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忆往——记我身边发生的几起自杀事件

文革忆往——记我身边发生的几起自杀事件

1966年5月16日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性节点。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

通知说，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领域被资产阶级把持，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虽然文革通常算作从这天开始，这个文件最初只在党内县团级传达，普通民众当时并不知道。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著名的《十六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直到一年后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才全文刊登了《516通知》，这时全国已经处于运动的狂热之中一年之久了。

文革发动已经过去60年岁月了。1966年的初夏，全国的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作为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我也不上学了，因为老师们要参加文革。

我的学校当时叫北京市三里河第四小学。校址现在是财政部所在地，位于三里河二区。西边是玉渊潭公园和军事博物馆，东边是月坛公园和南礼士路。

三里河地区是新中国成立后，由著名建筑师梁思成、陈占祥规划的“行政中心区”，这里部委林立，包括著名的“四部一局”大楼（原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轻工业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委、中科院院部等单位。

这一带还分布着国家机关家属区，楼房多为50年代兴建的苏式风格建筑，红砖楼、大坡顶。三里河二区与一区、三区等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功能完善的“大院社会”。

居住在这里的人群具有高度的同质化，绝大多数是国家机关的干部、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这种“大院文化” 使得这里的社会氛围在文革初期既敏感又紧绷。

这里因为是“文革”初期的风暴眼边缘而经历近水楼台的冲击 —— 由于紧邻各大部委，这里的学生（部委子弟）往往能最先感受到政治风向的变化。部委内的“大字报” 和 “揪斗” 会也迅速波及到家属区的邻里关系层面。

这一带的中学是北京早期红卫兵运动最活跃的区域。作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我见证了昙花一现的“联动”、“西纠”、“老红卫兵”（把写黑字的宽大红袖箍戴在左小臂上）运动。

（当时的红卫兵袖箍分很多种，这种黑体字、宽边、且佩戴位置极低的风格，通常代表着一种身份的傲慢与严谨 —— 他们大多是高干子弟。）

当然，我也感受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8次检阅红卫兵带来的喧嚣（第一次在8月18日，第八次在11月25和26日分两批）—— 直接体验是目睹各个居民区忙于为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口音的红卫兵们提供住宿和饮食。

在那次著名的“818”接见中，毛泽东通过给他戴袖章的学生宋彬彬向全国红卫兵发出了“要武嘛”的怂恿。于是，抄家、打人、揪斗、自杀这样的事件在这个本来单纯和平静的地带就像野火燎原一样波及到了每一个角落。

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效应，中学的老师成为了红卫兵们首先冲击的靶子。

我目睹了铁路三中的由一位戴眼镜的女红卫兵带领的一队红卫兵牵着被她们把头发剃成“阴阳头”、满身泥土和屎尿的女教师游街示众。这位女教师边走边反复喊：“我是右派，我有罪。”

这件事可以看作我后来听说的社会流言“铁一土，铁二洋，铁三都是大流氓”这个说法的最早验证。

红卫兵们为了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的忠心和对敌人的仇恨，开始冲击生活在各个大院里的“有黑色出身和成份”的人群。他们往往直接冲入这样的家庭，砸烂家中的“封资修”陈设，把人拖到室外在众人围观下侮辱和殴打。有一次，我看到一群男女红卫兵用军用皮带劈头盖脸地猛抽一个身穿黑色衣裤的老太婆，她蜷缩在地上，头发蓬乱，头和脸上都被打出了血，但是一声不吭。他们一直在不停地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一种叫“朝鲜辣菜”的混合味。至今，我一闻到酱咸菜味，就会想到当时的场景。

我当时想，她家的人怎么不管？还有，这帮人怎么这么狠？有这么大仇？

我记得很清楚，这群红卫兵是44中的。当时，他们学校的大门口就挂着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所学校，现在还在原处存在着。

1967年初，我还跟着母亲参观了两次 “红卫兵战果展览” 。

第一次在“八一中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用血书写的六个铁锈色的字：“红色恐怖万岁”。一个女红卫兵讲解员直接说，血来源于一个被打死的叛徒子弟（原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因为他很顽固，不能与父亲划清界限，就这样被消灭了。

“红色恐怖”这个词我一直觉得不和谐，因为“红色”是“正面”的，而“恐怖”是“负面”的，这两个词怎么放到一起了？后来知道了柬埔寨的事情，才觉得理解了其中的联系。

第二次在“苏联展览馆”（位于白石桥北边的动物园边上）。这个展览主要是陈列红卫兵抄家的收获，包括收发报机、武器、国军委任状、国军军装、金银财宝、古董字画等，琳琅满目，土洋俱全。特别地，我第一次看到了“金条”是什么样子。

从1966年夏，至1968年冬，应该是这个地区的公检法完全缺失和社会秩序完全失控的时期。人性的恶，也发挥到了极致 —— 它纵情而毫无顾忌地碾压着社会最底层的人们。

这群人无处可逃 —— 他们或者忍受，或者选择离去。

这是196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当时附近的桃花正在盛开。

两个小伙伴跑来找我，说快去看死人。我跟着他们跑到了后院，看到马路上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很多人在围观。我们因为是孩子，行动从来没有顾忌，就爬到了卡车的车斗上面。往下一看，吓呆了：车斗里平趟着5具女人的尸体。她们除了脸部被盖着外，身体上的衣着很草率，有的还露着肚皮，完全没有对死者的尊重。我们赶紧从车上下来，听大人们怎么说。

事情是这样的：她们都是全国总工会大院的家属。因为个人身份（有的是“地主婆”——丈夫在土改时已经被镇压了，有的是“反革命家属”——丈夫可能作为国军军官在内战中战死或逃到台湾或关在劳改营里等情况，她们住在这里是投奔子女的，平时买菜做家务带孩子度日），感受到了暴力冲击和被侮辱的恐怖而选择自杀逃离这个世界。

在那个时代，发生自杀事件是常态。但是，同日同时见证5起这样的事件太震撼了——直到今天。

宁伯伯是民国时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属于新中国的“留用”人员，因而自然地有“历史问题”。不过，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技术人员，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都安然无恙。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受到冲击。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叫“卫城“，小的是女儿，叫“卫江”。宁伯伯那一代人对抗日战争刻骨铭心，有了孩子，起名“卫城”和“卫江”取意为保卫长城和长江，抒发一种民族情怀。当时，卫城和卫江都在35中读高中，文革初期同时加入了红卫兵组织，表现非常积极。

和宁伯伯一样，宁家兄妹都身材高大，让外人初见就获得深刻印象。

1967年上半年，全国正处于 “一月风暴” 后的夺权乱局中；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开始提出要 “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11月至12月， 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关于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中开展清队工作的相关报告。这个时候，宁伯伯的历史问题被翻了出来。因为这个原因，卫城和卫江也被他们的红卫兵组织开除。这个时候，宁伯伯在单位里要面对造反派的批斗和调查，回到家里，要承受两个孩子的怨气、批判、甚至仇恨。

在1968年早春的一个清晨，宁伯伯刚刚起床就又一次遭到了两个孩子的怨怼——他们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反动的父亲而不能做毛主席的红卫兵而感到愤怒、委屈、绝望。他们一起向父亲倾倒了很多积压已久的刻毒和仇恨的话，因为对他们来说，他就是一个“阶级敌人”和“反动派”。因为他，他们被革命队伍所排斥；因为他，他们的身份由“红卫兵”转换为“可教育好子女”。

这天，宁伯伯没能有时间吃早饭，就匆匆忙忙骑上自行车去单位。

在上班的路上，有一处马路和火车轨道的交汇处，俗称“四道口”（严格地说，是一个二道四向的交叉口）。当有火车开来时，四道口处的横杆就会放下拦阻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

当宁伯伯骑到四道口的时候，横杆放下了。于是，像往常一样，他在横杆前面扶着自行车等火车过去。同时，他苦思着家里刚才的争吵。

火车开近了，发出蒸汽沉闷的噗噗声和金属轮子碾压铁轨的卡卡声。

就在火车开到四道口横杆前的一刹那间，宁伯伯放开了他的自行车，迎着驶入的车头飞快地冲入铁轨中。

没有人知道宁伯伯在最后的那个时刻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冲动，也许是计划的。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

很多人相信， 是卫城和卫江对他们父亲的抱怨和不理解让他觉得生无可恋。

事实上，他的离去是社会和家庭共同夹击的结果——他的处境让他感到这个世上已经无处容身。

虽然，宁伯伯死的时候他的问题还没有被革命群众“定性”，但是，他的死被定性为“畏罪自杀”。

这件事，也使得卫城和卫江的日子更难过了。1969年，他们都插队了。一个去了山西，一个去了黑龙江。

张叔叔的经历有类似的地方。

我们两家在一栋楼的同一单元。他家在4楼，我家在2楼。他与我父亲的专业方向相同，且同为湖北原籍，所以两家来往较多。张叔叔有两个儿子，小的与我同岁，是我的玩伴。张叔叔是一个很顾家的父亲，一有时间就带着两个儿子去各处游玩，还早早地教会了他们游泳。我很羡慕张家兄弟，因为我父亲常年在外，没有时间陪我们。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张叔叔带两家孩子们一起去“八大处“秋游，在山上的酸枣树丛里逮住了十多只硕大的黑蝈蝈，带回家里放养着一直到冬天。

在1968年夏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张叔叔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揪了出来——张家的天塌了。

张叔叔的问题是这样的：他1948年从交大毕业时，被正统的民国政府要求先给驻华美军顾问做翻译工作一年，否则不发毕业证。如此，张叔叔在历史上就有了“污点“。在当时中美完全敌对的政治气候中，张叔叔的问题可以说是”实锤“了。

那个时候，一个人即使有了“历史反革命“的头衔，还再细分为两类：”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和”敌我矛盾性质的“。如何定性，要看个人认罪态度和罪行程度。

张叔叔的夫人也姓张——张阿姨，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严谨和严厉的女人——清秀、干练、严肃。张阿姨在张叔叔被整期间一直要求他端正态度配合组织调查。特别地，在张叔叔次日将被宣布“定性“的时候，张阿姨曾经正告过张叔叔：”如果你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就不要来见我。“ 在宣布之前，张叔叔被私下告知，他将得到”人民内部矛盾“的定性。

事发地点在月坛东街的一处幽静的部委机关办公区，里面有假山、鱼池、苏式建筑的楼房。

这个地方现在一切如旧，仍然是那么安静雅致。这种物是人非的静谧，最是令人感伤。

这天，在定性大会上，造反派像恶作剧一般突然宣布张叔叔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后来，坐在张叔叔身旁的人说，看到他面色潮红汗如雨下——甚至连他面前的一小片地面都湿了——显然他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这种猫戏老鼠般的恶意耍弄，直接摧毁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

大会过后，他独自到了顶楼（在4层）的一间办公室，打开窗子纵身跃下。在跃下前，他不忘摘下了手表放在窗台上（当时手表是贵重物品），留给家里。这个细节包含了一位父亲、一位丈夫在绝境中最后的理智与柔情。这显示他并没有发疯，他清醒地选择了尊严而文明地离去，他不想让那块记录时间的精密机械随着他的肉体一同破碎。

与宁伯伯的离去给家庭带来的效果一样：张叔叔也是“畏罪自杀“和”自绝于党和人民“。

由于文革的混乱，张阿姨和张家兄弟后来的情况就天各一方不得而知了。

张叔叔的离去，同样也是社会和家庭双重无情碾压的结果。

只是，张叔叔可能是事先想好了。因为张阿姨有言在先：如果是敌我矛盾，就不要来见我。为此，张叔叔也许已经有了决心或者说“绝心“——张叔叔的性格符合湖北湖南这一带的”楚人“性格——宁折不弯、宁碎不全、宁死不苟。

在以后的岁月流逝中，我会常常想起张叔叔的音容笑貌。他当时如果能挺过来，多好。

【插曲】

在张叔叔跳楼的那天的大会上，我父亲同时被定性为“右派”，按敌我矛盾处理。在定性之前，我母亲对我父亲说了同样的话（“如果你定为敌我矛盾，就不要来见我”），然后就出差了。在外地，当我母亲知道了张叔叔自杀的消息，就立刻赶回了北京。她见到我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就好，就有希望，别的就不要多想了。” 这样，我们家在后来的岁月里虽然经历了历时数年的真正的颠沛流离，家庭成员里没有生死悲剧发生，一直等到了最后希望的来临。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82年。

虽然文革才刚刚过去了6年，中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显著的社会风向就是人心很齐，对未来充满希望，用“敢叫日月换新天“来比喻当时的民气也不过分。

这年秋天，我去广东韶关出差。这是我第一次去广东。在去广东之前，我就对那里很向往，因为这个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可以说，韶关在近代史上是一片被铁与血浸透的土地。北伐名将、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的张发奎便出自这里，他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北伐中横扫千军，有“铁军“的美誉。

那时的第四军，不仅是国民党的精锐，更是共产党员的大本营。叶挺独立团便隶属于此，而朱德、贺龙、陈毅、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共和国元勋，当时都在这支序列中凝练、成长。北伐时，第四军在韶关集结出发。1927年，中共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来自第四军。

而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红军因为大多来自于南昌起义失败后撤退到井冈山地区的第四军残部，一度就直接自称这支队伍为“第四军“，后来改称”红四军“。

例如，在毛泽东写于1928年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保守主义“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他写于1929年12月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著名的短文开篇就说：“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

换言之，张发奎的在韶关誓师出发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可以被看作是红军乃至整个共军的血脉本源。

另外，被中共定性为“第一叛将“的龚楚，也是韶关人。他在红军时期任职中央军区参谋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共事、后来还领导过广西白色起义。他的回忆录《龚楚将军回忆录》值得一读。国内拍的电视剧《浴血坚持》里面由王斑饰演的红军师长”龚楚民“就是以龚楚为原型的。

在电视剧《浴血坚持》中，王斑饰演的龚楚民

回到1982年秋。

我借着去韶关的机会，游览了附近的丹霞山风景区。它又被称作“中国红石公园“。景区入口处有一副对仗不甚工整但非常醒目的对子：

“桂林山水甲天下，又有广东一丹霞”

这个对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丹霞山风景区一景

从丹霞山风景区出来，我又去看了著名的“南华寺“。

南华寺俯瞰

南华寺是一座拥有超过 1500年 历史的古刹。它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天监元年，即公元502年，最初名为“宝林寺” ，它在文革时期也遭遇了几乎毁灭性的冲击——故事略去。

南华寺给我留下的模糊印象就是“大”，而我给我留下清晰印象的则是那里的两个女人，“慧清”和“慧明”。她们是寺里的两个尼姑，慧清和慧明是她们出家后的法号，她们从年龄和外表看，很像是两个姐妹，中等身材。

当时，她们年龄在50出头的样子，由于长期吃斋而在气色上显得缺乏营养，她们两人住在同一间居室里。那天下午，我作为游人，路过她们的居室，慧清走过来主动问我会不会修理电灯线路，她们的电灯点不亮已经很多天了。我很快修好了线路，她们立刻表现得非常轻松和高兴，挽留我在她们昏暗的小居室里再聊聊。记得她们的茶很好喝。

她们不是两姐妹，而且来自不同的地方：慧清来自辽宁，慧明来自安徽。但是，她们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她们除了法名表明自己的出家人身份外，谈吐和性格与世俗人没有不一样。她们都抢着说话——可以感觉到，她们之间的关系原本是互不相让型的。今天，只是因为我这个外人在场，她们才表现出少许谦让。

她们都是在1949年底在南华寺出家的，当时她们20岁出头，她们的丈夫都是年轻的国军军官，她们来广东是为了追寻从内地败退过来的他们。她们在原籍都接受过一定的学校教育，所以敢于只身南下千里寻夫。到了这里，才知道根本是无处可寻。原路回家？作为国军军官家属，她们害怕回去后将要面对的后果——她们的有限教育背景让她们有一定的政治判断力。于是，她们决定暂时出家，活下去，等等再看。这么一等，30多年就过去了，她们从20出头的姑娘，等成了50多岁的妇人——她们作为世俗人的生活定格或者说“冻结”在30多年前。

她们只是到了南华寺才相互认识。相同的命运和相同的临时出家盘算，让她们有缘生活到了一起。此后，她们就没有离开过这所寺庙。除了通常的佛事活动，她们还操持着一小片菜地——这就是她们生活的所有内容和乐趣——平静、单调、重复、简单、漫长。也许，她们之间的争吵，能给她们带来不一样的乐趣。

到了离去的时候，慧清和慧明持意要送给我几个苹果让我路上吃。我推辞了。可是她们很坚持，并且说，这几个苹果是“供果”，经她们送给我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可能会给我带来“好运”。这样，我就收下了。但是，这几个苹果我一直没有吃，而是把它们带回了武汉放在宿舍的窗台上一直当成工艺品陈列着。后来它们看上去干瘪了，似乎在诉说着慧清和慧明的命运。另外，在很长一段时期，每当我遇到了可以被称作“好运”的事情时，我会追忆起她们的祝福。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有时仍然会想起南华寺的慧清和慧明——同时也不由得联想到1967年春天的那辆解放牌大卡车上的场景。

也许慧清和慧明的选择是对的——她们用出家躲避了世间的是非之地和历史车轮的碾压。

可以设想，如果她们回到原籍，面临的可能将会是歧视、屈辱、压迫、甚至还有暴力，最终她们也许会做出与卡车上的那五个女人同样决绝的悲剧事情。

今年，正值那场被称为“浩劫”的政治风暴发端六十周年。

一个甲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只是一瞬之间。但是，对于那些曾身处漩涡中心的生命而言，却是无法重来的一生。

历史的车轮有时载着文明驶向光明的远方，有时却冷酷而毫无意义地将无数个体与家庭压碎在尘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