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引发的十三年冤案（1）（胡述安）

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了40年（1947-1987），又在美国生活了38年（1987-2025）的老人，我今天讲讲自己在人生中最宝贝的青年时代中的13年（1966-1979）遭遇到的厄运，看看当时的中国大陆的社会是如何地荒诞以及在那疯狂的时代普通人表现出来的人性。我在这篇小文中肯定要提到各种人的名字。经过将近60年的时间，这些人都已星散四方、无法追踪，有些人甚至于已经离开人世，所以逐个征求所有人的同意是一件不可能的工作。我只能遵守下列的原则：凡是用真名实姓的，都是我认为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也是我要表达感谢的人。他们表现岀来的对我的同情，我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而那些加害于我、而且（以今天流行标准来看）是非正义的人，就一律用英文字母代替。

1． 惹来横祸的＂一字之差＂大字报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运动的重点是要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声称要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我当时只是一个19岁的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却在1966年6月停课搞文革的第二天被揪了出来，成为我当时读书的学校一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早被揪岀来的两名＂反动学生＂之一，早于任何一个被揪岀来的系、校当权派。这个所谓的＂揪了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太容易理解。但在当时，中国的大人小孩，无人不懂，即把某人从普通人群中作为坏人突显出来。我被揪岀来的直接原因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个笑话，就是在一个字上出了毛病，也可称之为＂一字之差＂。

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之后，中科大象中国的绝大多数大、中、小学一样，马上就不上课了，师生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6月3日全校师生去北大参观学习、支持北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个行动是校党委决定的还是自发的）。两校距离大约30里，光步行来回就需六、七个小时。现在也不记得午饭、晚饭是怎么解决的，大概是早歺时凭午歺券从科大学生食堂多领两个馒头外加两个熟鸡蛋当中歺而己。象现在这样，在沿途的饭店解决，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一则沿途肯定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饭店可以服务几千人的大队人马。二则很多人（特别是学生）根本没有足够的钱与粮票。另外当时也肯定没有什么解决喝水问题的办法，现今的极为普通的瓶装水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这样从北大返回学校，每个人肯定是又饿、又渴、又累、又困。

但是回到学校，并不能立刻回宿舍休息，因为每个人都要写大字报表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正确＂，好像没有人敢于不管不顾，径直回宿舍睡觉的。我也用旧报纸写了一张大概有五、六十字的大字报，没有任何内容，仅仅是几句当时流行的口号而已。写完之后，就打算贴出去。641同学吴鸥琦还劝了我一句：墨汁还没有完全干，你最好再等几分钟，等完全干了再贴出去吧。我回答说，差不多快干了，已经是晩上十一点多，困得受不了，要去睡觉。就没有听他的劝告，把这张没有完全干透的大字报贴到教学楼的一楼的门厅里，然后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本来这种毫无内容的大字报是根本不会有人看的。再加上门厅空间狭小，而贴这种表态大字报的人又太多，大概不出一个钟头，就会被别人的大字报复盖，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就是这么巧，墨汁没干，流淌下来，污损了毛主席的＂席＂字。大概是运气实在不好，短时间内就被一名物理系642的学生V发现，在旁边贴了一张大字报，指我污损了＂席＂字是故意的，是别有用心。他这样一搞，我的那张大字报就变成了反革命标语，也就成了我的罪证。（当时只知道这件事，并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件事。文章第四节会讲述我是怎么知道642学生V是我的第一加害人的。）

那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完全疯狂的社会。有些人要显示自己的革命性、＂阶级斗争觉悟高＂，或者抱有一些阴暗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疯狂害人。而大多数人往往出于恐惧，也不敢对我这种已被揪出来的人表示同情。所以就形成了恐怖的＂一呼百应＂的局面。紧接着，我平时讲过的很多话也被揭发出来，最主要的就是同情当时被批判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欣赏当时被批判的反动电影如《早春二月》、《桃花扇》等等。这样我就与力学系（5系）的江建铭一起成了科大文革初期（6月9日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垮台前）遭到痛批的两个反动学生。

现在回头来看，那个＂一呼＂的人（物理系的学生V）当然是最值得痛恨的，而＂百应＂的人们的行为虽然也是不对，但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扪心自问，我们哪一个人（包括象我这样的纯粹的 ＂文革的受害者＂）又能逃脱当＂百应＂角色的命运呢？上层如刘邓陶、中层如中科大党委书记刘达、下层如从人群中因为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我们敢不随大流喊＂打倒＂口号、敢不揭发批判吗？所以我对数学系641的四十名同学基本上没有恶感与怨恨，甚至于还有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在余下的四年里，对我或明或暗的保护、或明或暗的同情，让我没上大会批斗、没挂牌子、没戴高帽、没被游街、没坐喷气式、没进牛棚、没进劳改场所、也没有受到什么处分、正常毕业。我的遭遇，在科大应该算是一个奇迹。第二节中，我会具体详述641同学在对待我的问题表现出来的人性。

对我来说，那个＂一呼＂的人，也即物理系的学生V，当时在科大也算小有名气，当然除了我之外，他还害过其他人没有，我没有材料不能乱说。但我知道，他在工军宣队主持的毕业分配中的去向应该是好过全校几乎所有的学生的（此人被分配到中科院的位于北京的某单位，后来又回到位于合肥的中科大，死亡之前大概是中科大的一位中层干部），这可能是他为恶得到的奖赏。可是苍天有眼，此人一辈子似乎顺风顺水，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不到70岁就一命呜呼了。而根据身体状况，我这个被他加害的人至少要比他多活20年，生活在美利坚自由的土地上还能周游世界，作为美国公民还能参加美国的政治活动，还能对天下大事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如在地下有知，可能也会死不瞑目吧。

可能有朋友要问，文革之后他是否有所忏诲呢？我猜想是完全没有。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在评论陈小鲁、宋彬彬道歉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受害与加害关系中，谁会对 ‘害‘ 有更深刻、更长久的记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文革中的加害者们经常不是加害于一人，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把自己的一些恶行看作加害行为，他们也很可能根本不在乎（或不知道）受害人到底痛苦到什么程度。＂我猜想，物理系642的学生V就是这样的一个＂加害人＂，他甚至于临死之前都不会想起数学系有一个名叫胡述安的人因为他的行为而背了13年的黑锅。更加可能的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中还有＂优秀共产党员＂的美誉，而他自己也感到死得＂功德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