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德功之死中的精彩句子 回顾
丘德功之死中的精彩句子回顾
也许对于苦难的中国人，没有灵魂，没有来世，没有天堂，会更好一些。 因为死了大家一 切都归于皆空，这样他们在人世没有得到的公平，死后就能得到了。
这是人类永久重复不疲的故事，我回想起我在学校中被斗时的情景，一模一样，斗我最凶的也是平时与 我最好的同学，人性被压到极端时，被挤逼出来的反应和自我保护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又是何等同样残忍和卑劣啊！
充满在文化革命中一条最邪恶的主线，正是将人逼到频死的边缘，让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证明忠诚，为了自己不被恶斗，去像疯狗一样乱咬自己的同事，朋友和亲人，甚至父母，子女，丈夫……， 正是这种在悬崖上自救的不顾一切的力量，产生了无数令人痛泣的中国毛式悲剧，而以此去区别于中国古代的封建道德悲剧和世界人性悲剧，不幸的是这些毛式悲剧被世界和人们所知至今只是冰山一角，而且现在正在被人有意和无意的去篡改，歪曲和遗忘。
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果然不久后，不管丘德功怎样牢牢看住他裤子中的尾巴，他依然遭殃了。在当时的中国，要一个人遭殃，何须一定要见到和抓住裤子中的尾巴！
其实一个人的文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完全决定于读书多少和受教育的程度，很多博士说起话来却是一付鲁莽和无知，不同的只是由于有了博士学位讲起蠢话来更是不容置疑和更加自信了。
反右从共产党请求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助整风开始，要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直到党认为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不能再言了，就发生工人农民“不答应”了，走上讲台，要与右派辩论。右派在“工人农民”的讨伐下，不经一击，辩论会很快就变成了右派认罪会。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以中国人不宽恕的民族性格，自然不能息戈卸甲，“控制不住愤怒”的右派的朋友、亲人、和同事，义愤填膺的，跃跃欲试争取进步的，心怀叵测的和心惊胆战的都必须一个个上场，轮番与右派划清界线，表示愤怒，这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斗争会诞生了。
沦斗争会，从五七年诞生，到六十年代，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了。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反右后的任何单位都具有对自己的下属开斗争会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具有将一个下属打成与历史上的奴隶地位一样卑微的地富反坏右的无上权利，无需经过公检法系统批准。这个单位党委无法无天的权利已经使社会上的公检法系统形同虚设，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和生存的中国人，其做人的基本权利实际已经毫无保障，丧弘至尽。
斗争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党的积极分子反而不太上场，愈是亲近的同事、朋友、同学、兄弟、夫妻、愈是要上场，愈要无情。所以从人性上说，斗争会的残忍和冷酷，它的亘古未有，世界独特，正是定位在这第二特点上。
沦为阶级敌人的严酷确实与陷身地狱只在伯仲之间，它超过了法律的任何刑事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它意味着不经任何审判，不允任何辩护，不存在任何上诉可能，一个小小的单位党委，转眼之间就可以令一个人丧失工作，家庭，变为像奴隶一样的贱民。贱民在中国社会的意义就是，不管走到哪里，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残踏你﹐做最苦的工作﹐没有申辩的权利。而且一旦沦为贱民，就是阶级敌人，终身都是敌人，永无期满之日。而且你一旦成为阶级敌人，你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乃至表亲都会从心里真正的恨你，因为由于你，他们的升学，工作分配，分房子，提升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不同的是丘德功没有齐瓦哥医生与娜拉的那份幸运，他的个人命运被文化革命的中国之火差不多完全吞没了，我要尽很大的努力才能在革命的火焰中找到他渺小的影迹。
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没有年代，从字缝中看出的字只是吃人。我的看法有一点不同，吃人很难看出来，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职责就是是将中国历史涂改的面目全非，将关键地方盖的严严实实，让外国人和中国子孙什么也看不出来。
人心充满恐惧，个个心怀鬼胎，不知这次谁该遭殃？ 因为以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VS人性，从共和国的主席，总理，到一个农场的小小农工，哪一个没有辫子捏在上级领导的手里，但是表面上这一个个有辫子被捏住的人比没有辫子的人更想显得没有辫子，更意气风发，更斗志昂扬，这就要比没有辫子的人更起劲的高唱着社会主义好和东方红。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亲自起劲的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周恩来。看着照片和电视中周恩来那种激情澎湃的样子，如果有人能看到在他的激情下面是也是裤子中邱德功说的要藏起来的一条条尾巴在发功，怎么不令人为他难过。贵为国家总理都是这个样子，中国人活着怎么不难啊！
我叙述这个故事时与中国的小说家，回忆家，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对立，没有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没有善良与丑恶的角斗。在丘德功的斗争会上，看不到任何这样清晰的对立，而有的只是对一个已经失去保卫能力弱者的共同残踏和蹂躏。但是对立又是确实存在的，它不是存在人的层面上，而是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对立对于中国人都是大同小异的，无论是丘德功，是汪深，是主持这个斗争会的邵兰新，还是在这个会上这一刻正助纣为虐的一个个参会者，在心的深处，都有一个立足于他们本人经历，个性，良心，形势，压力，利益混合在一起的精确计算和斟酌，使他们在两个对立的结果中游离，彷惶，而最后他们在这个特定场合中的表现，正是他们对这件事件计算和斟酌的最终平衡结果。
当文化革命以雷霆万钧的威摄压过来的时候，个性，良心等等在计算和斟酌中的份量都会被压缩到忽略不计的程度。道德，公平，正义和良心对这些没有基本权利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灾难中，大部分人能够做的，应该做的都是首先保护自己。
直到今天，我童颜鹤发的时候，回头望去，才明白主导着这个暴风雨般的气氛下面，作怪的是每个参加会议人一根根被捏住的辫子和裤子里的藏着的尾巴。说到底，中国人都是有着非常相同思维方法和处世哲学的人，不管是高官，平民，还是罪犯。不同的只是他们在不同的位置，就要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如果将他们互换位置，表现也只是大同小异。
但是这种平静是表面上的，人心中的冬蛰已经在那里蠢蠢欲动了。人的心中往往都存在一种逆反的引诱，这种引诱在困难的时候，叫做希望，在生病的时候，叫做康复，在被压迫的和受到欺侮时候，叫做反抗。在一个暴烈的专制制度下，镇压的残忍使这种逆反引诱愈退愈远，销声匿迹，以至人们都快忘记它了，但是它不可能死亡，因为它的死亡就像征着生命的结束。心理大师毛泽东深知这个道理，他不断用试牙草像逗蟋蟀一样在诱发人们心中的这个魔鬼，使它复活，使它仇恨，使它愤怒，去咬，去撕，去流血。
这些官老爷们在老百姓头上指手划脚，作威作福已经旷日月久了，怎么可能没有民愤呢？不是冤没有头，债没有主，而是需要一把火，一旦大火烧起来，它就会熊熊映天， 毛泽东知道。
几十年后，到了国外，至天命之年后我才明白，问题不是出在不平上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平，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些不平，怎样给这些不平一个出口，否则月积日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爆炸。国外的现代人性，道德，宗教和哲理都主张用宽恕和理性来消除积怨，而毛泽东认为必须斗，他说八亿人，不斗能行吗？所以他让老百姓以牙还牙，你砍我一刀，我就砍回一刀，毛泽东思想与现代文明就在这里分野。
毛泽东使出了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方法，但就这个方法就已足知毛的为人，为达目的而不顾一切。他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放出亿万学生，让全中国的学生不上课了，免费火车，免费旅馆，免费全国串联， 去造反。将周恩来在那里苦苦支撑的国家秩序打得稀巴烂。就这样中国的学生们，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冲向工厂，机关，农场，用他们一知半解的毛泽东语录去套那里的革命，生产停顿了，办公室关门了，官僚们被戴着高帽子游街，这些学生戴着毛泽东的虎威，初生牛犊不怕虎，将全国搞得天翻地覆，最要紧的是他们闹过就走了，没有怕报复之忧，国家陷入大混乱，火终于点着了。 恐怕古今中外，历史将来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想出像毛泽东这样荒唐，恶毒和缺德的方法。
文革形象至今存在各种误导：它的第一个误导就是抹杀了文化革命中最惨烈，最残忍的时期是清理阶级队伍，而说成最恐怖是运动早期的走资派，官员和名人被斗。
它的第二个误导是造成了一个印象，文革中的种种恐怖，包括运动开始时候的冲击名人和游斗官员，其后的武斗，都是造反派搞的，而不是毛泽东号召搞的。
它的第三个误导就是将文革描成是解放以来最惨烈的政治运动，实际情况就它整个运动的情形来看，除清理阶级队伍，其它时期的恐怖是不能与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甚至四清并论的。其根本原因文革前期党组织瘫痪，群众组织只管面上的事情，老百姓不用再思想汇报，不再受积极分子监督，完全处于自管自状态，享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自由。就是参加了群众组织的人，很多只是挂个名，并不参加派战和武斗，他们与在群众组织外面的人构成了大大多数，被称为逍遥派。文革后期林彪死后，更多的老百姓和官僚对政治失去兴趣，政治运动再也发动不起来，加上当官的经过文革老百姓的反弹，除了对造反派镇压不留情外，对老百姓温和多了，这时候不但大部分老百姓享受的自由变得更彻底了，就连我们在改造的反动分子，日子也好多了。
直至今天为止，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林彪，官方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没有人相信林彪要抢毛泽东的权，要政变。同样关于林彪怎么死的，官方也无法给出一个令人能相信的说法，开着飞机逃走，飞机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说法确实连孩子都不能相信。 共产党是不会公布这个真相的，而且随着了解情况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它有没有真相都已经是问题了， 林彪问题只能是一个谜，一个谎话被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上。
我活到这个年纪，对因果报应，宗教信仰，进入了一种超意识的境界：一方面我一生看到很多离奇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命运转化浮沉，隐隐约约感到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在控制一切；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太相信人类为了自己生死和荣华富贵等等疑难问题，所创造的对口回答这些问题的拟人化的上帝。我觉得生死的谜是人类智慧的极限，不管科学怎么发展，永远无法突破，如果突破，就是人类自己的毁灭和终极。
毛泽东时代是人类一支彻痛心肺的悲怆的邪恶交响曲。它是用三种旋律奏鸣的：恐惧，欲望和狂热。
它的基音是恐惧。这种恐惧不来自监狱，那是犯罪人的声音，这种恐惧不来自罪恶，那是行为的报偿，这是一种从共和国的最底层平民到最高层的高官，所有人都被笼罩在内的一种无刻无地不在的巨大恐怖：它来自一个深渊，一个漆黑的深渊，它深不见底，里面传来炼狱的火焰。这个深渊就在他们身旁，他们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里面是一片火海，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听到里面人的呻吟，挣扎，哭泣。它的名字叫做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
为什么成了地富反坏右比圣经中说的得了麻疯病还可怕？因为任何人一旦掉入这个火海，成为这些人，就不会像监狱，有个期限和盼头，他们将再无出去之日；
还因为任何人只要一入火海，他们的后代，亲族，上学，分配工作都要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他们会遭到妻子，丈夫，子女，父母和所有亲族诅咒；
这些人比偷窃，强奸，杀人的人处境还悲惨，因为共产党说犯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这些人是敌我矛盾，是共产党的敌人；
人人都在恐惧，害怕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害怕掉到这个深渊中去，但是谁也不能幸免这种恐惧，不管是国家的高官，将军，元帅，主席，都是说掉就掉：如果有亲族在这个火海，那么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进去；如果出身不好，那么也比其他人更容易被人推进去；
这些容易被推进去的人比其他人加倍恐惧，他们不少人成了疯狗，乱咬乱害人，为了立功，可以得到党的信任，不让自己掉下去。
在这个国家生存，人们失去了最起码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不经任何法律申诉和程序，一个工作单位的头头，就可以将人轻易的送入万劫不复的火坑，反革命，所以它对人的威胁超过了历史上和世界上的任何酷政。在它的威胁下，人们除了恐惧和保护自己不掉进去以外，已经不顾其他的人类感情。
但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可怜，悲惨，正相反，他们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无比幸福的时代，他们感到无比骄傲，他们还觉得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在羡慕他们，都在等他们去拯救，等他们去解放，让他们也能过上中国人这样的幸福生活。
这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我在胡说八道吗？但是这在当时中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大家有些不好意思承认了，史书，小说，电影也都避免谈这些。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感情呢？ 因为他们除了恐惧这个基音，他们还在吹奏另外一个旋律，狂热。
狂热是这个交响曲的高音。
单独的恐惧是不可怕的，单独的狂热也是不可怕的，当恐惧和狂热联合起来作用的时候，就出现了精神原子弹的效果，非常可怕，狂热去生产恐惧，而恐惧反过来放大狂热，使这些狂热恐惧者一个个都变成了暴徒。
在这种效应下，连性格最和善的最有教育的淑女都能拿鞭子去打人，拿刀去杀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打的杀的不是人，是剥削者和他们的反动势力，是党的敌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正跟着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做历史上前人从未做个的伟大事业，在埋葬剥削制度和消灭剥削者。
于是当时狂热的恐惧者充满了中国，试想十几亿的狂热恐惧者，他们都是毛泽东的战士，这是一股什么样的伟大力量，它超过了任何军队，使整个中国变成了狂热和恐怖的海洋。
毛泽东时代还会死灰复燃，重新回来吗？
不是没有可能，重新奏起毛泽东三个旋律的曲子是完全能做到的，但是那将是一个徒有毛泽东之表，没有毛泽东灵魂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骨髓是狂热和激情，毛泽东是一个诗人，除了毛泽东，谁还能让十亿人再燃起那种狂热和激情呢?
问题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现在都不承认他们曾经狂热过，他们可以承认在那个时代他们恐惧过，但不承认他们狂热过， 一个没有狂热的恐惧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吗？ 所以真正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