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受贿入囹圄

本是天朝官二代，红歌高唱进京城。

无端扯进英人案，金印紫袍换木桁。

话说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济南的早晨并不热。天空像一块被反复洗过的布，颜色淡得让人失望。

八时四十三分，王旭光敲响法槌。

那声音并不响，却在大厅里停留了一会儿，像一只迟疑的昆虫，贴在木质穹顶上。随后，它才慢慢落下，落进每个人的胸口。

薄熙来站在那里。他站得很直，几乎有些过分。他的背影让人想起一位刚从会议室出来、还没来得及脱下外套的干部——仿佛这一切只是日程中略显冗长的一项安排。

旁听席上坐着一百余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记者、群众。他们都很安静，像在等待一场并不陌生的天气变化。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声音稳定而流畅，几乎没有停顿。那些年份——一九九九年、二〇〇二年、二〇一二年——像一串已经排好队的数字，从他口中依次走出来。唐肖林、徐明、薄谷开来、薄瓜瓜，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没有感情，也不需要感情。

薄熙来听着，偶尔点头，又很快停住。他否认指控时，用词谨慎，语调平缓，仿佛在修正一份别人写得不够严谨的会议纪要。

庭审持续了一整天。

证人徐明出庭时，灯光显得有些刺眼。他的声音在扩音器里被放大，又显得空洞。那些关于房产、配额、工程款的叙述，像是在讲别人的往事，讲到后来，连他自己也分不清哪些是亲身经历，哪些是已经被反复讲述过的版本。

六时许，休庭。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日常的意义，只剩下“上午”“下午”“继续审理”。证据一件件被出示，录音录像被播放，证言被宣读。每一次播放按钮被按下，都像是有人替过去重新按了一次开关。

王正刚说起那五百万元时，语气带着一种多年后才出现的谨慎。他提到电话、商量、账户，像是在回忆一条早已拆除的旧路。薄熙来承认自己“没有追问”，承认“放任”，承认“应当承担一定责任”，但他说这些话时，神情更像是在讨论一桩管理失误，而非犯罪。

到了滥用职权的部分，王立军出庭。

他站在那里，身体略显紧张，语速却很快。叙述、回答、反问，持续了一小时四十分钟。薄熙来多次说：“记不清了，以检察机关查证的为准。”

这句话在庭上反复出现，像一块被反复使用的橡皮，试图擦掉某些已经写在纸上的痕迹。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法庭辩论开始。

公诉人的结论并不冗长：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数罪并罚。

薄熙来为自己辩护。他的声音依旧平稳，没有提高，也没有降低。他解释、区分、否认，偶尔强调程序，偶尔强调动机。他说话时，目光并不总是看向法官，而是落在桌面某个固定的位置，仿佛那里还放着一份需要他签字的文件。

十三时〇四分，法槌再次落下。

择期宣判。

一个月后，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判决公布。

判决书很长，语言严密，条款清晰。它耐心地记录了每一笔钱的去向，每一次批示的时间，每一项职务的名称。那些细节排列得井然有序，仿佛只要顺着它们向前走，就一定能抵达“真相”。

但在大厅外，秋天已经开始了。

有人匆匆离开，有人停下来点烟，有记者低头整理录音。没有人再提起八时四十三分的那声法槌。

那声音早已消失了。

它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而生活，像往常一样，继续向前。

小史公曰：势，众人所趋；名，众心所寄。势在时，说话自然重；名高处，影子也长。居其位者，所行未必皆出于私心，然一念之纵，可以累身；一事之缓，亦足成祸。及其势去名移，往日之权，反成今日之证。其兴也，众以为不可动；其败也，竟无从自辩。后之读者，当知制度不因一人而立，名位亦不为一身而久。人可以自信，不可自恃；可以处高处，不可忘其下。是其所以足为鉴者也。

有词《梧桐影》赞叹：

重庆锅，秦城饭。今夜薄君谁厚待？教人抚卷长吁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