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引发的十三年冤案（3）（胡述安）

3.  在山西省长治县的八年

1970年7月，开始毕业分配。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的人，能够正常分配，有碗饭吃，就算谢天谢地了，绝对没有挑三拣四的资格。这样我就被分配到没人要去的山西长治县（现在改名为＂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参见附图）。

当时的长治县政府位于长治市城区的南端，而整个长治县就相当于长治市的南郊区。往后的几年间，县城逐渐搬到了南边距长治市20里的韩店（地图中央粉红色区域），直到我离开那里的1978年都没有搬完。总之那段时间还是相当混乱，各种机构都很不健全。这是我在山西长治县的令人不能置信的八年经历的大环境条件。

当时长治县有4所县办的高中。县一中（当时叫韩店中学）位于后来变成县城的韩店，相当正规，有两个年级共三、四十个班，教师近百。其他三个高中条件规模都差不多，都位于长治县下面的公社所在地。县四中（位于郝家庄乡，地图上方绿色区域）离长治市与火车站很近。县三中离长治市50里，县二中离长治市60里。县教育局拒绝了我的去一中或者四中的要求后，我选择了三中（位于八义镇，地图左下方褐色区域，当时叫八义中学，名字相当土，绝对不象＂八一中学＂那样高大上），因为它还有每天两班的到长治市的长途汽车，而二中连这样的交通条件都没有。

当时的长治县三中，只有高二年级与高一年级，总共五、六个班，十来名教师。除了我与另一个从华东师范大学分来的上海人之外，其他的老师都是本地人，学历是高中或者中专，最高也就是大专。校长（当时称为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姓史，文革前长治县一中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是一位193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的老革命，资格不亚于同样出身于山西后来当了＂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以及同样从晋东南地区（武乡县）走出去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从这就可以看出，史校长在每次运动中，几乎都是挨整的角色，所以官越当越小，最后当到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官。史校长从来不讲什么大话，只希望学校能平稳运行，用当时的话讲就是＂一贯右倾＂。

在三中，那位上海人教数学，我教物理、化学（当时称为＂工业基础知识＂），我也只能凭自己在高中时的老底子凑合，好在学校条件很差，没有任何实验条件，等于把物理、化学当成应用数学来教。只有教电动机与无线电部分表现比较出色。凭着文革后期在科大学装过收音机的一点本事，以及在当地的一家电器厂学来的电动机知识，我利用探亲回南京之便买回一些处理的无线电元件，电动机元件，教会不少学生装过简易的三、四管机，修理电动机、扩大器、半导体收音机等等（当时称为校办工厂，其实没有任何投资、设备，只有我一个人领着几个学生）。同时还为这所穷得不得了的学校挣了上万块钱，并用这些预算外收入为学校买了照相机、电唱机与几百本书。

我在学校里的作为，受到学生的欢迎，也得到史校长的欣赏。当共青团组织开始恢复活动时，他指定我当学校的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党员老师）。我当时立刻猜想第一他没有看过我的档案（这一点过了几年得到证实，第四节详细叙述）。第二他并没有把这当一回事，也就是说很可能没有向县团委报告得到批准（这一点无法证实或证伪，但当时县团委是否存在都是一个问题）。史校长甚至还鼓励我申请入党，这我是万万不敢的。如真要这样做了，他就是再右倾、再只看业务不管政治，也会到县里找我的档案来看，那我这种好日子就立刻结束了。所以我在山西长治县的心情愉快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愉快，中科大放进我档案里的材料始终是悬在我头上的剑。

大约在73-74年，三中有一个名叫张恨夫的老教师返回来要求平反。虽然这个故事与我的遭遇关系不大，但他挨整的原因与我的＂一字之差＂大字报有点类似，故写上这一段以助年轻的读者理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张也是一个老革命，资格比史校长还老，抗战时做到共产党边区政府的专员，有马骑，还有警卫员跟着。象他与史校长这样的，只要49年愿意南下，最后当到省委书记都不在话下。但他比史校长混得还惨，最后什么官衔都没有了（不清楚是否还有党籍），只当了一个普通的教师，好歹有个公家的饭碗。他受到的最致命的打击（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是在1964-1965年的四清中，他自称打击他的人（大概应是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年轻教师顾诚，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毕竟隔行如隔山。现在用iPAD写这些故事，上网一查，北师大历史系还真有这么一个人，名气还相当大。维基百科、百度百科都称他为有国际声誉的明史专家，他最有名的研究成果是证明了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提到的李岩在历史上不存在（这件事倒是早已听说）。至此，我还不能肯定就是这个顾诚迫害了张恨夫。又在北师大官方网站介绍顾诚的文章中发现了一句：顾诚＂1965年在山西长治县参加了四清＂，这就确凿无疑了。我也参加了张恨夫平反的讨论会，看到了他的各种罪行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印象最深刻的是张恨夫画的一张毛象。张用铅笔与一张薄纸从《中国青年》封面临摹下来的毛在共青团九大开幕式上的照片，可能是感觉到效果不太好，张决定用钢笔重描一遍。他刚开了一个头就被别人喊走干什么事去了。这张没有完工的毛象被办公室的其他人交给当时三中的领导、或者四清工作队了。我看到这张半成品的毛象，的确是非常难看，全身轮廓是很浅的铅笔印，而牙齿部分却是很深的钢笔印。尽管大多数参加会的教职工（包括史校长）都认为张恨夫不是故意丑化，那次平反还是没有成功。他最后被平反也是在78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