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 挣扎人生。（ 一 ） 在石油学院当学生的日子
我已是耄耋之年，恐怕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将我一生许多精彩的事情讲给大家听了，所以一切从简，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内容和感情的事情合在一起，这就是这个题目的来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内容从我当学生起，到我第二次出国，前后蔓延将近三十年，经过完全不同的时代，它实在是一本书的内容。
（一 ）六十年代在北京石油学院当学生的日子
一九六零年，我进了北京石油学院，我是从上海来到北京上学的，一到学校我就常常被编制在一排学生队伍中，顺着口令叫一，二，三，四，正步走，这时候我感到很不舒服，尤其在紅旗操场上，我们被排成一字长蛇阵，一个个挺胸凸肚，等待院首长檢閱，高声喊叫院首长好，院首长回叫同学们好，这时候我的不舒服达到极点。
五十年代，上海的中学基本还是民主社会体制，与国民党时的机制差不多，而北京的这些新大学都是依照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建立的，严格说这不是大学，更像延安干部集训的地方，又像军营，里面的人想尽方法表现自己的忠诚，出人头地，渴望能够入团，入党，得到递升。在这里，乡下人，城里人，上海人，家里背着历史问题的人，父亲是右派的人，出身不好的人等等，一个个都施尽解数，绞尽脑汁表演，为了得到党的欢心。而我对学校的理解仍旧是我到北京求学来的，所以每天跑图书馆，找我喜欢的书看，与我周边每天在走廊上找党员和团书记汇报思想，要求入团入党，要求进步的同学形如陌人。
当然我后来的倒霉还不是完全因为这个格格不入，这个状态至多将我定成思想落后， 还不至于被踢出人民队伍。不仅如此，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反动学生，因为那些后来将我定成反动学生的罪状在我身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一个学校怎么能够将没有的罪行加到自己的学生身上，送去劳改？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且做这些事的老师还會受到学校嘉奖，得到提升，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是这是共产党统治下发生的非常真实的事情。我在后面的文章里会告诉大家这些事情。今天写这些的时候，中国的学校已经再也听不到老师整学生反革命的事情，代以很多大学教授搞女研究生的事情了，所以中国的社会还是进步了。
我进大学时的院长和党委书记是阎子元，他资格很老，是六级干部，论资历应该在更高的位置，至少是部长，但是由于没有文化，能力不强，才被安排在石油学院当书记。他在学校时，不太管事，大权都在付校长贾皋手里。 这时的石油学院还是比较太平的，石油学院变成北京的极左学校是从他离开后，玉门地委书记刘长亮调到石油学院当书记后开始的。
石油学院还有两个付院长，石申和孙卓夫。 石申是共产党女干部，人很和善，在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后，可能根据每个领导都要单独接见我一次，写上他们的意见的规定，一个晚上石申到宿舍单独见我，一点没有其他领导干部的那股官气和杀气，在灰黄的灯光下，不知为什么，我隐约感到她目光中含有怜悯，在我后来到农场与延安干部张瑜成为生死之交后，我才明白我那时对石申的感觉不是自怜，延安干部经过太多政治运动，他们完全明白运动中遭殃是怎么回事。
当时的我还很幼稚，要经过更多的人生后才明白共产党内最可怕的不是老干部，而是那些从中国社会中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四面八方要挤人共产党队伍，或者已经挤人共产党队伍的革命干部，其中又以家庭有问题的人最为可怕，他们穿的破破烂烂，或穿着洗的发白的军人的旧衣服，或者将新衣服搞得皱兮兮，打上补丁，他们还喜欢将上衣披在身上，两个袖子空荡荡的挂在两边，似乎是在假扮西北老干部，讲话粗鲁，完全是一副没有文化的工人农民的样子，在60年代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横行霸道， 不可一世。
文化革命将这些干部的家庭出身和本人历史用大字报公开的时候，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工农家庭出生的，更不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一个个不是国民党大官的后代，就是资本家的子孙，更多的是社会上三教九流的后裔，什么开澡堂妓院的，什么人物都有，这些人真的是超流的演员，比电影上的演员的演技高出几个台阶，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在演戏，而是完完全全的变成革命人物了，不是文化革命，我绝对不会想到共产党的大学成了共产党追逐赶杀后四处逃命的所谓反革命和阶级敌人后代躲避隐身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将本来就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理论发展和推举到，那些农民起义造反的共产党干部无法攀登的高度，使六十年代的北京成为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们向往的圣地，搞得当时的大学生一个个神经兮兮，以为自己真的担负着解放全人类命运的重任，走起路来都挺胸凸肚，雄赳赳，气昂昂。
我们常常被一排排的站在高低不同的凳子上，在那里高唱国际歌和革命歌曲，一唱就是几个小时。指挥我们唱歌的就是这些隐瞒了出身的地富反坏右后代的共产党政治干部们。他们慷慨激昂，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我这么说是不是有些偏见， 不是的，在中国这个中共开盘的残忍的政治舞台上， 得天独厚的红血统的子弟们，正在享受他们父辈为他们挣得的特权，根本不屑于来做这些杀气腾腾的表演， 只有到了文化革命，他们高官父辈的地位受到挑战时，他们才露出了凶恶·的嘴脸， 与人民群众势不两立。所以说人性的水平大致相同，说到底，人是利益的动物，他们在不同的处境下展现不同的状态而已。所以那时候是出身不好的共产党表演的时候，出身越不好，表演越是卖力。
还记得我们当时唱的歌，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
“山连着山 海连着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海靠着山 山靠着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红日出山临大海
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时代
看旧世界正在土崩瓦解
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
已经到来
帝国主义反动派妖魔鬼怪
怎抵得革命怒潮排山倒海
哪怕它纸老虎张牙舞爪
戳穿它 敲碎它
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
唱得天昏地黑，热血沸腾，激情满怀，满眼望出去， 好像面前都是一个个簇拥的等待我们去解放的受苦受难的人头，全世界都在向我们呼救。
六十年代的北京的大学啊，那个充满鬼魅诡诈， 波谲云诡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忘记那段人的虚伪和残忍到了极端的时代，它是那么肮脏，以至于今天的历史书，今天的中国文人都不愿，或者没有脸皮去触及它。如果我不提这些事情，恐怕会被中国人，中国历史忘得干干净净，当然外国人就更不知道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曾经热血沸腾地要去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他们的天方夜谭了。
这里讲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件事发生在政治课上，那是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物资非常禀乏， 市场上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要凭票供应，后来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种高级糖，要十元一斤，要知道这个价钱是天价，因为原来正常时的糖果是一元左右一斤，并且那时候普通人的工资也就四十到五十元一个月，怎么可能花十元去买一斤糖。 政治老师先是大骂资本主义国家欺骗老百姓，剥削老百姓，然后他话锋一转，说起高级糖，问大家， 我们现在的高级糖要十元一斤，是不是国家欺骗人民，故意抬价，让人民币回笼，然后让大家回答，令人惊愕的不是他的问题是一个陷阱，充满邪恶，等着大家跳进去，而是课上没有一个学生上当， 认为是不公平，是人民币回笼·， 大家都一致说人民政府不会欺骗人民，高级糖所以这么贵因为里面有高级营养。
我至今不知道这件事是这些学生是已经被教育到真正相信高级糖有高级营养，人民政府不会欺骗人民，还是每个人都在共产党领导下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
孙卓夫是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带着队伍起义过来的，因为起义有功，被安排在石油学院当付院长，没有实权，分管体育。
副院长孙卓夫有着非常强烈的军人气息，走路背挺的很直。有一次我到南教楼厕所小便， 正好孙卓夫也站在我旁边，一般来说学校高级干部是从来不来这些学生厕所的，不知为什么孙卓夫那天也来这里，我们并排站着一起小便，他挺直腰背的那种军人气息不知不觉的像电流一样通到我身上，我感到那次小便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六十年后的今天还能回忆起来。
我对孙卓夫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1962年左右，他在学校大会上的一次大骂食堂工人的发言。
那正是国家经济遭荒，饿死很多人的年代，物质非常匮乏，学生一个个饿的面黄肌瘦，每次去食堂都是愁眉苦脸，面对的都是几个玉米饼，和一些没有油水的清水煮菜。但是食堂有时会开几个猪肉罐头，放在几千人吃的菜汤里，谁吃到谁运气。
有一次，一个学生排队打饭，掌勺工人正好舀起了一块肉在勺的中央，但是他没有给这个学生，用手抖了几下，那块肉抖下去了。 这个学生非常生气，就抗议了。这个工人一脚向那个学生踢去。要知道那时候学生长期营养不良，都是很虚弱的，而食堂工人不愁吃，每个都是膀大腰圆，满面红光，这个学生哪能经得起他这一脚，在地上滚了几个圈才停下，这下积累了长期愤瞒的学生不答应了，几个学生冲了过来，要打那个工人，登时食堂的其他工人也围了上来，这个食堂有四五十工人，马上形成对峙形势，大战一触即发，学校领导和保卫科马上来了，以犯政治错误威胁学生，将学生驱散了。 因为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代，所以学校绝对不敢得罪工人，会犯政治立场错误。我用这件事件说明下面的事情，作为一个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军官下面这样做要有多大的胆量。
一次学校大会上，孙卓夫讲起话来了，我们都很奇怪，作为分管体育的领导，他是很少在大会上讲话的。他那哪是讲话，声音非常大，听起来非常生气，他告诉学生，春节北京市分给学校食堂三头猪，他们给了院长办公室小灶半头猪，给全校几千学生吃半头猪，他们食堂四五十个工人吃两头猪，他们不但白天吃，还晚上吃，边吃边放音乐，男男女女抱在一起跳舞 （经济困难的那几年，北京鼓励跳交谊舞），非常无耻，他说到后来简直气得在怒吼了。学生听了也群情沸腾，都坐不住站起来了，但是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都年代，又能拿工人怎么样呢？ 结果当然不了了之。
作为国民党起义的孙卓夫敢于这样讲话的政治风险是非凡的，虽然后来没有人和他算账，我们还是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还有一次是在学校红旗操场，操场上空无一人，天空下着倾盆大雨，雷声轰鸣，电光闪闪，他一个人站在红旗操场的主席台上，麦克风开的很大，他的声音很大，悲痛愤瞒，对着空无一人的操场在叫喊，叫喊的话不完全听的清楚，但含有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字句，他在石油学院分管体育，石油学院在北京什么都不起色，是很差的学校，唯有体育突出，可与清华较量，所以有人讥讽石油学院是体育学院，体育一马当先。他应该是受了什么刺激，才这么愤怒，在雷雨中独自叫喊。我至今难以忘记他在雷雨中叫喊的声音和模样，像一头受了伤的狮子：
他心中应该压抑着多少痛苦才会这样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暴风雨的操场叫喊啊！
在干部都收到冲击的文化大革命，石申和孙卓夫都没有收到很大冲击，因为他们在学生中和教师中没有什么民愤。
下面谈到刘长亮，他是玉门地委书记，62年左右调到石油学院当党委书记，他来的时候，与其他院长穿着整齐的人民装不同，总是穿着一件黄色的皮夹克，在校园里挺着大肚子转来转去，好像在看什么，这一点很特别，没有一个其他学校院级领导这么逛的。我想他这是在适应学校环境吧，因为他是从石油基地调过来的。
刘长亮的最大特点是整学生，1964年北京市大学的毕业生清理思想运动中，在他的主持下抓了十一个反动学生，远远超过其他学校，报到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宋硕不肯批，要他去掉几个，但是他不答应，亲自跑到北京市委与宋硕吵了起来，最后宋批了。
在清理思想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学生自杀了，他在大会上说，“学生就像麻雀，抓在手里不紧就飞走了，抓的稍紧，我还没有用力就死了。”说到这里，有学生举手递条子，拿上来后，他看了一下，读给大家听，我们强烈要求将这两个自杀的学生开除出学生队伍，他们不配当学生，读完后，刘长亮哈哈的笑了起来，我看不必了，他们已经将自己从学生队伍中开除了。说后他又古怪的笑了起来，那个笑声非常的刺耳 ，像鸭子的叫声，噶，噶，噶噶，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就是在1964年刘长亮主持的毕业集训运动 （又名清理思想运动） 中被定为反动学生， 送北安大庆农场劳动考察二年。
定为反动学生后，送农场前的三个月中，不论我走到哪里，都有三个学生看住我， 班里的学生轮流值班，搞到后来，大家都怨声载道，把这个额外负担怪罪到我身上。可是我去怪罪谁呢？ 怪罪刘长亮，文世鹏？ 是他们让我当反动学生的，让他们来看住我的？
在这段时间中，有两个人我是不能忘记的， 两个都是女性，第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而且我过去跟她根本没有交往，只知道她是我同班一个出身地主同学的女友，这个同学虽然没有定成反动学生，但是过关也非常辛苦。 没有想到他的女友公然走到三个看守我的同学面前，安慰我不要过分难过，要保重身体。应该说这是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如果看守同学去报告领导的话，她就麻烦大了。
另外一个是何琼西，她是我们年级最漂亮的女生，是广西人，舞跳的很好，一进学校就被年级的党书记老潘盯上了，被封为年级的干部。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被撤去了所有的职务，以后在年级中消失了，参加了学校文工团，一直在跳舞，成为学校中很活跃的学生。
我跟她不同班，接触不多，唯有一件事记得很深。有一次她突然走到我面前说， 你应该买一部自行车，我是当时年级中为数不多的自费上学的学生，大部分同学都来自农村，拿助学金，所以我是能买得起自行车的。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买自行车？我说我不会骑自行车， 她说有我哩，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有她就可以，我属于那种早上学，在班里总是年纪最小，对男女情愫开智晚的人，她说你怎么不明白呢? 我还是不明白，但是对于她不当干部了，也不在年级中很活跃了，突然发生了兴趣， 她说老潘非常坏，我更不明白了， 这跟老潘坏有什么关系呢？ 她有些急了，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 当然一年后，老潘将年级中第二漂亮的女学生肚子搞大了，被开除党藉，撤消职位，送辽宁农村老家，他老家正有一个农村老婆和三个孩子在等着他哩。但是不知他通过什么关系，还是留在学校里，在器械操场看管体育器械，没有回东北。到这时候，我再笨，也明白老潘坏是什么意思了。不过我一点也不遗憾，到了今天回头看去，人的一生和未来早已确定了，它们总是在远处什么地方等待着你，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如果我那时候太明白，与她好上了，以后的日子怎么对得起这个女孩子呢？
我至今天不能忘记她的是我当了反动学生后，她竟然非常勇敢的直走到我的面前，大大方方地面对着三个看守对我说， 请不要灰心，努力早日摘去帽子，你的前途仍然辉煌，我一定会看到的。我听了后，眼泪盈眶，六十年过去了，仍然不忘。
毕业后，何琼西与我们班上年年龄最小的上海同学刘甦结了婚。我被送农场劳改后，刘甦将我遗留在宿舍中的一些东西，包挂鞋，书等打成了一个包裹，送回我上海家中。母亲告诉我，刘甦将东西交给她时说了一句： “上海人太坏了”。 母亲不太明白其中的含意。其实他这么说是因为当时在斗我的时候，班里的上海人非常无耻，火上浇油，不如班上的其他地方同学能守住节操。 我和刘甦老家都是江苏如皋人，父母早期搬到了上海，他父母是中学教师，我父亲是医生，所以虽然我们都是在上海长大的，都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
到了美国的几十年中， 我常想起刘甦和何琼西， 那年回国时，想给他们送些东西，想来想去，我买了一块非常纯净的水晶， 花了很大力气找到一个刻字专家肯刻中文字，在水晶里面刻了八个字，高风亮节，永铭记忆。
我在上海与过去的同学会面时，特别邀请刘甦和何琼西去上海，他们在扬州，离上海不远， 结果刘甦来了，我将水晶郑重的送给他。五十年过去了，刘甦也变成老人了， 何琼西变成什么样子了？ 为什么她不来见我呢？她不是说过会看到我重新振作的吗？记忆中她长得像希腊的女神，非常高贵和纯净，不见也好，这样我的记忆中保存的永远是她希腊女神的样子。
我将水晶交给刘甦的那个场面是非常沮丧的， 没有鼓掌，没有赞扬，反倒是有人说，我对你们这些人（指我这些曾经被打成反动学生的人）也是从来不歧视的，他一直认为应该平等对待，其实这个话本身就是歧视，只是他自己不明白而已， 而他这么说的意思是刘甦和何琼西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有点小题大做。 五十年过去了，这些同学一提起我还念念不忘我当年是反动学生，他们觉得能够平等对待我们，不歧视我已经是对我很大的恩惠了。
接着下面就是他们对我挑战了，他们可能从街谈巷议知道我的一点历史，考取公费出国，得到博士学位， 定居在美国了。我相信他们并不知道我被石油学院请回去教书，并破格提升为副教授的事情，也不知道石油大学校长几乎是怀着学校对我的愧疚又让我出国，而且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不回国，所有这一切，我以为是他们觉得学校以前对不起我，他们应该做的。现在我这里遇到的是他们一个个表明出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他们去考，也是可以考上的，问题他们没有兴趣。这时候我觉得我和他们的距离可能比离火星还远，我毫不怀疑如果再来一次毛运动，我还会当反革命，心里暗暗庆幸我终于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地方。 同时心里暗暗决定再也不见这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