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板遗证酿冤案

现场一张工作证，严刑拷打口供成。

三堂会审依然判，申诉千门未有声。

话说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海口，没有冬日的凛冽，晚风里裹着湿黏的暖意，像一块拧不干的旧棉布，贴在人的皮肤上。振东区上坡下村的街巷里，路灯昏黄，把矮房的影子拉得很长，偶尔有几声狗吠，很快又被夜色吞没，只剩蚊虫的嗡嗡声，在寂静里飘着。

晚八点多，这种沉闷被一阵急促的呼喊打破了。“着火了！上坡下村109号着火了！”喊声里带着慌乱，刺破了夜色，街坊邻里们纷纷拎着水桶跑出来，火光已经染红了109号房的屋顶，浓烟滚滚，呛得人直咳嗽。消防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刺耳却又让人抱着一丝期待，水龙喷涌而出，与火光交织，在夜色里溅起细碎的水雾。

没人会想到，这场火灾里，藏着比火光更令人心悸的东西。火势被扑灭时，屋内一片狼藉，焦黑的木梁歪歪斜斜地搭着，墙壁被熏得漆黑，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木头味和一股淡淡的、挥之不去的血腥味。消防队员在清理现场时，在卧室的角落，发现了一具蜷缩的尸体，已经大面积烧伤，皮肤焦黑卷曲，模样辨认不清——这在火灾现场，本也寻常。

可反常的细节，总在平淡的表象下藏着。尸体的颈部有一道清晰的割裂伤，边缘整齐，不像是火灾造成的；地上散落着几张皱巴巴的卫生纸，上面沾着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干涸发黑；靠墙的柜子上，有几处不规则的喷溅状血迹，像是有人在这里，经历过一场无声的打斗。消防队员愣了一下，随即拨通了公安局振东分局的电话。

民警赶到时，现场已经被封锁。勘查人员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收集着每一件可疑物品，手电筒的光在漆黑的屋子里晃动，照亮了那些被火光掩盖的痕迹。有人在尸体的裤口袋里，摸到了一张硬纸，边角已经被烧焦，展开来看，是一张工作证，上面的照片模糊不清，名字却还能辨认——陈满。

陈满这个名字，彼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符号。他是四川绵竹人，一九六三年出生，曾经在绵竹工商局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日子平淡无波，像一杯温吞水。可一九八八年，他辞掉了那份工作，揣着一点积蓄，和几个高中同学一起，挤上了南下海南的火车。那时的海南，处处都是创业的气息，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光，陈满也不例外。他开过饭店，跑过业务，吃了不少苦，直到一九九二年六月，才开了一家小小的装饰工程公司，勉强站稳了脚跟，他的施工队，正在美兰区和平南路的宁屯大厦施工。

王福军是陈满的高中同学，也是和他一起从绵竹来海南的伙伴。案发第二天，民警找到了他，让他去现场认尸。王福军跟着民警走进那间还残留着焦糊味的屋子，看着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脸色变得苍白。尸体已经碳化、浮肿，五官扭曲在一起，他左看右看，摇了摇头，声音有些发颤：“不像陈满，一点都不像……从脸型看，倒像是房东老钟。”

老钟叫钟作宽，是四川广元人，在一家纺织公司上班。上坡下村109号那间房，是他所在的公司购置的，后来公司撤走了，就把他留下，看守那间空房。陈满是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钟作宽，租下了那间房，住了一段时间。后来，钟作宽的公司说要把房子承包给别的企业，就通知陈满搬走。陈满没多说什么，收拾了东西，安安静静地搬了出去，谁也没想到，他搬走才第八天，那间房就着了火，还出现了一具尸体。

三天后，陈满被民警带走了。那天，他正在宁屯大厦的工地里，和工人们一起玩麻将，脸上还带着一点笑意，民警走到他面前，说“跟我们走一趟”，他愣了一下，没反抗，安安静静地站起身，跟着民警上了车。他以为，只是去配合调查，把事情说清楚就好——他只是一个曾经的租户，和钟作宽无冤无仇，没有任何作案的理由，更何况，案发当晚，他明明在工地上，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

民警连夜对他进行审讯，一盏白炽灯亮得刺眼，照得他睁不开眼睛，审讯室里很安静，只有民警的提问声，和他自己沉重的呼吸声。一天，两天，三天……六天六夜，他没有合过眼，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声音变得沙哑，眼神也变得疲惫。最后，审讯结果出来了：民警说，他因为两千块钱的债务，和钟作宽发生了争执，一时气急，就萌生了杀人的念头。案发当晚七点二十分左右，他假意去109号房，和钟作宽闲聊，趁钟作宽不注意，从厨房拿了一把木柄菜刀，割破了钟作宽的颈部，然后，他把自己的工作证放进钟作宽的裤口袋里，点燃了煤气罐，想毁尸灭迹，掩盖自己的罪行。

陈满听完，笑了，笑得很无力，眼角却泛起了泪光。他反复说，不是他，真的不是他。他给民警讲，十二月二十四号晚上，他住在钟作宽家里，二十五号一早就去了宁屯大厦的工地，检查工人们的施工情况；上午十一点，他发现自己的自行车钥匙不见了，就步行回家去找，十二点回到109号房，正好碰到钟作宽在吃午饭，就陪钟作宽吃了一顿饭，饭后，他就一个人离开了，回了工地；下午，钟作宽忙着自己的事，他一直在工地上，从傍晚六点到八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晚上十二点，他想起钟作宽快要回四川了，还特意去和平南路的一家大排档，点了几个菜，打包好，想去给钟作宽送行，只是后来太累了，就没去成；二十六号一早，他像往常一样，去了工地，直到被民警带走。

他的代理律师曹铮，也为他辩解，说他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可民警不信，他们只认那份“认罪口供”，只认那张在尸体口袋里找到的工作证。可没有人在意，那张工作证，只有现场勘查笔录里提到过，没有现场照片，没有实物，就像一缕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却成了锁定他罪行的关键证据。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陈满被正式逮捕。一九九四年二月，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三月二十三日，一审开庭，法庭上，检方宣读了起诉书，指控他杀人放火，证据只有那份他被审讯六天六夜后签下的“认罪口供”，没有任何物证，没有任何鉴定报告，也没有任何证人证言，能证明他犯了罪。曹铮律师为他作了无罪辩护，言辞恳切，可法庭上的空气，依旧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十一月九日，一审判决下来了。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陈满因为未交房租，和钟作宽发生矛盾，进而杀人放火，判处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有人私下说，判死缓，只是因为一审审判长觉得，本案的物证有瑕疵，不好直接判死刑，就折中了一下。

陈满不服，他想上诉，他坚信，法律是公正的，总会还他一个清白。可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法院的判决书送达时，延误了，他的律师曹铮，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等判决书送到他手里时，上诉的期限，已经过了。

更荒唐的是，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竟然觉得一审判决量刑过轻，提起了抗诉，要求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就这样，案件进入了二审程序，陈满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上。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海南高院二审开庭。这一次，法庭上出现了一份新证据——一张所谓的“杀人现场示意图”，民警说，这是陈满亲手绘制的，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可这份证据，反而让更多人觉得，他是被冤枉的。

作证的民警叫于悦实，他说，自己亲眼看到陈满，在一九九三年一月绘制了这张示意图。可开庭前，有一个神秘人，告诉了曹铮律师一个秘密：于悦实是一九九三年八月才入职公安分局的，一月的时候，他还不是民警，怎么可能亲眼看到陈满绘制示意图？

法庭上，曹铮律师拿出这个证据，严词质问于悦实。于悦实脸色发白，张了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公诉方的人，也沉默着，没人能反驳。那一刻，法庭上很安静，只有曹铮律师的声音，清晰地回荡着，可这份清晰，并没有改变什么。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海南高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了检察院的抗诉，维持原判，不立即执行死刑。陈满的命，保住了，可他依旧是个“杀人犯”，依旧要在监狱里，度过那些看不到尽头的日子。

监狱里的日子，平淡而枯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陈满每天坐着同样的事，看着同样的人，眼神从最初的坚定，变得疲惫，却又没有彻底熄灭。他开始写申诉书，一笔一划，写自己的冤屈，写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写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一九九三年，他写了第一份申诉书，说自己被刑讯逼供，被毒打，被恐吓，那些“认罪口供”，都是被逼着签的。

他的律师，也一直在为他奔走。曹铮律师发现，案件里的漏洞，太多了：陈满的供述，前后矛盾，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否认，到最后，彻底翻供；那些关键的物证，比如带血的卫生纸、《海南日报》碎片、带血的衬衣，还有那把所谓的作案菜刀，全都因为“保管不善”，丢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现场提取的三把菜刀，没有一把上面有血迹，也没有任何指纹，根本不能证明是作案工具。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陈满把一份二十五页的申诉书，寄给了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寄给了所有他能想到的部门，他希望，有人能看到他的冤屈，能还他一个清白。从那以后，他的父母，陈元成夫妇，每个月都会往有关部门，寄送申诉材料，一张纸，一封信，载着他们的期盼，也载着他们的绝望，可大多时候，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二〇〇一年，海南高院驳回了陈家的申诉；二〇〇五年，陈满的父母托朋友，向最高检举报于悦实作伪证，请求审查那张现场示意图，可最高检把材料转交给海南检察院后，就再没有下文；二〇一三年四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又以“不符合立案复查条件”，拒绝了他们的申诉。

希望，一点点被磨灭，可总有人，没有放弃。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几位律师，在成都发起了“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陈满案，是他们关注的第一个案件。十八大以后，全国开始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这缕微光，照进了陈满和他家人的生活里，他们重新委托了律师，易延友和王万琼。

这两位律师，花了很多时间，翻阅了厚厚的案卷，一点点梳理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一点点寻找证据，他们没有去纠缠那些无法证实的东西，而是利用原审已经存在的证据，去反驳那些指控，就像用一把钥匙，去打开那把尘封已久的锁。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六位律师，一起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陈满案的申诉书，可被拒收了。第二天，他们在北京召开了研讨会，很多专家和律师，都来了，他们看完案卷，一致认为，陈满无罪，证据充分，他没有作案时间，那些指控，都是站不住脚的。

一月二十二日，易延友和王万琼律师，当机立断，避开了海南省和最高法，直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申诉书，请求异地重审。他们知道，这是一条难走的路，可他们没有退缩，就像陈满，就像陈满的父母，就像那些一直为他奔走的人一样，他们都在坚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满案进行异地再审。那一刻，陈满在监狱里，听到这个消息，哭了，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那缕，即将照亮他冤屈的光。

再审的审判长叫张勤，他和他的团队，仔细翻阅了所有的案卷，重新核查了所有的证据，最后，得出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原裁判据以定罪的陈满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了这份供述，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陈满作案。

张勤说，陈满的有罪供述，从来都不稳定，反复无常，和现场勘查笔录、法医检验报告，还有证人证言，都不一致；他说自己用菜刀砍死钟作宽，可现场的痕迹，根本不符合；他说自己把工作证留在现场，是为了逃避追债，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有债务纠纷，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案发后，有过躲藏、逃避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谓的物证，要么丢失，要么没有经过鉴定，没有经过举证质证，根本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那场火灾，那场凶杀案，确实发生过，钟作宽确实被人杀害，可凶手，从来都不是陈满。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浙江省高院，在海口市琼山区法院，再审开庭。这一次，检方和辩方，达成了一致意见，都认为，陈满无罪。陈满站在法庭上，头发已经花白，眼神里，有疲惫，有沧桑，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他作最后陈述时，声音很平静，却很坚定：“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永远不变的事实；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坚信法律一定会还我清白。”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可所有人都知道，正义，快要来了。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海口市美兰监狱，阳光很好，温暖地洒在大地上。浙江省高院的法官，来到这里，向陈满宣读了再审判决：撤销原一审、二审判决，宣告陈满无罪。

那一刻，陈满愣住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泪无声地滑落，砸在地上，碎成一片。二十三年，八千多个日夜，他在监狱里，熬过了无数个孤独、绝望的日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句“无罪”。

二月三日，陈满出狱了。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外面的世界，既熟悉又陌生。他坐上了回四川绵竹的火车，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向后退去，就像那些被浪费的、再也回不来的岁月。

后来，陈满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赔偿九百六十六万余元。法院立案后，组织了公开听证会，和他反复协商，最后，达成了赔偿协议，向他支付了二百七十五万余元的赔偿金，其中，有一百八十五万余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还有九十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有人说，这笔赔偿金，能弥补他二十三年的冤屈吗？恐怕不能。那些被浪费的青春，那些在监狱里度过的日夜，那些父母的期盼与绝望，那些律师的奔走与坚持，都不是一笔钱，就能弥补的。

陈满案，是最高检向最高法提请抗诉，要求改判有罪被告人无罪的第一案，史无前例。有人说，如果不是最高检的抗诉，陈满的冤屈，可能永远都无法昭雪，他可能，就要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一生。

日子，还在继续。陈满回到了绵竹，回到了那个他离开多年的家，父母已经苍老，头发全白了，他们抱着陈满，哭了很久，很久。陈满开始学着，适应这个陌生的世界，学着，忘记那些痛苦的过往，可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创伤，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海口的晚风，依旧湿黏，上坡下村109号房，早已被修缮一新，看不出曾经的火光与血迹，就像那些被掩盖的冤屈，终于被揭开，却依旧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有时候，正义会迟到，但它终究会来，只是，有些代价，太大太大，大到让人，难以承受。

小史公曰：陈满本是布衣，怀奔竞之心南下，勤苦营生，未料祸从天降。一纸无名工作证，几句屈打成招之供词，便将其困于囹圄二十三载。冤情昭雪前，证据阙如而判罪已定，伪证横行而申诉无门，父母鬓斑，自身华发，岁月空耗于铁窗之内。幸天道未泯，法纪归正，终得清白之判，然廿三青春、半生苦楚，岂金帛可偿？夫刑者，国之重器，当慎之又慎，若草菅人命、滥施刑罚，则冤狱必生，民心必寒。陈满一案，为世之戒，戒在执法者当存敬畏，断案者当明是非，勿使良善蒙冤，勿让正义迟滞。

有词《梧桐影》叹曰：

千古冤，难纾难。律师结盟求再审，高检抗诉终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