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列美国六敌国名录
中国位列美国六敌国名录
进入2026年，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一种“依单循迹、逐个击破”的强硬姿态：在委内瑞拉生擒了总统马杜罗、对伊朗进行了全面的军事打击、对古巴的行动也进入了日常话题。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国家（政权）是2019年被美国政府标识为敌对国家的六个国家实体中的三个。
在美国政府的法律、行政命令、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等关键领域和部门的官方语言界定中，一直有必要明确识别被称为“外国对立方”或“外国敌对势力”（Foreign Adversaries）的国家实体。
川普于2019年5月15日 签署第13873号行政命令（《确保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赋予商务部部长定义和识别“外国对立方”（Foreign Adversaries）的权力。
美国商务部在进行了长期评估后，于 2021年1月19日（川普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天）发布了《联邦规则汇编》，首次以明文法规的形式，将六个国家（政权）正式确立为“外国对立方”。
这六个国家和政权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俄罗斯联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
委内瑞拉（特指马杜罗政权）
名单确立后，并没有随着美国总统的轮替而作废，反而得到了延续，并在近年被进一步放大和“武器化”。
2021年6月： 拜登签署第14034号行政命令，继续沿用并扩大了该名单的应用范围，专门用于保护美国公民的敏感数据免受这些 “外国对立方” 的侵害。
换言之，虽然该名单诞生于川普政府末期，但拜登政府及后续的国会完全继承并放大了这一框架。这表明，将上述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特定大国）视为结构性对手，已经成为美国政界超越党派极化政治为数不多的“超级共识”之一。
这个“六敌国名单”的立法化，对美国自身以及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无独有偶，去年（2025年9月3日）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天安门大阅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国元首和贵宾，精准地对应了美国的这份名单：俄罗斯的普京、朝鲜的金正恩、伊朗的新总统佩泽希齐扬、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委内瑞拉国会议长罗德里格斯。
看来华盛顿和北京在阵营划分上有“共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北京的阅兵台成了这些承受美方高压国家的“集体取暖”和力量展示的舞台。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一定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一定胜利。” —— 文革流行歌曲
在胜利的日子里欢聚一堂
关于用词问题需要说道说道
将 "Adversaries" 翻译成“敌对”似乎有些用力过猛。是吗？
一直以来，在外交和法律术语中，美国政府对关系的定义有着极其严格的层级划分。
Competitor / Rival（竞争对手）： 属于常态化的经济或地缘博弈。例如，中美在某些科技领域的正常竞争，或者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
Adversary（对立方 / 敌手）： 它的核心含义是站在对立面、具有结构性利益冲突的博弈者。在体育比赛中，对手、宿敌也叫 Adversary；在法庭上，控辩双方被称为 Adversarial parties（对抗性双方）。它意味着 ：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在进行零和博弈，但并不等同于说我们之间要发生肉体消灭或战争。
Enemy（敌人/敌方）： 这是最严重的词。在法理上，这通常意味着处于战争状态或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对象。例如，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偷袭珍珠港后的日本，或者冷战高峰期的苏联（在特定话语体系中）。
因此，将 "Foreign Adversaries" 翻译为“外国对立方”或“外国对手”，要远比“敌对国家”准确和严谨得多。在法理上，它是“外国对立方”，意味着防范、隔离和博弈；但在政治宣传的催化下，它被放大成了“敌对国家”。这种翻译语言上的“升级” ，反映了当前地缘政治不断升温的情绪。
事实上，在对待委内瑞拉和伊朗上，美国已经跨越了“对立方”（Adversary）的界限，进入了最绝对的“敌对”（Hostile/Enemy）和战争状态。美国对这两国的打击手段已经不是传统的经济制裁，而是动用了当代最高级别的军事打击手段。对外界而言，可能看文件中的用词“Adversary”会觉得这个“对立方”是一个温和的法律词汇，但对于处于风暴中心的委内瑞拉和伊朗来说，美国的这种“分类”，就是肉体消灭和战争的入场券。所以，这么看，”对立方“与”敌方“之间的确没有严格界限。
在二战宣战前，美国怎样称呼德、意、日
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宣战之前，尽管德、意、日的法西斯扩张已经让美国极其震惊，但由于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民意以及宪法的限制，罗斯福政府在官方外交辞令中表现得非常克制。
在宣战前，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总统在正式公文、演说中，对德国和日本最常用的称呼并不是“敌人（Enemies）”，而是以下几个具有特定法理和政治含意的词汇：
侵略国（Aggressor Nations）—— 这是当时美国官方用来定性德、意、日最核心的词。
1937年10月5日，面对日本全面侵华以及德国的扩张，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 他在演说中说：“世界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正在对其他十分之九的人口的安全和国际法治进行破坏。当一种传染性的身体疾病开始蔓延时，社会会赞同并携手对患者进行隔离（Quarantine），以保护共同体的健康。”在这篇演说及随后的国务院声明中，美方明确将德、日、意定义为“侵略者”（Aggressors）或“侵略国”（Aggressor Nations）。它表达的意思是：它们是国际秩序和规则的破坏者。
轴心国（The Axis Powers / Axis Nations）—— 在没有正式参战的1940年到1941年期间，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在美国的政治动员和新闻头条中。背景是，1936年墨索里尼率先提出罗马至柏林这条 “轴线” ；到了1940年9月，德、意、日三方在柏林正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Tripartite Pact），标志着军事同盟正式确立。罗斯福在1940年12月发表著名的《炉边谈话》——《民主国家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时，就直接使用了这个词。他警告美国民众： “如果轴心国（Axis Powers）赢得了这场战争，整个美洲大陆都将生活在枪口的威胁下。” 在这里，“轴心国”取代了具体的国名，成为一个代表威权和扩张的国家集团代名词。
法外之徒 / 国际无法无天者（Lawless Nations / International Outlaws）——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文书以及罗斯福用来引导国内民意的演讲中，还经常使用这种带有道德和法律谴责性质的词。美方指责德、意、日的行径是“世界性的无法无天”（World Lawlessness），把他们称为 "Outlaws"（法外之徒），含意是这些国家已经自绝于国际法和文明社会之外。
对比历史
现今美国《联邦规则汇编》使用的“外国对立方”（Foreign Adversaries），是21世纪版的“侵略国”或“轴心国”名录 —— 它是一个在和平时期把子弹上膛、在经济上构筑防线、但在军事上避免直接彻底摊牌的法律缓冲词。不难想象，只有当战争真正打响，这些词背后的温和面纱才会被彻底撕去。
换言之，在目前情况下，Adversary这个词应该是最高等级的”敌对“概念词了，因为Adverse表示利益相反的一方，也就是中文意义下的”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
在传统政治学里，Enemy（敌人）是最高等级，它的使用在现代国际法中受到了巨大的程序限制—— 它伴随着正式的战争状态或全面的军事交火。这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不宣战的现代国际关系里，Enemy 被冷冻了，而 Adversary 成为了事实上的最高定性。
美国政府将中、俄、伊、朝等六国定性为 Foreign Adversaries，实际上是在向外界释放一个强烈信号：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利益调和的空间， 我们的冲突不是政策层面的摩擦，而是战略结构、生存空间、意识形态、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根本对立。
所以，在不爆发全面战争的前提下，Adversary 就是华盛顿在法律和战略工具箱里能够祭出的、最具敌意和杀伤力的定性词。
它也是在和平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做出的最严重的“准战争定性”。
曾几何时
短短的十几年时间，中国一路走来怎么成了六国之一？
现在，因为委内瑞拉已经换了天地，这么一来，这个名单上剩下了五国。
俗话说，“高处不胜寒”。
但是，毕竟中国地大物博人气旺，人们一时半会儿还感觉不到明显的寒意。
主席早就告诫过：“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既然如此，何不再回到“大地”上来？
只是，一路走来，还认得归途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