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大師沈從文筆下的賀龍元帥
2026-5-26
前幾年寫過一篇《魯迅和黃興》的博文。一個是文豪，一個是革命元勳，竟然都是弘文書院的同學。發在不愛吱聲網上，幾年來也沒有幾個人看，連自己都快忘記了。
1902年，鲁迅与黄兴先后至日本，入私立弘文学院留学，在章太炎先生门下读书。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所采用的名字是周树人字豫才，参加了光复会以后的共和党的。黄克强所采用的名字是黄轸字堇坞，黄兴字克强是他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后才改用的名字，是同盟会的前身华兴会的创始人。
那麼，同樣作為歷史人物，魯迅又是如何評價這位老同學的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日租界的大陆新村9号寓所。他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动笔于10月10日也就是中华民国25周年纪念日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剪辫子，不是为了排满革命的复仇雪恨，而是在实际上感到不方便。作为比较，鲁迅谈到黄兴在弘文学院留学时，根本就没有剪辫子。
真是無獨有偶，造化弄人。
沈從文（1902—1988）與賀龍（1896—1969），也是一個文豪，一個元帥，一個出自湘西鳳凰，一個來自湘西北桑植，同屬武陵山區人物。早年甚至還在同一支地方武裝中有過交集，算得上半個舊日同袍。只是彼時的沈從文還是一個懵懂少年，在軍旅中輾轉浮沉；而賀龍早已鋒芒漸露，名動湘鄂。
不過沈從文在湘西行伍的那段經歷既讓他見識了民國初年的混亂與殘酷，也成了他日後文學世界的重要土壤。
沈從文後來回憶湘西軍旅生活，至少有五次提到過賀龍。批評者認為，沈從文在書寫賀龍等人物時語氣不夠莊重，甚至帶有民間式的輕描淡寫，因此被指不夠尊敬。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正是他作為作家與知識分子的可貴之處：面對歷史人物與權力象徵，仍保持自身的觀察距離與敘述立場，不以身份高低改變筆觸，不以頌揚取代理解。這種不迎合的書寫方式，本身即是一種獨立人格。
在《一個傳奇的本事》中，他回憶自己年少時曾到賀龍部下謀職，只做了一個月文書便甩手不幹，估計連個臉熟都沒混到。當時賀龍任支隊司令，屬營級軍官，團長則是後來的湘系軍閥何健。
沈從文寫道：
上游九十里的桃源縣，有一個清鄉指揮部，屬於我本地軍隊。這軍隊也就是當年的靖國聯軍第一軍的一部分。那指揮官節制了三個支隊，本人雖是個貴州人，所有高級官佐卻大半是我的同鄉。朋友介紹我到那邊去，以為做事當然很容易。那時節何鍵正做騎兵團長，歸省政府直轄，賀龍做支隊司令，歸清鄉指揮統轄，部隊全駐防桃源縣。我得到了個向姓同鄉介紹信之後，就拿了去會賀龍，我得了個拿九元乾薪的差遣，只一月便不幹了。
是怎麽不幹了的呢？世家子弟出身的沈夥同他的表哥，先天下之憂而憂，謝絕了賀龍和賀龍同學的提携和照顧，提前世人100年，選擇了躺平：
我心想，怎么办？表兄常说笑话逗我，北京戏院里梅兰芳出场前，上千盏电灯一熄，楼上下包厢里，到处是金钢钻耳环手镯闪光，且经常有阔人掉金钢钻首饰。上海坐马车，马车上也常有洋婆子、贵妇人遗下贵重钱包，运气好的一碰到即成大富翁。即或真有其事，远水哪能救近火？还是想法对付目前，来一个“脚踏西瓜皮”溜了吧。至于向什么地方溜，当时倒有个方便去处。坐每天两班的小火轮上九十里的桃源县找贺龙。因为有个同乡向英生，和贺龙是把兄弟，夫妻从日本留学回来，为人思想学问都相当新，做事非“知事”、“道尹”不干，同乡人都以为“狂”，其实人并不狂。曾作过一任知县，却缺少处理行政能力，只想改革，不到一年，却把个实缺被自己的不现实理想革掉了。三教九流都有来往，长住在城中春申君墓旁一个大旅馆里，总象还吃得开，可不明白钱从何来。这人十分热忱写了个信介绍我们去见贺龙。一去即谈好，表示欢迎，表兄作十三元一月的参谋，我作九元一月的差遣，还说“码头小，容不了大船，只要不嫌弃，留下暂时总可以吃吃大锅饭”。可是这时正巧我们因同乡关系，偶然认识了那个杨小姐，两人于是把“溜”字水旁删去，依然“留”下来了。桃源的差事也不再加考虑。
兩年之后，賀龍已經做到這只部隊警衛團的團長，沈從文則是師參謀部的一個小文書。雖然地位懸殊，但至少已是抬頭不見低頭見了。
在《一個大王》一文中，沈從文寫道：
當時帶軍隊過川東的司令姓張，也就正是我二年前在桃源時想跟他當兵不成那個指揮官。賀龍做了我們部隊的警衛團長。。。。。我那時所需要的似乎只是上司方面認識我的長處，我總以為我有份長處，待培養，待開發，待成熟。
字裡行間，仍看得見那個湘西少年隱約的不甘與倔強。
1934年，沈從文寫《說故事人的故事》，又一次提到這段往事。只是這一次，年齡記憶顯然有誤。文中說自己當時十七歲，但若按時間推算，賀龍援川已是1922年，沈從文當時應已有二十歲上下。
他這樣回憶：
我那时是收发员。年纪是十七岁。随了一个师长到龙潭。在龍潭時賀龍還是我們部隊的團長，除了成天見到他來師部打兩百塊底的麻將牌以外，並沒有看得出這偉人在嘴上生有獠牙，或者額上長角。
沒有神化，沒有光環，只有一個尚未成為歷史人物的軍人身影。
1938年，沈從文在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箱子岩》，寫盡湘西山水之美。文章結尾，他卻忽然又提到了賀龍：
二十年前澧州地方一個部隊的馬夫，姓賀名龍，兵亂時，一菜刀切下了一個兵士的頭顱，二十年後就得驚動三省集中十萬軍隊來解決這馬夫。誰個人會注意這小小節目，誰個人想象得到人類歷史是用什麼寫成的！
這或許正是沈從文最獨特的地方。他總能在山水風物之外，看見命運如何悄然轉向。
同樣從湘西山水裡走出來，賀龍後來成了共和國元帥，沈從文則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前者把名字寫進了歷史，後者把人性寫進了文學。
山還是那座山，水還是那條水。只是當年同行的人，後來各自流去了不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