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一删成经——纵谈我过眼的形形色色的小说（九）
九 浅说东、西方小说的同和异
被中国冠于史诗性巨著的比如《白鹿原》，作品的精神根底就是姐夫朱先生的儒学，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黄老玄学的那路数。反观俄罗斯文学，你比如讲《静静的顿河》《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死魂灵》，这些著作的精神源头，就完全来自于东正教，人对神的信仰。这里面既看得见教旨的某类宏阔，也读得出教义落实到个体，在个体自然人身上阐发出的幽微但润泽人性的光芒，这在《死魂灵》那个农奴身上体现的尤其强烈。
总有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学恨铁不成钢，但，我建议你戴着老花镜仔细看看呢，西方文学中的那些铁、钢是些什么成分构成的。不但要戴老花镜，而且有条件还要拿起显微镜。毋庸置疑，文化深刻影响着人类自身，跳出狭窄的文学小说圈，这年月还能看到排队场景的就在美领馆欧领馆，由落后文化向高阶层文明流动，这是带有自然属性的人的本能意识，因为对高等级文明的钦羡，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有了移民。肉身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完成身体和身份的转变，仍而，人类自身遗憾之处在于，高阶的文明向低一等的地方流动，并为这些地方接纳吸收，没有个三五十年，想都不要想。
文化的心态决定着文化的成长，文化的成长反过来调节文化的心态。一个最显眼的例子，就是《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冉阿让住在米里哀主教家，走时，还偷了主教家里的一套银器，当被警长抓住以后，米里哀主教却又赠送他一对银烛台，为冉阿让解围。
这种基督的救世情怀，在中国文化里，是不会有的。人类最高贵的品质是什么，就是人类自身的精神高度。这里体现出人文关怀的有几个点。冉阿让为姐姐家一双儿女的饥饿去偷面包，从而入狱，出狱后无处栖身，是米里哀主教收留他。我想当然认为，米里哀主教再怎么也算是体面的中产吧，而在中国文化当中，体面的中产阶层，鲜罕有收留陌生的底层劳动者。而当冉阿让偷了他家的银器以后，能再送出银烛台解围，就算中国的菩萨也不可能这么做。就算中国拿了绿卡的菩萨也达不到如此境界。反而最大可能是咬牙切齿把冉阿让五花大绑送去官府。
同样类型，在俄罗斯文学当中，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些二十六章可以单独成篇的文字，其中《扎伊佐沃》就记述了一个退休的八等文官，买地收租，压榨农民，其中一个儿子欺负邻里新娘，父子四人与乡邻发生强烈冲突，被群殴打死以后，审理这一案件的庭长认为：杀人者被迫自卫，是无罪的。被杀者是罪有应得。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为了生存，结为集体，自愿把自己的天赋权利转让给集体，于是产生了社会权力和国家；国家应该保护公民的权利；如果法律不能保护公民，公民就可以运用自己的天赋权利”。俄罗斯虽然和某些国家有相同之处，但因为东正教的存在，信仰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在俄罗斯不管如何底层，都会有一重权利意识。
从信仰角度讲，同样史诗性巨著，俄罗斯文学要优于中国文学。而诺贝尔文学奖是接近于这样精神高度的标尺。我以为，一部作品，不管明喻也好暗喻也罢，第一是作品体现出的人类精神标高。其次才是写作技巧，文本、结构、语言、手法……。外国的小说，特别是雨果那个时代前后的人，特别喜欢把情节，人物，事件，空间，这几许关系安排的错综复杂、繁杂、芜杂，作者弄得错综复杂，线头有时作者自己也拎不清了，忘记了。而我们读者，有时读着就觉得这部分跟那部分似曾相识，而某些部分又显得突兀、莫名所已。读外国小说，最烧脑筋的就是这样，人物，谱系复杂混乱，如果阅读到多头并行叙述的文本，文字镜头不断地切换，眼花缭乱，那脑经里从头读到尾读着始终一团雾水，永远理不清头绪。
譬如《悲惨世界》接下来叙述的却是冉阿让在做工厂主的时候救出了女工芳汀的女儿珂赛特，并用很长的篇幅写了不是父女胜似妇女、不是爷孙胜似爷孙这么个关系。并且阐发了一系列的故事情节。也许，处于工业革命时代里，商品交换的频繁，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的急剧繁荣膨胀，个体的命运转折也多了戏剧性的一面，作为读者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就误以为复杂。就像立国之初的美国，许多个人命运的巨大反差今天的人怎么也想象不到。老实说，作为普通人，哪来这么大起大落的人生境况，只觉得流年如水日子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冉阿让和珂赛特这样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的家庭组合，这个在中国是难于想象的。现在地面上流行“二头蹲”，结婚不再是单一的女方嫁到男方。当小俩口生育出第一个宝宝后，二亲家为姓氏争的不可开交。甚至第二胎，尽管父母、奶奶爷爷，外公外婆一脱裸色没换，但是，常熟人还是觉得跟自家姓的小囡可亲，对随亲家姓的小囡不假辞色明显冷落。你看看，基督文明影响下的民情生态的高贵。人类是自私之极的物种，这在常熟人身上表现得尤其强烈。对比某些地方人性的沦丧，我联想到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那种几个人，为了生存，因为机缘，集合在一起，组成家庭集体，彼此之间从人性深处迸发出的舐犊之情，是人类自身基因自带的真情，朴素纯洁光华。看《小偷家族》，常使人泪流满面。这类作品的好，确实能使人感觉到有信仰土地上文化所产生的力量，为自己的脑洞开了个天窗。日本人脱亚入欧，偷师西方，不但对西方文化精华学得一滴不漏，学一样像一样，而且陈中出新、平中现奇。一衣带水韬晦空，一带可航文明骨；愧煞流汗四十年，不见风浪不见钱。
《悲惨世界》最后冉阿让的克星沙威这样的坏人因为忏悔而自杀，而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不可相像的。我们只看见“坏人活千年，好人不长寿”，一个铁面无私信奉法律的老警察，因为看到冉阿让从坏人变为好人而陷入法理与人性的挣扎，最终投河自尽。面对要维护的社会秩序和人性的考验，沙威找不到平衡点在花开花落的世界里找不着北，中国文化里是绝迹无影的。中国人从来都是信奉活下去。哪有为了理想、信仰、神圣此类因为精神上无法自洽而自寻短见。冉阿让因为隐瞒真实身份、套用他人身份一直在自责。而读者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子欲养而亲不待“，当珂赛特马利于斯夫妇最终明白那个拥有“闻所未闻的德行”的冉阿让的真实作为，并欲把他当作圣人和基督时，已经“亲不待人”。逝者如斯夫，作为全书的灵魂人物的冉阿让，一朝得解，全书立即出现了松动。外国小说当中如此这样雷同的写作方法，着实不少。这也是西方文学的某种局限。虽然能感觉出精神高度，但斧凿的匠气同时也如影随形。匠作气越浓，影响阅读心情、带坏对文本的吸收能力，还带坏阅读的感情和判断力。虽是大家手笔，但间杂其间的凡夫俗字，也不在少数。所以劝大家不必过于迷信。外国的文学小说，类似于《悲惨世界》狄更斯《双城记》这些固然大家名作，名动寰宇，确实有为常人企及不到的笔力，但也有西方对自身文明的梳理，和对自身文化的护短，还有西方对自家小说敝帚自珍的某些天然感情。
纵观世界的文学，我的阅读体会，日本文学精湛或曰精致，南亚文学是撒哈拉，俄罗斯文学高大上也可说形而上，法国文学就像俄乌开打时马克龙小丑式的窜访，国家没有大国的能量和体量，偏偏要充大佬的虚胖，英伦文学严谨到密不透风，欲面面俱到似乎又缺那么一点；欧洲文学整体像一碗老地主在灾荒是舍的粥，能插筷子，但终究是粥，俗话说“粥半夜”，不抗饿，一过半夜，常被饿醒，醒转以后吃海鲜汤充饥。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文学，一碗白米饭，实锤，能填饱肚子，但也仅填饱肚子而已。最文学的地方数拉美，是宝库，质量又高。世界文学质量的示范基地。拉美小说的爆炸是世界文学的大幸。拉美有我私淑的才气灵气双峰的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才气，《百年孤独》的灵慧，没有之一。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读《尘埃落定》《人面桃花》《无字》，一上来就感觉到那种丰沛充盈的才情扑面而来；读《额尔古纳河右岸》，整本小说都能感觉出日出朝阳前叶子上凝聚的朝露。而马尔克斯却意外地修炼成了才气灵气兼具的文精文怪，世所罕双。我轻易很少佩服人，《百年孤独》也并不是我最服膺的样本，但对马尔克斯，我是这么看的。当然，马尔克斯没有请我吃过北京烤鸭或者常熟的双浇面。
过往科学的成就、经验、方法，能解释人类社会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件吗；能用来作为武器，解决人类未来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吗。东、西方的文化，只有文字的不同，也有评判标尺的不同，本质上都是人类通过生活生产实践对自身已知世界的发掘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小说写作尤其如此。小说，只是其中一样工具。基督精神固然是人类的精神高度，但黄老道玄寓意的哲学自然观，你能完全否定的一钿不值吗。而这个东西文化，不是简单东风压倒西方或者西风压倒东风这样无脑的二分法。还是那句话，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只是现在人心浮躁，好的听不进，名利不收手，臭的辨不清，坏的看不出，好的不坚守，香的一次性，文学成消费，只剩吃拉撒。
鼎鼎之鼎可悲得地方：灵魂浮士德。
2026年3月26日
（谢谢诸位不吝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