题是他并没有坚持，心里坚持的不算数！”所以认为刘与毛的分歧算不上是“路线斗争”。

另一位说，“刘搞‘包產到戶’，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分田到戶’才是！”所以“文革”斗的不是“走资派”，它只是共产党内权力相争，不是什么“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第三位则说，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够好！私有制要永远不能触动才行！”

第四位讲，“即使当年按刘少奇的蓝图搞，我国经济二十年也起飞不了，那是要国外投资才行啊！”

这些学子对“资本主义”可谓是“大澈大悟”了！

然而，我们不可期待，刘少奇和美国总统一样，公开宣称要搞西方那种“资本主义”。他总得按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办吧？“市场经济”、“利润挂帅”、“计件工资”等措施，那时不也在试行着吗？事情还得一步步来吧？毛泽东当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又有人要求刘少奇要跑步进入“资本主义”，一步到位，才算“有斗争”，这可能吗？

同时，他们似乎也忘记了，和其它政党一样，共产党里也有着“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组织纪律原则约束。在他们的幻想中，毛、刘二人，如同单打独斗的侠客，平日彼此“怒目相视”、“见面就掐”，一开会就须“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这方才叫做有“斗争”。

但是，刘少奇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因此，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便先把“法国的生活条件”搬到中国来，这有什么不对之处吗？

至于以後还搞不搞“社会主义”，到时再说，不好吗？

《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之一恩格斯，在晚年有勇气承认自己当初的误判。

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恩格斯坦率地承认：

“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同样，我们也可以问，假若“二十年後”，中国经济已接近欧美，刘少奇那时又会不会如晚年恩格斯那样，觉悟到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当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教育水准大幅度提高之後，党内和社会上“红眼”的“左老冒”比建国初期大约也会少许多。

顺便提一句，世界大小名人中，有勇气坦承自己误判者历来极少，恩格斯是其中之一。……不觉有点耳热吗？

现在有一些“史家”对慈禧和袁世凯尚且都“体贴入微”，要对他们“有所肯定”。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今天就舍不得给刘少奇一点credit，反而对他那么苛求？

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回顾一下历史的好。

建国前夕，共产党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一致决定在民族独立的平台上，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她反对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自由、主张众多民主党派共同参与“政治协商”、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

建国之後，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刘与毛较量了几个回合，最终被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打倒了。

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与当年陆肆广场上“左翼学生”听不明白“赵紫阳”一样，这些现代“左公”到现在还是读不懂“刘少奇”！

当然，我不否认，历史上在某种场合之下，刘少奇，以及刘派干部，也讲过些“左”的话，做过些“左”的事，毛也有过些“动听”的话、偏右的话。如果现在我们“酱”在其中，便会叫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而这也恰好给了今日一些貌似“全面和公正”的“学者”“胡搅蛮缠”，重展“抓辫子”和“打棍子”等“文革遗风”的机会。

但是，正如滤去实验的“数据涨落”之后，才可以看出“统计走向”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炎黄春秋》杜导正和李锐等前辈的说法：

从大体上看，建国之后，毛泽东是一条路线，而刘少奇、邓子恢、陈云、薄一波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基本上是另一种主张。毛不断地搞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要求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搞集体化，城市搞国有制，其实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斯大林模式的东西。刘少奇这拨人比较清醒，他们还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这一条路线。

而这，也正是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所总结的：

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

我以为，这些党内资深人士的见解，比起现在一些“山寨政治局委员”的大嘴们拍脑袋说的，要可信得多。你说呢？

写于2026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