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圣经故事：毛泽东与人类文明最后一位先知

多年前，曾拜读过《圣经故事》。当时很认真地读了很多片段，并试图深刻理解《圣经》的内容。《圣经》，也就是"Bible"，对这本书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但《圣经故事》不是原版，而是北京的外研社在国内出版的一本英文小册子，原名"The Story of the Bible"。这本书可以看作全本《圣经》的一个简写本。作者的意图主要是让故事的线索更清楚更简明，去掉了很多过于琐碎和神秘的情节。

认真读下来的感觉，《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甚至于，这有可能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在Bible的故事中，有很多非常值得思索和追问的内容，比如犹太人的反复迁移，对偶像崇拜的破除，对权威的理解，对国家灵魂以及人民腐化的认识……所有这些内容，都非常令人感到惊讶。就我当时的阅读范围而言，中国的学者，无论是近现代作品，还是古典的孔孟老庄，其他人，对于人生或者人性，乃至对人类自身这一现象，其理解所达到的境界，都远不及Bible的层次。

相对而言，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毛泽东，是例外的。但当时媒体仍然充斥着改开时代各种妖魔化毛泽东的歪曲叙事，右派极尽所能篡改历史诋毁毛泽东思想。那时我被长期误导，认为毛泽东没什么文化和业绩，远未充分认识他的思想价值。直到多年之后，由于一系列契机，我才重新思考，重新阅读，重新认识到毛选这类著作，相对于Bible，可能具有某种更高视角的超越性。

Bible故事中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比如，拒绝偶像崇拜。犹太人确立的God信仰，是一种完全破除偶像化的教派。在四处流浪的过程中，部分犹太人一度改宗，开始崇拜具体有形的神，形成了偶像崇拜的教派。而Bible中也描述了耶和华的信徒，最终动用武力消灭偶像崇拜的教派——这件事本身当然是很残忍的，但对于有形的God形象的破除，在人类古典时代向现代文明的演化中，恐怕是非常关键的文化因素。

我在阅读之后，忍不住贸然推理了一下：西方人能够率先产生出科学思想，Bible中表述的这种无形的"God"，应该是有作用的——尽管它不是唯一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有了这种无形的、无处不在的观念，像物理学所表述的这种普遍规律才是可以被理解的。否则，局限在“有形有像”的偶像崇拜中，只会发展出具体的工具或实用的技术手段，但普遍性理论，高度抽象的思辨，是不大可能发展出来的。

 在另一小节中，Bible故事还讨论了犹太人中的Prophet现象。Prophet这个词，可以译作“先知”。当然，这一翻译未必很准确。但至少犹太人很早就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people，或者人民，如果缺乏适当的引导和动员，也是可以很盲目的，是可以逐渐腐化的。尽管这看似与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有冲突，但这个观点本身是成立的。

无论如何，仅从这一点看，Bible对人性和people局限性的认知，就足以傲视群雄，而且其实也与毛泽东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处。正因为people可能存在的这种局限性，假如存在某种国家的灵魂，这一灵魂就格外需要具有最高级思想境界的守护者来守护。由此，就有必要引入Prophet这一角色。Prophet，自身当然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但从Bible的角度，这一角色在其根本上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

这是Bible故事的古典主义线索，是在神性叙事中质疑人性。那么这种对people质疑，是否又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尤其否定了毛泽东强调的重点，即人民群众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其创造历史的重要角色？事实上并没有，但这两者都没有错，都是正确的。差别在于，前者作为一种经典神学表述，仍是古典叙事，格外强调等级制，而毛泽东是站在人类文明的更高起点，身处现代世界的更高层次，他预见到也是为避免Prophet阶层本身的腐化趋向以至于逐渐被资产阶级控制，这就转而通过强调“人民万岁”，来实现更具现代意义的深层制衡，这背后则是更高文明层级的更具科学意义的神学布局。

Bible强调先知这一角色的存在价值，可能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诸起源》中所讨论的，追溯法治的起源，其最初的重要动因是宗教。由于神权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对于世俗权力构成有效约束，这才最终能为法治的出现创造条件。而从犹太人的发展过程看，他们的Prophet角色对世俗生活发挥了重要的制衡作用。

第二，先知本身类似于一种代理关系。因为犹太人必须尊奉耶和华，然而耶和华通常并不会显现，那么犹太人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耶和华的指引？显然，唯有通过神的使者。而在实际运作中，倘若现实中的政体安排排斥了先知的使者，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权力对代理资格的垄断。

从这个问题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东亚大陆的古典政治传统与古典犹太传统的巨大差异。尽管在一些经典作品中，比如《道德经》，关于隐而不显的“道”，也存在大量的表述，甚至我们还可以把“道”同犹太人的“God”概念进行某种类比，但这种文化传统未能产生出具有超越性的神性思维，更不可能孕育一神教。

尽管看起来也存在一些可能具有超越性的概念，比如像“道”（或天道），但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普遍思维观念，事实上又难免脱离人民，很难以代理方式同世俗生活相协调，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通过阶级关系形成以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的代理人机制。然而，当知识精英的有效代理功能本身存在缺陷，这就无法实现权力的制衡，文明的演化原地踏步，随之停滞。因此，客观的后果，东亚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统，是要么像庄周一样避世，要么像孔孟一样，堕入世俗偶像的追随。

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为什么犹太人的Prophet角色，可以对国王进行相对充分的批评和反驳？这归因于其对耶和华的代理角色及其源于认知神性的合法性。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即使是国王，也只能是在耶和华的指引之下。脱离了这一点，国王本身的权力也会随之失去合法性。

然而，在古代东亚大陆的皇权体系下，似乎明显找不到一种类似的具有合法性的对于“道”的代理方式。这在根本上，既制约了东亚大陆古典传统文化中有关宗教维度的发育，同时也导致普遍性思维、法的精神同世俗生活相脱节，很容易就会相互割裂。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类似的困境。比如，在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右派官僚集团通过形式肯定但实质否定的方式，彻底颠覆了毛泽东基于群众民主理念而缔造的1975宪法之后，中国的媒体宣传，尽管经常以“人民”为名，以“组织”为名，却缺乏事实上的与人民的互动与有效代理关系。这同样导致了经典的两难——要么是普遍概念脱离了现实，要么是普遍概念变成了现实中权力的帮凶。

单从代理关系这一点来看，犹太人，或者以Bible所代表的文化，能够深刻激发人类思考的神学维度，引领全球，在文化领域形成权力制衡机制，最终又激发出自由民主制度，恐怕并不是偶然的。像Bible这样的作品，最初写在几千年之前，就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境界，这恐怕是人类思维发展出的当之无愧的巅峰作品。

相比之下，东亚大陆的政治传统若想发展出一个类似的思想和制度高峰，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但与很多人关于“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妖魔化认知相反，毛泽东的深刻思考，很可能是唯一的契机。在成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毛泽东是通过“人民万岁”的普遍性理念，通过最广泛的群众民主运动，试图在现代世界中充分展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代理关系，超越古典时代的Bible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Bible故事的核心地位类似，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现代革命叙事和相关争议都具有特殊意义。毛泽东的特殊性在于，通过“哲人王”和“最高先知”的合而为一角色，而且毛泽东史无前例地放手全面发动群众，是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从未有过的“哲人王”深入人民群众促成人类普遍觉醒的历史转折点。

就这一角色而言，毛泽东在东亚大陆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一种颇类似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全新的人民-先知代理关系。也因此，毛泽东堪称独一无二、超越古今的思想家，他的思考事实上是突破所有前人设置的障碍。在人类历史中，毛泽东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有效突破犹太-基督教思想传统的哲人王。身处现代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转折点，毛泽东确立的人民-先知辩证法和独特的权力制衡和代理关系，也很可能预示了人类最后一位先知。

作为最后一位先知的毛泽东的深刻含义，在于他第一次挑战了现代人类文明的极限：即人类的普遍觉醒是否真正可能？如果这种普遍觉醒是可能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最终将会被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主导的继续革命理论所替代。如果人类的普遍觉醒终究是不可能的，人类文明也就注定难以摆脱悲剧的宿命。这正如犹太-基督教传统的预言，末世终将到来。因此，在科学的意义上，而不单纯是在神学的意义上，毛泽东的深刻思考事实上已经触及了现代性与人类文明的极限状态。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很可能是无法被超越的，他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位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