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进程，为何走向失败？

众所周知，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件。不但在国外，以西方舆论为代表，是彻底否定文革，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目前的官方定调，重大历史决议，主流舆论，同样也是彻底否定文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客观评价文革，必然是非常困难的。

无论如何，分析文革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这不能简单地根据现有舆论来定调。因为当下的舆论，本身也是可变的，可以是有争议的。假如将来因某些莫测的因素，形势彻底变化了，今天的舆论干脆都被后人给彻底否定掉了，那么根据今天的定调去评价文革，这种定论本身自然也就是靠不住的。

比如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集体决议，在今天，到目前未止，当然还是看似不可动摇的官方定论。那么改革开放当然只能是成功的，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但将来，结论是不是一定会这样延续下去呢？

再如清末的同治中兴，清朝的统治者试图引入官办的资本主义因素来实现改良，洋务运动，从头至尾也搞了有三十多年，在当时也是很成功的。但清朝的“改革开放”，最后仍被证明为失败。随着甲午战争，以及清朝整个都垮台了，后人就无法像清末的统治阶级那样，把清朝的洋务运动，界定为一场成功的“改革开放”伟大胜利。

还可以举个更极端的例子，当初美国一手确立的雅尔塔格局，联合国的基本框架，到底是不是成功的？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代表着正义，美国的努力是有价值的，确立雅尔塔格局是必要的，而联合国的框架也是成功的。

但是，随着如今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欧美和俄罗斯两大政治集团正在前所未有地展开正面的冲突。接下来，假如核大国真的动用了核武器，甚至诱发新一轮世界大战，核战争最终毁灭了全世界的核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人认为美国代表正义吗？而二战后美国确立的雅尔塔格局和联合国基本框架，还会是成功的吗？

参照上面这些案例，我们显然不能根据1969年中共九大所宣布的文革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结论，来认定文革取得了胜利，更不能因为走资派群体尚未在1978年之前正式复辟，就认为文革是成功的。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同样也不能根据邓小平主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上是由右派官僚和走资派群体制定的决议，来彻底否定文革。这两类断言，其实质都还是当下的政治结论，很有可能是草率的论断，甚至隐含大量造假证据，本质上都是可变的判断。

要对政治现象做出确凿的判断，我们就必须分析现象的内在逻辑，并且参照未来的世界发展趋势，给出更准确的预测。按照这种思路，我们才能对文革这一现象进行客观的和准确的评价。我们首先要分析文革的目标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实现？有些人认为文革的目标是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文革期间已经实现了目标。但这个避免复辟的目标不够具体，因为资本主义复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党内走资派的逐渐渗透，西方的和平演变，而缓慢实现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复辟没有立刻变为现实，不等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已经有效地消除了走资派的隐患。

从毛泽东本人的论述来看，他清晰地阐述了自己发动文革的目标，是要清除中共党内高层中的走资派，即所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是依据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只有全面清除党内高层中的走资派，才能真正持久有效地避免资本主义的复辟现象。但这当然也不会是一劳永逸，毛泽东自己也讲过，所谓“七八年就要搞一次文革”，要反复地搞。但搞一次成功的文革，至少要彻底清理掉当下党内高层的走资派，这是必要条件。这一步必须做到，才有可能称得上文革是成功的。

至于说清理掉这一波的高层走资派之后，基层还会产生新的力量，存在不断上升的新生走资派，最终右派代理人甚至是极右翼分子还是有可能进入高层，这是毛泽东所指的七八年之后还要搞的下一波文革的处理范围。根据这一逻辑，从文革的具体进程来看，我们就不能认为文革是成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毛泽东发动文革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文革中的斗争却非常激烈和残酷。这就说明，中共这个党在1949年夺取全国胜利后，内部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严重程度，甚至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以至于，虽然全面发动了文革，但内部斗争错综复杂，到底谁是阶级敌人，这就很难判断清楚。尤其是，很多右派扛着红旗反红旗，一边喊毛主席万岁一边借极左旗帜搞派系斗争，变相反毛。

最典型的案例，是由周恩来和藤海清等人引发的内蒙古批判“内人党”的事件，导致上万人被迫害致死，另有数据称，军队残酷用刑，致残十几万人，最终引发毛泽东急刹车，承认扩大化，转而为很多受牵连者平反。从中就可以看出来，由于新中国内部的复杂特性，右派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根深蒂固，文革想要取得全面成功，会是比较困难的，而文革的失败，概率则是更大的，这绝非偶然。

其次，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了很多设想，也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对策，比如以毛主席语录为基础的思想启蒙，政治教育，还有红卫兵的大串联，包括知情插队，上山下乡，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促进城乡融合，还有文字改革，移风易俗，彻底打破以往由资产阶级控制的阶层固化，实现工作岗位和教育模式的真正社会平等，无产阶级充分享有机会均等的社会就业权利。

尤其是1975宪法，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的大民主模式，即全面发动群众，这体现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单位管理模式，抓革命、促生产同时并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群众路线避免计划经济的官僚化现象，等等。但很遗憾的是，以上所有这些措施，绝大部分，在毛泽东去世后，都逐渐被右派全面否定，没能长期保留下来，更无法形成制度化的模式。

再次，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文革到最后，事实上并没能充分实现毛泽东的设想，没有真正彻底地清除掉中共党内最高层的走资派群体。所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直都在党内最高层活跃着。关于这一点，其实也可以参考九一三事件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仔细分析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九一三事件之前，先是基辛格1970年与叶剑英在海外秘密会谈，然后是周恩来促成基辛格1971年7月访华，这个阶段林彪是坚决反对中国向美国靠拢。

然而，在基辛格访华2个月后，就突发九一三，林彪坠机身亡。纵观整个过程，美国实际上是在幕后，通过扶持中共党内最高层的右翼群体，成功制造出九一三事件，彻底搞垮了林彪，也严重削弱了毛泽东的党内最高权威，最终又促成邓小平上台。那么，美国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扶持右翼，搞垮文革中看起来左派在九大之后已经成功控制大局的中共高层权力格局？这就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的分歧。

在1969年九大之后，毛泽东实际上还是要推进继续革命理念，他认为文革并没有彻底地成功，中共高层仍然存在走资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大有人在。但这个时候林彪出现了保守迹象，他开始倾向于陈伯达的观点，认为文革已经成功，可以转向经济建设了。尤其是，由于林彪的四野是中共赢得内战的主要功勋集团，随着文革，林彪个人在军队中的威望极高，整个四野集团，影响力都已经非常强大。这个时候林彪对“继续革命”开始有抵触心态，他不愿把文革深化到军队内部，由于不想触及自己手下将领的既得利益，这就必然反对针对他提拔的大批将领进行大换血。

林彪此时对形势的误判，是非常致命的。正是由于林彪与毛泽东出现重大分歧，导致毛泽东也不得不开始摇摆。本来，毛泽东计划要修改宪法，还要坚定地推进继续革命，对于党内高层，包括军队内部，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或者叶剑英，都不能作为例外，都要经受文革和继续革命的严峻考验。但林彪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开始考虑更换接班人。这时张春桥的政治思想是坚定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最符合毛泽东的设想。

但由于张春桥缺乏军队中的经历，毛泽东就必须找到一个军队中的高级将领，配合张春桥，一起推进继续革命。为此毛泽东还一度约见黄永胜，单独谈话。其实这时毛泽东很可能已经是在考虑接下来让黄永胜替换林彪，让张春桥替代周恩来。但同黄的关键谈话，让毛泽东感到非常失望。黄永胜在谈话最后最后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实际上是暗示坚决支持林彪。而且黄永胜这些林彪手下的四野将领普遍反感江青，也普遍看不起张春桥这个善于舞文弄墨的理论家、笔杆子。毛泽东开始认识到林彪的四野集团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但这明显不利于推进继续革命设想。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放弃替换周恩来的设想，此时毛泽东也找不到合适的将领，配合张春桥，去推进继续革命。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由于林彪的右倾态度，导致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向党内的右翼势力妥协，这时毛泽东只能继续支持周恩来，不可能更换周恩来和叶剑英这些人，尤其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也就只能同意周和叶策划提出的对美缓和主张。但林彪此时未能准确地判断形势，他没有正确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反而一边反美一边又向周恩来靠近，这等于是自掘坟墓。而周恩来表面上是笼络林彪叶群，帮助他们协调与毛泽东的关系。但事实上，周开始策划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发当晚，周宇驰乘坐的所谓“外逃”的直升机上，有加密后的录音带，里面录取了大量的黄永胜与叶群的私密通话音频。周恩来主持的调查组，声称这些录音带是林立果窃听叶群和黄永胜的电话。但稍加思考，我们就应当明白，只有周恩来有足够的权力，有强大的情报和特工网络，以及技术能力，可以窃听叶群和黄永胜的军方专线电话。而林立果人微言轻，手下就那几号人物，叶群更是林立果的母亲，两人关系非常融洽，林立果怎么可能窃听叶群的电话？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疑点，都足以说明，周恩来控制的情报部门早就在监视林彪等人的动向，伺机下手。

综合上面这些材料，证据，我们应该就能得出结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验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即文革还没有成功，此时虽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倒台，但党内高层的走资派仍然存在。以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为代表，他们实际上也就是中共党内打着左灯向右转的右派代理人，即“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但对于林彪而言，认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九一三当晚他的专机贸然起飞后就再也无法正常降落，很快就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即使林彪在坠机前能够意识到谁才是党内隐藏最深的赫鲁晓夫，此时他也无可奈何，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而在九一三事件后，由于左派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彻底分裂，毛泽东虽然已经能够确定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到底是谁，但却已是“英雄运去不自由”，无法推进继续革命。在林彪坠机后，由于毛泽东早就发觉黄永胜等人不可靠，整个四野集团必然都会受到牵连，这时毛泽东已经无法更换叶剑英，更无法消除周恩来的影响力。因此，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只能想方设法稳定形势，确保党内团结，不再出现更血腥的内斗。但无论如何，右派的势力都必然上升，这一切为后来的1976怀仁堂政变预埋了隐患。

假如从上述视角来分析文革，那当然就会得出很明确的结论：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文革事实上已经失败了。毛泽东也很清楚这一点。正是由于林彪坠机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已经注定无法清除中共党内高层的走资派势力。因此，在毛泽东离世前一年，就坦言右派已经复辟，并且还专门给周恩来写了一首诗词，看起来是委婉地规劝周，但也是向后人暗示周应当对右派的复辟负责。

诉衷情——致周恩来

“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但周恩来等人不可能改变态度。尤其是还有叶剑英和邓小平，实际上与周恩来的立场密切配合，高度一致。这就造成毛泽东去世后，右翼势力迅速地发动政变，此后又推翻1975宪法，进而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实际上是通过渐进路线复辟国民党，恢复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后还是要强调一点：虽然文化大革命非常令人遗憾地，最终失败了，但这并不代表这场革命没有重大意义，更不代表文革没有发挥出积极的历史作用。事实是，文革是人类上下五千年历史中的最重大思想突破，这也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实践尝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甚至是由毛泽东开创的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现代思想探索和理论创新。

正如上文指出，对文革的彻底否定结论，只不过一种是当下政治的需要，随时可以改变。但这种否定并不能代表未来的人类需求，更无法承载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尤其是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逐渐出现各种问题，现代世界正在显露出全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超前思考，他的深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继续革命的惊人设想，都会愈发显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因此，文革虽然不幸失败了，但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失败。而且，文革是虽败犹荣，因为它留下了人类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历史和精神遗产。而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设想，尤其是这种深入群众也是深入骨髓的人类普遍觉醒意识，才真正承载着现代世界和人类文明的民主精神、全新发展理念和最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