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与现代中国的联邦制问题

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源于海外华人的极右翼舆论激烈批判毛泽东，有人贴出毛泽东早年的文章：“反对统一”，以此论证毛泽东是妄图分裂国家的反华分子。毛泽东这篇文章，最早是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在文中，毛泽东直接批评了现代中国的统一形态像是沙上建塔，存在种种弊端。因此，他认为正确的方向应当是先“解散中国”，放弃简单的“大一统”设想，转而发展地方自治。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再去谈建设一个统合的全新国家。

当然，海外极右翼媒体转载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显然并不是要论证毛泽东的先见之明，而是作为反例，来批判毛泽东，借此把“反对统一”这篇文章的观点描绘成反华分裂主义，以便支持台独的观点。华人极右翼媒体以这种方式来曲解毛泽东的想法，那么所谓湖南自治，湖南独立，新湖南的建国地位，以及各省都保持自治和独立的路线，也就变成了肢解中国的方案，毛泽东思想自然会因此失去其观点的合法性和号召力。

尽管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曲解，实际上是非常荒唐的，但非常遗憾，赞同者又是大有人在。形成这种荒谬的现象，显然与中共1978邓小平上台后全面右转有关。到这个阶段，由于以邓为代表的右派官僚集团煽动集体造假，彻底否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并全面歪曲新中国的历史，拉拢美台势力一起复辟中华民国，用民族主义视角歪曲毛泽东的观点，长期以来这就逐渐篡改整个历史记录，掩盖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部分。最终的效果，是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热衷于谋求民族复兴运动且一贯敌视外国势力的狂热民族主义者。

在这种被歪曲的毛泽东形象逐渐成为舆论宣扬的主流观点之后，海外华人极右翼势力抛出毛泽东早年撰写的“反对统一”这篇文章，自然是在打中共官方媒体的耳光。因为这篇文章明显是在宣扬地方自治的观点，反对中共右派官僚集团宣扬的基于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的大一统中国神话。对比之下，中国官方宣扬的毛泽东的基于大一统理念的“民族复兴”领袖形象，自然也就变成了笑话。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的毛泽东“民族复兴”领袖形象，与海外华人极右翼舆论嘲讽的“分裂分子”形象，到底哪一个才足以代表真实的毛泽东？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错误的，而且它们是不谋而合，一唱一和，其实同样都是在歪曲和丑化毛泽东的真实思想历程。

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轨迹来分析，他绝不简单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可能是翻版的蒋介石，即国民党的所谓“民族复兴”路线的鼓吹者。相反，以“反对统一”这篇文章为例，它其实是说明，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很早就已经接受了典型的联邦主义建国观点。

根据现有的史料来考证：毛泽东早在青年求学时期，就在长沙的湖南师范受教于杨昌济等人，受到高度评价。此时的毛泽东对西方的宪政理念，自由民主思想，都非常了解，而且毛泽东精通很多同法律和制度相关的问题。此后，毛泽东又去北京，在李大钊的安排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半工半读。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出席了李大钊的多次重要演讲，也和胡适邵飘萍章士钊等多位学者有密切往来。

历史记录也表明，正是在北大半工半读的这半年多时间，促使毛泽东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对此，当时身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实际上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而李大钊本人就是宪法学专家，他是强调以无产阶级为政治基础，建构现代中国的联邦主义路线。所以，李大钊就是当时学界宣扬联邦主义路线的最坚定支持者，而毛泽东的“新湖南国家”观点与李大钊高度一致。由此可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毛泽东对美国和西方的宪法体系一无所知的现象。

“反对统一”这篇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即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精通关于联邦主义的宪法问题。在此文中，毛泽东至少指出了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认为，所谓“四千年文明古国”（这是当时的说法，那时还没有五千年文明-国家概念）的中国概念，其实是个空洞的国家概念。“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 一般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

第二个关键问题，毛泽东指出，只有基于地方的自治和自组织程度，由下而上，即由细胞到有机体，从基层到上层，才能真正形成国家。因此，毛泽东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各省自决自治，为该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从这个角度，才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谓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充分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为了摧毁旧中国的反革命政治基础。对此，毛泽东的青年思想早有认识：形成群众自治的传统后，才能建构出新中国的政治基础，这必须是基于地方自治和群众的自组织基础，这是联邦主义的国家路线。

第三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当时就发现了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弊端。他指明：倘若统一成立了政府，新组国会，制定宪法，各省自治必然或多或少会受到宪法束缚。“像湖南广东，便断不能发挥其特性。又人才奔赴中央政府，地方必有才难之叹。” 假如中央政府成立了，全国视线又都集中关注中央，“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必要大大发作，而各省自治，又变成不足轻重的了。”

在这里，毛泽东其实注意到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架构对地方资源的快速汲取作用，而庞大的官僚架构则会对地方自治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他干脆得出如下结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若仔细品味，这其实也就是几十年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天下大乱，天下大治”观点。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虽然初看颇为悲观，但他指出的这几个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联邦制的方案来加以解决。这里的要点在于，毛泽东早年作为一位青年文人，他还没有掌握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这时毛泽东只是在《湘江评论》等刊物上阐述了一种联邦主义的设想，期望通过强化地方自治的方式，形成以省为单位的多个独立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基础上再逐渐进行联合，最终形成全新的也是真正的国家概念。

到后来，随着毛泽东加入了中共的革命和武装斗争活动，他的上述“联省自治”观点，渐进式联邦主义方案，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尤其在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处死后，事实证明李以前宣扬的通过议会制和平推进由无产阶级主导的宪政民主路线此路不通。毛泽东开始更快速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开始参照以苏联为范本的联邦制方案。而且，直到1949中共赢得军事胜利前后，毛泽东，高岗等人，一直都在明确宣告，新中国在建国后，要实现苏联式的联邦制架构。

然而，在1949年底，真的迎来了新中国的建国阶段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新宪法方案却趋于停滞了。中共高层未能履行此前承诺，始终没有推进以往反复承诺的联邦制架构。这个原因非常复杂，但此时的问题却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自己不想推行联邦制的方案，而是有着更深层的障碍。

那么，具体障碍是什么？这首先就是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概念制造的历史遗产问题。在1949的建国阶段，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成功地打垮了国民党，控制了广阔的东亚大陆。但此后的重要问题则是：中共对国民党的控制区进行统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所谓白区党的力量，即以刘少奇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地下党和情报部门，尤其是针对国民党的左派和民主党派进行统战的力量，就变成了维持国统区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

此时，要想在东亚大陆实现联邦制的全新方案，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首先需要中共高层达成高度一致的共识，才能拿出有效的方案。否则，一旦地方分权路线的支持者是少数，中央集权路线的支持者是多数，此时分权路线的支持者无法有效形成多数力量，而且分权的主张本身又自缚手脚，这也就必然失败，等于是自取灭亡。

事实上，1949建国后中共高层有相当一大批人，仍倾向于沿用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原有框架和既定设置。这些人也就必然会反对推进联邦制的方案。从中共当时最主要的高层政治领导人来看，毛泽东，刘少奇，高岗，彭德怀，林彪，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朱德，董必武，再加上以宋庆龄为代表的统战人士，等等，只有毛泽东高岗董必武等少数，明确支持联邦制的方案。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为代表，再加上宋庆龄这样的原国民党的核心统战人士，都坚决反对否定中华民国的原有框架，反对新中国采用联邦制的全新国家架构。

这个力量对比也非常明显，当时主张联邦制方案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是少数，这时就很难进一步推进联邦制的具体设计方案。尤其是，此后随着高层内斗开始白热化，高岗又树敌众多，迅速倒台，这等于是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最坚定的支持者。由于缺乏支持者，1954宪法自然也就无法推进毛泽东早年就提出的联邦主义路线和联邦制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坚持联邦制的设想，只能让步，妥协。1954宪法因而非常类似于中华民国，搞出了一套单一国家架构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模式。但这实际上也正是毛泽东曾激烈反对的一切围绕中央政府、严重破坏地方分权的决策模式。

此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尤其是发动对田汉的批判，干脆彻底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甚至一度试图更换国歌，因而彻底重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从这些行为来分析，毛泽东对1954年确立的宪法架构，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但这种不满并不是出于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而是出于理念的严重分歧。1949年缔造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现代国家，与此前的中华民国概念，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很显然的：只有确立全新的国家体制，采用联邦制架构，实现地方分权，才能真正确立毛泽东的国父地位，避免中华民国的复辟势力卷土重来。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终于不惜一切代价，放手全面发动群众，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毛泽东发动群众的具体决策来看，不断激发群众的自组织，自下而上发动地方的革命力量，这实际上也就是在延续毛泽东早年的“联邦主义”路线。只是由于国内形势高度复杂，右派力量到处伺机而动，此时毛泽东采用的革命手段也就更为激进。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是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此后又增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开拓性的理论创新。

当毛泽东发现原中华民国的虚假叙事甚嚣尘上，而资产阶级的复辟力量过于强大，原有的旧中国精英群体，知识分子代理人，联合海外的美台势力，普遍宣扬绵延数千年的虚假国家概念，借此彻底否定1949缔造的新中国概念，偷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含义。那么国共的权力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权力斗争，在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之后，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随1954确立的官僚中央集权制度体系和宪法所遗留的隐患而不断升级，愈演愈烈。

这时要彻底解决问题，也就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激进“文化革命”手段，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毛泽东看来，事实是：只有通过文革的方式，在地方造反派充分发动群众之后，自下而上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右翼保守派党政领导、地方精英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及知识分子代理人群体之后，地方才能真正获得分权的地位，能够“自治”起来，并且以无产阶级群众革命力量为中心促进相互统合，实现“联省自治”。接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真正成为新中国，这才可以修改宪法，确立毛泽东的最高权威，以国家缔造者身份来推进联邦主义的政治路线。

因此，在理解上述要点之后，我们也就需要明确最关键的要点：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在中国实现联邦主义转型这一历史性重大变革的必要条件。也只有在文革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国父地位得到确立，新中国的现代国家地位毋庸置疑，中华民国彻底成为历史的遗迹，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可能达成普遍的共识，进一步推进联邦主义地方分权路线，形成基于联邦制的现代国家架构。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何会不顾自己的高龄年纪，不遗余力多次亲自上阵，接见几千万年轻学生和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现场，毛泽东始终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反复对红卫兵群体宣传：“要将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启发年轻学生群体认识到：“我们深知自己任重而道远，肩负着历史使命”，“要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包围”。这一幕又一幕，并非是毛泽东在传销，刻意夸大文革的作用，而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实际上是在强调文革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是要推动中国概念的深层变革，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现代中国的政治改革才能成功。

相反，只要国民党虚构的中华民国概念始终都存在合法性，毛泽东的缔造者身份不断受到攻击，那么东亚大陆的资产阶级舆论就必然会推动集体造假的文化叙事。此时，1954-1982的历史阶段，所遗留的宪法危机，也就不可能获得解决。当中国概念只能沿用所谓以往存在数千年的虚假国家概念，单一制和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模式，也就是东亚大陆的官僚资产阶级群体必须采纳的唯一解决方案。事实上，也只有采用单一制和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官僚资产阶级才能够有效维持一个极其庞大的绵延数千年的虚假国家概念，不断推动愚民教育。这实际上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而任何联邦主义的国家设计方案，地方分权架构，都无法与中华民国宣扬的数千年文明古国概念相吻合，因而无法在中华民国框架内实现契约化。这一异常状态，导致以中华民国概念为范本的国家制度具有特殊性，任何地方分权方案，都会不可调和，加剧东亚大陆的内部冲突，也必然会随着五千年天国的虚幻国家概念引发的反契约化特性导致内讧，造成国家的解体趋势。因此，唯一能够适应五千年文明-国家概念的制度方案，只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高压政治模式，最终走向极右翼法西斯政体。

通过上述理论梳理，我们就应当明白：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实并不是如右派所言，是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集权模式，而是在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主导的单一制和中央集权模式。而且，毛泽东早年对联邦主义的理论思考，与他晚年目光如炬的深刻洞察力，其实又是高度一致的。自始至终，毛泽东在本质上都一以贯之，是一位联邦主义的支持者，他期待的新中国概念，他认为最理想的中国范式，他建立的中华人民公共和国，都只能是基于联邦制的地方分权架构而绝不是基于单一制和中央集权模式。

非常遗憾的是，在1949-1954新中国最重要的制宪阶段，由于党内斗争的限制，毛泽东并不能如愿推进联邦主义和地方分权设想。甚至于，此后他自己在党内的权威，都不断受到以刘周邓为代表的右派官僚集团和国民党残余的极右翼势力的挑战。因此，1962之后毛泽东就不得不与林彪联手，强化自身的权威，借助军队的支持对抗强大的右翼群体和复辟势力，并最终全面发动群众，通过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来彻底清扫中华民国残留的五千年天国幻像对东亚大陆的全新共和政体所造成的致命干扰。

但在这个过程里，中共内部的极右翼势力最终成功地破坏了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制造出九一三事件，导致文革失败，此后左派开始垮台。而在1978邓小平上台之后，开始篡改以往的历史记录，歪曲事实真相。右派官僚集团大搞复辟，否定文革后，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拉拢美台一起制造虚假历史记录，重新启动了中华民国由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的基于单一制和中央集权的所谓民族复兴路线。

在这种反常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毛泽东1949缔造的那个国家，宪法也不再是毛泽东1975确立的宪法，此后更不可能推动联邦主义路线，无法设计出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架构。这也足以体现出邓小平发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作用，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破坏和背叛。

由此可见，邓小平宣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假的“改革”和“开放”，虽然邓在名义上反复强调经济改革和市场化方案的重要性，但这些只是烟雾弹，也并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邓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是在复辟，倒退，最终回复到旧中国基于官僚资产阶级特权的中央集权制度设计方案，而五千年文明-国家叙事相当于新版的鸦片烟，变相重复了此前从明清到国民党的旧时代曾反复尝试过的失败政治路线。

发展到当前的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进入最危急时刻。此时此刻，只有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基于毛泽东的政治思考，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实践，承认阶级斗争路线的必要性，坚持走联邦主义路线，推动地方分权，采用联邦制的设计方案，颠覆官僚资产阶级的极右翼五千年文明-国家叙事，才能彻底告别旧中国时代和中华民国叙事的重重阴霾，真正翻开历史的全新一页，展现出新中国前无古人的全新社会主义道路和前所未有的伟大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