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6

早年读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罗南英回忆录以及单世联《读陆定一传》时，曾注意到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陆梦衣。

“梦衣”二字，读来轻柔缥缈，仿佛新文学时代某位诗人的笔名。然而与这个名字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他后来背离革命阵营的人生轨迹。

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写过几段关于陆梦衣的文字，多半属于读书笔记性质，也大多带着负面的评价。如今重翻旧稿，倒觉得这个人物本身或许比当年理解的更为复杂。

与陆梦衣有关的人物中，最令人唏嘘的或许是黎彩莲。这位出生于武汉的女革命者，因身材娇小、容貌秀丽，被同志们称作美丽的小麻雀。1926年加入青年团后，她在汉口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拒绝了不少出身显赫的追求者，却选择了平民出身的陆梦衣作为终身伴侣。两人在莫斯科期间即参加托派活动。1929年回国后，继续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并加入刘仁静领导的中国托派十月社。然而，命运很快发生转折。1931年，黎彩莲在医院分娩期间，得知丈夫陆梦衣已经脱离托派，转而投向南京政府。据后来的回忆记载，她强忍产后的虚弱与痛苦，离开医院，与丈夫彻底决裂。

• 一位生于武汉的女革命者，即外号美丽的小麻雀黎彩莲（1912—1936）1926年加入青年团后，黎在汉口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多有官僚贵介子弟的追求，但她却选择了平民出生的陆梦衣结婚。在莫斯科期间，黎就参加了托派组织。1929年秋回国后在上海沪西区从事工运，1930年加入以刘仁静为首的中国托派十月社。1931年，黎在医院生产时，得知丈夫陆梦衣背叛托派投向政府，忍痛弃子逃出医院，以示与丈夫决裂。

在许多托派老人的记忆里，陆梦衣的形象并不光彩。王凡西回忆说，陆梦衣私德欠佳，曾代人领取稿费后私自花掉，又突然前往南京，令上海的同志们担心住址暴露，不得不连夜搬家。黎彩莲后来也承认，丈夫的动摇与叛变，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精神打击之一。

• 回國後的叛變分子，如陸夢衣等。此人私德不佳，我們在上海是以鬻文為生的，有一次請順便去拿稿費，稿費拿去用了，說都不說一聲，不久才知道他去了南京，嚇得我們連日連夜的找房子搬家。陸是劉仁靜的內弟。

• 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二年春是彩莲同志生命史中最痛苦时期。爱人陆梦衣对革命的叛变，给她精神上以极巨大的打击。她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不能克服梦衣思想上的动摇，终于叛变，到南京上任去了。

按照通常的革命叙事，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已经结束：一个理想主义女革命者，一个投向敌营的叛徒。然而历史往往比叙事复杂。陆梦衣后来改名陆立之，在国民党系统中长期活动，并官至军统少将。按照一般逻辑，他本应从此成为革命史中的反面人物。但抗战爆发后，他的人生轨迹又出现了新的转折。

• 陆梦之1909年出生，也是共产党员，也因参加托派而于1930年与黎同时被开除出中共，旋即加入“十月社”，第二年向南京政府自首，后为军统少将。据说，陆在1937年后又与党取得联系，做秘密工作，淮海战役中促成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将军的起义。49年后，陆梦依改名陆立之，在上海文联资料室工作，因潘汉年案件的牵连被判劳改7年，期满后继续留队劳动。1968年再度入狱，据说与他当年在上海报纸上连续写过蓝苹（江青）混乱的私生活有关。1975年出狱，后为滁州市政协委员。200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谁主沉浮——沧桑九十年实录》。2009年2月，中央电视台“崔永元口述团队”记者张钧到安徽滁州采访他时，试图但终于没有向他提出黎彩莲的话题。

2003年，陆立之发表《周恩来领导的特殊战线》一文，回忆自己曾在抗战初期接受周恩来指示，以国民党官员身份从事秘密工作。他声称自己与俞季虞等人被安排继续留在国民党系统内部活动，以公开身份掩护实际的政治任务。其文所述细节，后来在部分回忆录和相关资料中亦能找到若干旁证。

• 早在1937年抗战之初，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在南京傅厚岗66号中共办事处，周恩来会见了两个已被王明路线排斥出党的老部下，指示他们留在国民党政府中一切为了抗战，做官就是做卧底工作。后来在西安，这两个人都成了胡宗南的座上客，一为俞季虞，是胡宗南机要秘书，独居翠花山；一为陆梦衣，是军委会顾问处专员，视察西北苏俄顾问工作，此时恰好逗留西安，于是兼任了动员总指挥部干训班主任职位。周恩来派王冲天到西安联系了这两个人，并指示陆梦衣利用视察西北苏俄顾问工作名义远赴兰州，接触当地军政首脑（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游说他们不为“小字辈"胡宗南火中取栗，很轻易地攻心战而取胜。甘肃省在陇东区不设立反共区指挥部，胡宗南已建立的两个半封锁包围区也就瓦解了。

这一篇回忆，可以和张戎写胡宗南的那本书一起读。刚才又看到刘家驹《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一书中，有下面的文字，可作为陆文可信度的旁证：

• 继陈独秀之后，我们又为瞿秋白翻案。写瞿秋白的作者陆立之，是个老“托派”，和瞿是战友，六屆四中全会被开除党籍。他亲见亲闻的文章写得很具体、很真实，连史家温济泽都很佩服。他把瞿的《多余的话》解释得非常清楚，认为瞿虽然对党有很深的意见，但绝不是写的投降书，那里面有很多话是针对周恩来讲的。瞿的亲属也给我们提供了印证。这篇文章萧克很赞赏。

如果这些回忆大体可信，那么陆梦衣的人生便呈现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形态：早年共产党人，继而成为托派成员；随后脱离革命阵营，进入南京政府体系；抗战期间又与中共发生联系；1949年后留在大陆工作，却又因潘汉年案受到牵连；文革时期再次入狱，晚年则以政协委员和回忆录作者的身份度过余生。

这样的人生，很难简单归类。在革命年代，他被许多人视为叛徒；在国民党体系里，他又未必算真正的自己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同样长期处于历史夹缝之中。相比那些始终站在同一阵营的人物，陆梦衣更像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漩涡中的漂流者。他不断更换身份，却始终无法摆脱过去；一次次试图进入历史中心，最终却总被时代推回边缘。

那么张钧采访老年陆久之的长文，网上也有，说他是最后一个托派。现在全文转发如下：

最后一个“托派”

发表于 2014 年 01 月 17 日 由 CND《华夏文摘》编辑

作者：张钧（崔永元口述团队首席记者）

刚听到个消息：陆立之夫妇今年冬天在民政局的帮助下住进了养老院，两人一个104岁，一个93岁，没儿没女，在家就是出了事也没人照应。

去年，我曾和同事一起去看望过他们，那时陆立之的脑子已经有点糊涂了，之前，他托人告诉我们说，还有些话想说。摄像机架起来，他开始说，说来说去，都是三年前我采访他时说过的话。

陆立之是我采访过的第一位百岁老人，他可能也是国内在世的最后一位“托派”。

（一）

2009年2月15日傍晚，我突然接到同事孙老师的电话，他让我赶紧和原《炎黄春秋》的副主编刘家驹先生联系，他那儿有个百岁老人的采访线索，据说经历很丰富也很传奇。

陆立之，又名陆梦衣，出生于1909年，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秋回国，1930年被开除出中共，旋即加入刘仁静为首的托派组织“十月社”，第二年向南京政府自首，成为军统的一员。现居安徽滁州，他写过一些回忆早期中共活动的文章，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

刘家驹先生的介绍很详细，最后，他补充道：“他还是刘仁静的亲戚，而且很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后一个正牌托派。”

当时，我做口述历史采访不到一年，尚没有采访百岁以上老人的经历，陆立之让我既兴奋又惶恐，这是一个“出土文物”一样的人物，在他一系列令人咋舌的经历背后，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我有可能拂去蒙在他身上将近一个世纪的尘埃，把这个面目模糊的老人从少人关注的昏暗角落里请出来，这让我颇跃跃欲试。但是，他毕竟已经超过百岁，身体、思维、记忆力怎么样？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都还不确定。

不过我的忐忑只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负责联络受访者的张新就给我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由于刘家驹事先给陆立之打过电话，所以老人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要求。“陆老的思路很清楚，而且记忆力也没问题。”听了张新的话，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那天下着雨，冬末春初的北京潮湿阴冷，我走在朝外大街的便道上，一边走一边在电话里对张新说：“马上订机票，咱们后天就去。”

（二）

在出发前的一天时间里，我和搭档张新开始疯狂地寻找有关陆立之的信息，收获颇丰。我们不仅从著名托派王凡西的回忆录里找到了有关陆立之的记述，甚至还发现了中共1930年1月将包括刘仁静、陆梦衣等人开除出党的通知，这一切都为我们确定陆正牌托派身份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

由于陆立之的经历十分复杂和丰富，涉及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众多，这些事件、人物有的我们有所了解，而有的之前简直闻所未闻。每个枝杈伸出去都会耗费掉我们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我们自身的知识储备和采访积累可以稍稍减轻一点工作量，但是要做的准备还是做不完，这让我直到踏上飞往南京的飞机时心还没踏实下来。尽管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知识盲点，我的行李中装上了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参考书：《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史》，等等。

我另外的一点不踏实，是仍然对老人的状态没有把握，尽管张新的反馈是积极的，但在见到老人之前，甚至采访完成以前，一切都还说不好。如果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应付长时间的采访，只能持续一两天，那么我们重点问哪些问题？如果采访中发现老人的记忆力或者思维有明显的衰退，我们该怎样启发和引导，帮助他完成回忆？如果采访中老人的身体出了状况，我们又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一遍遍地冒出来，我就像个复习了很久，去参加高考的学生一样，反复熟练地回答着这些问题，从北京飞往南京的飞机上，一直持续到从南京开往滁州的出租车上。

（三）

2月17日傍晚，在滁州市工人路一栋破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陆立之。老人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但精神看上去很好，特别是一双眼睛格外有神。我们走进房间时，他主动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向我。他的手有点凉，但和我相握时，我能感到从他手上传递过来的力度。

房间不大，临窗是一张老式的写字台，上面堆满了书和纸。我们坐定后，老人有点艰难地坐到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从桌上拿起一本黄色封皮的书，递向我，说：“这是我头两年出的一本书，送给你。”

我连忙起身接过书，我知道这就是那本我们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实的《谁主沉浮》。这本书是陆晚年所写回忆文章的结集，从上个世纪20年代一直写到1949年以后，内容很庞杂，既包括作者对其本人在五卅运动、上海三次工人起义、“四一二”事变、抗战等大事件中的亲身经历的记述，也涉及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托派组织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和覆灭、军统组织在30年代和抗战前后活动等情况的记载，还包括他对周恩来、王明、瞿秋白、米夫等中共和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的回忆。在见到陆之前，我们只在网上零散地找到了其中的几篇文章。陆立之把这本书送给我，为我们接下来的采访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在交谈的过程中，陆立之有时会起身取东西，行动有些迟缓。他的夫人告诉我们，之前老人的腿脚还很利落，上下四楼一点问题都没有。去年他过一百岁（虚岁），市里领导来看望他，送给他一幅“寿”字。这幅“寿”字被端端正正地挂在房间里最醒目的位置。有天挂在墙上的“寿”字有些歪了，他自己登上沙发想把条幅扶正，就摔骨折了。养了大半年，现在刚刚痊愈，但腿脚已大不如前。

那次见面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我们拜访的目的却全部达到了。通过跟陆立之的交流，我发现尽管老人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重复和中断，但对一个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他的思维和记忆力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整个身体状况看上去也很好。这让我对接下来的采访增加了不少信心。

不过，在当时，还是有一个现实问题给我造成了困扰。以往我们对高龄受访者进行采访时，一般都希望能有老人的子女陪同：他们对老人的身体状况最了解，一旦发生意外大家也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反应。陆立之没有子女，身边只有年近九旬的老伴照顾他的起居。他的家房间不大，光线声音状况都不理想，很难达到我们拍摄的基本要求（我们的采访通常会架设红背景，布置简单的灯光，对环境声有较高的要求），在老人家里完成采访有难度。我们可以在宾馆里布置一个采访间，每天接送老人，但陆立之居住的楼房没有电梯，他住在四层，对骨折刚刚痊愈，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每天上下这四层楼梯，简直是莫大的折磨。

这时，一同前来的张新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把陆氏夫妻一起接到我们的宾馆去住，这样既可以省去老人每日往返上下之苦，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采访，同时，我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我觉得这办法不错，跟老人一说，他们欣然应允。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一早就把两位老人接到酒店去。

冬末春初的滁州天气还很冷，房间里没有暖气，陆老夫妇在室内都穿着棉袄，我们也没有脱下身上的羽绒服，陆立之的夫人王师正忙前忙后地为我们添茶倒水，拦也拦不住。言谈举止之间，看得出两位老人当年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同样看得出的是他们对我们到来的欣喜。在滁州这座破旧的居民楼的一方斗室里，人多一点总会更暖和些，他们过冷清的日子过得太久了。

（四）

第二天一早，张新就把二老接到了酒店，稍事安顿，对陆立之的第一天采访开始了。

与老人见面之后，我的心里有了底。对陆立之，是可以按照时间为经，事件人物为纬，突出重点的思路，来进行一次个人传记式的口述历史采集的。头天晚上，我连夜通读了他的《谁主沉浮》，更强化了这个想法，像陆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口述历史采访中也属难得一见，如果不能做一次深入的采访，全面地记录他复杂曲折的一生，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当时我心里的小九九是，在老人身体允许的前提下，争取花上一周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次采访。

我们的谈话是从陆立之的小时候开始的。对于这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采访，我和我的同事，通常都会用这样的问题作为开端，我借用了挪威作家古尔布兰生一部著作的名字，将这个问题称为“童年与故乡”。一方面这样的问题更容易把老人带入回忆的情景中，逐渐忽略掉我背后一直虎视眈眈的摄像机，话题也不沉重；另一方面，这问题本身也有意义，可以让我们、让未来的研究者去了解镜头前的这个老者是“从何处来的”，会为解释他后来的很多行为提供有效的信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对进入拍摄后受访者的状态进行观察了解的机会，以便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尽快找到与受访者交流的最佳方式。

陆立之在镜头前兴致勃勃地讲了半个小时，这中间我没说几句话，却发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重复，一个是跑题，一个是不按时间顺序讲，一会儿前，一会儿后。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在高龄受访者中很普遍。我要做的，就是耐心听，即使重复跑题了也不马上打断对方。过于迅速的反应有可能会破坏掉老人讲话的节奏和其固有的意识流动，让他陷入一种不知所措，大脑突然“死机”的状态。而且在老人跑题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有新的线索和故事浮现出来，这常常是对我们耐心的意外奖赏。只有当我意识到这样的重复和跑题不会再有新鲜的信息浮现时，才会在老人停顿的时候去引导他，使之回到正常的讲述轨道上来。

对陆立之我就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当我开始逐渐介入他的讲述，试图把其从跑到天边的自语中拉回来时，我发现，他可以跟从我的指引，重新回到对眼前事的回忆中。这让我大喜过望。一件事一件事地讲，一点一点地往前推进，采访者适当的介入和引导，当第一天下午，我们完成了对陆立之的头两个小时的采访后，我们之间的最佳交流方式也建立起来了。

（五）

每天上午一小时，下午一小时，对陆立之的采访按这个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中间，滁州市政协的领导来过，滁州日报的记者来过，他们和我们寒暄，请老人和我们吃饭，给陆立之拍照，这算是给我们单调重复的采访增加了一些热闹。凑热闹的还有宾馆对面街道上夯实地面的施工机械，它们发出的巨大声响常常让我们不得不停下工作。

来访的人中有人问我：“他说的是真的吗？”

其实这问题从采访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陆立之的经历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他前半生的经历，因为有这样经历的人本就稀缺，活到今天并且还能讲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他对上世纪20-30年代中共早期活动、莫斯科中山大学生活以及对托派组织的回忆和讲述都可称弥足珍贵。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年代久远，其他相关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他所呈现的许多故事和细节又多不见诸文字和相关史籍的记载，堪称孤证。如果老人通篇信口开河，那么我们所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的价值甚至这次采访的价值是不是都会大打折扣？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地给自己寻找着答案。老人的身份是确凿的，这点我坚信不疑。在托派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有三处提到他，1929年秋，他们曾经在从莫斯科大学回国时同乘一条轮船。里面还两次提到陆叛变托派组织，到南京自首的事。他与刘仁静的关系也是没问题的，在陆立之保存的照片中，有刘仁静晚年生活的照片，他与刘的合影，他参加刘的葬礼的照片。此外，从40年代的报刊里，也能找到陆曾发表的文章。他的一生脉络清晰可辨。同时，他去世不久的哥哥陆久之的经历也可以与他互为参照。至少，陆立之不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

而在陆讲到一些重要的史实时，我都会在采访中或者休息时多问几句，比如这是您亲身经历的吗？这是您亲眼看到的吗？或者，这是您从哪儿知道的？搞清楚信息来源，会为以后的研究者解除掉很多不必要的困惑。再有，就是当事件呈现出来而我将信将疑时，我会鼓励他呈现更多的细节，细节越多，辨别事件真伪的线索越多，对研究者的帮助就越大。

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很清楚，做得再多，我也无法保证老人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我所从事的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也不应承担为受访者讲述史实背书的义务。对材料进行辨析、考证，决定是否采纳，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材料做扎实了，给未来的研究者提供尽量多的线索和可能性。想明白这点，我也就不再纠缠老人讲述是真是假的问题了。

（六）

陆立之的身体之好出乎我的意料，尽管在采访进行到第五天时他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症状，让我很是担心，甚至开始考虑是否先终止这次采访。但第二天，老人家就几乎好了。很快，我们的采访就突破了一周，开始接近尾声。

对采访，总体上我是满意的，老人对刘仁静事迹的讲述，对五卅运动、“四一二”事变、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对托派组织的成立统一，对抗战时期上海孤岛里军统的活动等的讲述，细致而生动，充满了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一些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出入其间，也是鲜活可亲的。我们希望他能重点讲的，他基本上都讲了，一些我们事先准备没有涉及的内容，他也在不经意间讲了出来，应该说这次采访的收获是沉甸甸的，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同住一家酒店，每天都在一起，除了采访，我们还常会拉拉家常。渐渐的，我们与两位老人之间有了些工作之外的感情。二老年纪大，吃不了硬的东西，一日三餐，基本上就是喝粥，或者是阳春面，小馒头。于是采访多少天，我们就一起吃了多少天的阳春面、小馒头。以至于我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碰这几样食品。

陆与现在的夫人王师正是半路夫妻，王出生于上海的书香门第，年轻时应该很美。她后来也投身军统，与陆40年代相识结婚，1949年后一起被抓，一起劳改，一路辗转，晚年一起落户安徽。陆年轻时颇风流，结过不止一次婚，但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吃了几十年苦的，却是这位看上去与他不大般配的大家闺秀。我们每天采访时，陆在摄像机前讲，王就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七）

采访越是接近尾声，我内心由一个问题产生的纠结就越严重，这是在我看到《双山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后产生的：

在莫斯科的孙大中，彩莲以“美丽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断为一些国民党大官们的贵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们，甚至深恶他们，终于和一个并非公子的陆某结了婚。

文中“美丽的小麻雀”叫黎彩莲，被王凡西称为“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1936年因肺结核去世。陈独秀当年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过对黎去世的深切悲伤。而上面提到的“并非公子的陆某”就是现在每天坐在我对面接受采访的陆立之。

我的纠结主要来自下面这段文字：

反对派统一以及大破坏后，她的丈夫陆某变了节，投向南京政府。那时彩莲正在红十字会医院内产子，惊闻此讯，忍痛弃子逃出了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

在危难之时抛下在医院待产的发妻去自首，在什么年代这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在他讲到去南京自首这一节时，陆立之没有跟我讲这个情节，我要不要在采访结束前点明这件事。

这件事的难处在于，陆的夫人有天在走进采访间前对陆立之说：“黎彩莲的事就不要讲了。”而这句话恰巧被我的同事摄像小吴听到了。而每天陆的夫人都会听他的采访，当着两位老人，这个问题变得重如千钧，让我始终无法启齿。

有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貌似无意地提起了王凡西和郑超麟的回忆录，问陆立之是否看过，他迟疑了一下，说，“看过”。我又问：“您觉得里面写得内容真实吗？”他想了想，说：“基本上还是真实的吧。”我没再继续往下问，他也没接着往下说。

整个采访持续了十天，比我们计划的多了三天，陆立之，这个目前中国唯一在世的正牌托派，第一次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在摄像机前系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2009年2月27日采访结束时，我特意问了一下摄像，一共录了多少盘磁带，他告诉我，四十二盘。后来我知道，那是1238分钟C20个小时零38分钟。

我最后也没有向陆立之提出关于黎彩莲的问题，我想那段往事一定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我不愿意面对一个年过百岁的羸弱老人在镜头前的尴尬和辩解，或者可能出现的任何反应，这对我们都是一件太残忍的事。

这可能有点遗憾，那就遗憾吧。

附：陆立之小传

陸立之（1909- ），又名陸夢衣，陆梦之，湖南长沙人，早年曾留學蘇聯，與蔣經國同學。其兄陸久之（1902-2008），早年留學日本，後娶蔣介石第三位夫人陳潔如養女蔣（陳）瑤光為妻，故又称蒋介石的女婿。其胞妹陆慎之也是名人，是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妻子。陸久之抗戰勝利後任國軍第三方面軍少將參議，曾創辦《改造日報》，陸立之任該報記者，故用《改造日報》專箋給許氏作書。

陸立之實為中共地下黨員，曾與其兄長一同籌畫策反湯恩伯未果。陸立之今健在，有《我的同學蔣經國》、《誰主沉浮：滄桑九十年實錄》等著述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