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三大群体现象，中国人独具特殊人类使命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从这个家园来看，它既庞大，又渺小。地球的庞大之处在于，在生物的起源和进化中，它提供了一个足够大的敞开空间，让各个物种充分地扩散繁衍，“万类霜天竞自由”，展开物竞天择的竞赛。地球的渺小之处则在于，它本身是有限的。在生物高度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物种竞赛的背景平台会逐渐显现出其约束作用，最终限制这种竞争的演化结果。表述生物繁殖数量的S型逻辑斯蒂曲线，就是这一约束作用的典型产物。

弗朗西斯.福山曾在《政治秩序诸起源中》对人类的起源过程有所表述。他认为，当代人类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在迄今三十至四十万年前的时代，已有类似于现代人的分支走出非洲。在欧洲，它们形成了像尼安德特人这样的祖先。但现代人的真正祖先却不是尼安德特人，在迄今二十万年前的时段，现代人的祖先才走出非洲，并逐渐扩散到全球。运用现代基因测序手段可以证明，如今在全球广泛分布的现代人类，在基因上可以追溯到起源于非洲的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群体。同时，现代人的这一形成过程，也意味着像尼安德特人这样的古人类分支群体在进化中遭到了淘汰。

福山还认为，人类群体在全球各地的兴起和迁移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人联想起《圣经》中“通天塔”的故事。一个共同的起源，最终却被上帝以赋予不同语言的方式，散布并隔绝到全球各个地区。就这样，在人类分布于全球各个部分的群体中，自从五万年前发展出语言和文字之后，又不断进化出各种各样的不同语言、文化和历史叙事。随后，语言、文化和叙事因素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开始发挥更关键的作用。社会进化压倒自然进化，人类进化的故事开始了一种社会进程。

正是在这样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全世界最终涌现出了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群体现象。它们分别位于全球的少数核心地区。这些核心地区，都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或具备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或在周边地区及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然而，最核心的特征体现于：这些地区之间，在历史和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具有一些非常根本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绝非偶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地球这个大背景约束中所铭刻的人类命运痕迹。

犹太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不同足迹，共同构成了现代人类世界的三大群体现象。犹太人的基本特征像是“四处流浪的上帝选民”。犹太教信仰的复杂形成过程，凸显出犹太先民在人类早期阶段所具有的独特神性特征。此后犹太人在它们的起源之地的迁移，被奴役、被流放的反复遭遇，以至于最终亡国，丧失基本身份，流浪全球，历经漫长的游荡和被排斥记忆，最终又重建其归属之地的过程，堪称全球不同人群中的首要现象。

与犹太人不同，中国地处远东，被高原、山脉和复杂岛链包围，地理条件相对闭锁，内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几近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巨大“洞穴”。中国的一些新保守派学者，以及新儒家学者，认为以“天下”之大而论，中国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天下世界”。当然，由于东亚大陆的独特地理条件，幅员辽阔，以及人口的数量长期居于全球首位，因此，尽管这里的地缘结构相对封闭，但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世界”。

有别于犹太人流散于世界各地的长期四处流浪命运，中国人的古代先民，这种群体命运，更多地表现为被封闭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世界之中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东亚大陆早期的文明、制度演化以及群体行为特征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犹太人堪称全世界最顽强的群体，在犹太教的长期支持下，犹太人身份认同历尽千年流浪仍得以维持，但东亚大陆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有效同化犹太人群体的地区。

在历史上，唐代，宋代，元代，东亚大陆的中原地带，以及重要的沿海港口，都曾移居了相当数量的犹太移民，但最终这些犹太人却未能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始终保持其固守的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而是逐渐被东亚大陆内部的反复权力冲突及其催生的世俗集权政治文化所逐渐消融。

与犹太人的“失根-流浪-返还”过程不同，更有别于东亚大陆相对闭锁的地缘条件，美国的现代起源，美国人这一人群体的基本特征，则更像是一座由早期的新型资产阶级移民点燃自由之火的“山巅城堡”（City upon A Hill）。有别于犹太人依赖于旧约经典和历史记忆的故土情结，美国人这一身份的形成，则完全依赖于一个新世界的出现。

在航海大发现的时代之后，欧洲的清教徒，新兴资产阶级群体，在他们既有的归属之地，即欧洲大陆以及英伦三岛，越来越感到难以满足，旧有环境无法维系其自由信仰和身份认同。这是北美源自欧洲移民的最初冲动：发现一个世外桃源，维系自己的信仰，追求更多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重新发现自己。

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仿佛是个世外桃源，同清教徒所代表的移民群体的虔诚信仰、逐利意识和探索精神美妙地结合在一起。最终，美国成功地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欧洲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美国人的身份既同美国这个新生儿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同这个世界息息相连。

从美国和欧洲的历史来看，从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独立精神和民主观念来看，也从十九至二十世纪绵延至今百年不绝的移民潮事实来看，“美国”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核心含义无非是：“追求个人自由价值，寻找并重新发现自己的祖国”。在新兴资产阶级主导的文化革命理念驱动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旧有民族认同的快速消融，重构，并以一种全新的文化，由资产阶级代表的自由想象来取而代之。

这一说法也可以从原中共高层将领刘亚洲的经典表述中找到类似的回应。刘亚洲曾撰写“美国人的真正可怕之处”一文，文中形容美国和美国人的精神是由“一群不爱自己祖国的人”所构建，而这些“上帝选民”的共同特点，又都是“非常爱美国”。或者说，这些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信奉者所共享的意识形态观念，也正是“美国例外论”

然而，刘亚洲的文章虽然表述了一些重要内容，但并没有具体表达所谓“祖国”的实质是什么？也没能说破在美国精神中蕴含的更深层的象征性意义。那么，“祖国”到底是什么含意？“祖国”又到底是不是和母亲一样，是一种无选择的对象？

显然，根据东亚大陆的典型传统文化范式，“祖国母亲”是个很形象的比喻。不过，对于母亲，仍可以引申并区分出两种非常不同的基本形象：其一是作为自己初始生理构造（基因）来源的母体，作为某个个体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源头。这是一种倾向于物质基因的解释，也给出了母亲的一种排他性的含义。

母亲的另一种更切身的含义则是：真正的母爱并不简单体现于某种自己别无选择的先天生理构造当中，而是更多地体现于自己在母亲陪伴之下的每一段成长的记忆、欢笑的画面，以及胜利的喜悦，乃至悲伤的哭泣。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母亲，也就是伴随自己自由成长的那个无处不在的、自己最亲近的伙伴形象，祖国母亲应当是“自由的朋友”，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起点，足以决定自己初始不可选择框架的世俗上帝的形象。

在美国的历史记忆中，在伴随新大陆的发现渐渐破茧而出的资产阶级自由价值观里，自由显然并不是体现于那个梦开始的地方，而会与每个人的选择终生相伴。资产阶级表述的自由观念，潜在地具有一种“自始至终”的“终生”意义。那么，自由的价值就在于：资产阶级设定的理性人原型，似乎永远都是有所选择的，而不是无可选择——一个别无选择的人在别无选择的同时也就不再自由，也就失去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含义。

那么，“祖国”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排他性的枷锁或框架，只是梦开始的地方，以及随后梦想的终结，还是一种梦想的延续，以及对梦想和自由的永不停滞的追求？祖国母亲，到底是冷冰冰的确定自己起点的，作为原初之不可选择框架的世俗上帝，还是一个能够伴随自己成长的，无处不在的，最亲近的，自由的朋友？

在美国构建的世界图景中，美国人，当然还不止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的形象只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现代典型代表——以美国和以色列作为象征物，未来的欧盟，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巴西这些新移民地区，甚至也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古老文明的多元文化复合体，都正在逐渐蜕变成为这样一种自由的和后民族的象征。在资产阶级宣扬的世界图景和身份认同中，我们，将不断重新寻找和发现自己，并不断探寻并再造那个祖国的形象。

如果说美国象征着一种资产阶级不断重构历史并“寻找祖国”的特殊自由传统，那么像以色列这样的千年梦想，则是另一种更具排他性的“回归自由”象征：无论犹太人的血统和身份怎样渐渐模糊，甚至几近被别人同化，但在以保守派为中心的自由理想和最高信仰的指引下，作为特定教派的后裔，犹太人最终仍然能够走到一起，成功建立一个属于所有穿越如此众多的不同传统所沥炼后的，由犹太人共同拥有的自由家园。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作为世俗派犹太人的最大聚居区，与以色列的命运如此紧密相连，绝非偶然——这真正是自由的朋友，两种不同的资产阶级叙事之间的完满契合，也是最高信仰与自由精神的共鸣。也正是在这种自由精神的指引下，犹太人的最杰出代表，爱因斯坦，才会在二战前夜鼓起勇气对冷冰冰的德意志上帝说不，选择与全新的家园一起远行，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祖国并非既定的归属之地，它是可以被选择的——祖国是需要自由的朋友们去细心发现和寻找的。

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地球的日趋拥挤，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接下来足以影响全球人类文明演进命运的，将不再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犹太人的选定命运和美国人的清教记忆，而将是十四亿中国人——这个全球最庞大的群体。1949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东亚大陆史无前例地解放了全世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体。

由毛泽东的思考孕育而出的全新人民，在历尽艰险险阻最终站立起来之后，究竟如何将东亚大陆早已逝去的千年洞穴记忆，与全球化时代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普世价值和后民族认同有效地包容在一起？毕竟，要确立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人们别无选择地，也就必须要消融洞穴的边界，也模糊洞穴内的身份记忆，最终通过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广泛的移民交融和深刻的文化共享，来实践并建构人类的共同命运和全新的自我意识，在世界范围内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现代变革力量。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全面发动群众的革命理念推动下，中国的十四亿人民注定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最庞大的现代化国家人口。中国以何种方式，才能有效实现这种历史性的角色转换？这将是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但无论如何，作为现代世界的三大群体现象之一，在犹太人和美国人之后，恐怕也只有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十四亿人民能够真正改天换地，彻底改变这个星球。

尤其在当下这个时刻，当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只有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第三世界的福祉为中心，跋山涉水，架桥铺路，继续革命，让雷锋精神到处闪耀，重新点亮现代世界的山巅灯塔，红太阳的耀眼光芒才能最终照亮这个星球。因此，相对于犹太人和美国人的旧日神话，中国人别无选择，必然会承载着这个星球最后的和最美好的人类希望。这也正是仅为中国人所独具的特殊人类使命，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必然肩负现代世界的终极救赎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