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阅尽人间事

沧海星槎渡影频，扶风金叶证前因。

牡丹烬里双栖翼，各是红尘炼骨人。

话说一九七八年冬天，北京长安街上的风像刀子似的，卷着沙土往人脸上割。胡同深处一间出租屋，窗户纸糊了三层，风还是从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叫。土炕冰凉，炕席上蜷着个年轻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军裤，膝盖那儿补了块颜色不一样的布。他把手插在裤兜里，摸着那张纸——纸边已经磨起了毛，软塌塌的，可他觉得那东西比铁还沉，坠得他整个人往下陷。

劳教释放证明。

他叫李春平。三十二岁。以前是昆明空军工程兵的班长，入了党，后来转业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保卫科干部。那时候他走在街上，腰杆笔直，碰见熟人都冲他点头。现在他蹲在这间屋里，闻着从窗缝里挤进来的邻居家的饭菜香，胃里一阵一阵地抽。

他试着找过活计。人家一看见那张纸，脸就变了，话也不肯多说一句，好像他是什么脏东西。他站在大街上，看着人来人往，觉得自己像个影子——影子没有分量，踩在地上也没声音。

后来有个熟人跟他说：“你往外国人多的地方去。”

这话像根绳子，他抓住了。

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把那件唯一没有补丁的中山装熨平。他熨得很仔细，领口、袖口，一遍遍地来回推。然后揣着那本卷了边的英语词典，走到北京饭店的大堂里去。他假装等人，眼睛却往那些外国人身上瞟。大堂里暖和，热风吹得他手心出汗，可他不敢脱外套——那件毛衣的肘部破了两个洞。

他等了三个月。

一九七九年春天，北京的杨树刚冒出点毛毛穗儿。一个戴珍珠项链的美国女人走到他面前，用生硬的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像——我的——故人。”

他愣了一下。他外婆是中法混血，他身上有八分之一外国血统，高鼻梁，卷头发。他以前不觉得这有什么，这会儿才忽然明白，这张脸原来也算个东西。

女人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没接。

他说：“谢谢，我不需要。”

那时候他心里还剩下那么一点点傲气。那点傲气像是最后一件干净衣裳，他舍不得弄脏。

可等他回到那间出租屋，看见桌上那封信的时候，那点傲气就碎了。信是怀孕的女友写的，说她不敢告诉家里人，孩子的父亲是个劳教释放人员。

他把信纸攥成一团，又展开，又攥上。纸上洇开几块水渍，分不清是眼泪还是手心的汗。

后来他去英国打工。没干多久就出了车祸，腿坏了，没钱治，草草包扎了一下，拄着拐杖回了北京。他以为这辈子就这么着了。可那个美国女人还在找他。

一九八〇年，他捏着她寄来的机票，登上了去洛杉矶的飞机。飞机落地，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停在他面前，把他拉到了一座带泳池的庄园里。草坪剪得整整齐齐，阳光照在泳池上，亮得晃眼。

女人递给他一份协议。让他以“养子”的身份照顾她起居，不得对外透露两人的关系。他签了。

每天早上，他要量好早餐的温度。六十五度，她习惯的那个度数。白天他给她朗读剧本，有些段落他读不懂，就硬着头皮念。晚上给她按摩双腿，直到她睡着才能走。他不能单独外出，不能跟异性说话。

他站在窗边看外面街上的人，觉得那个庄园像个笼子。镀金的，可还是笼子。

有一回他在书房里发现一个上锁的盒子。他找了个钥匙打开——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轻男人，跟他有七分像。后来女人告诉他，那是她二战时牺牲的飞行员初恋。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红红的，声音抖得厉害：“我找了他三十年，直到看见你。”

他没说话。他忽然什么都明白了。他不是什么故人，他是个影子，是别人的替身。

十年。

他看着她站在聚光灯下风光，也见过她一个人对着那张照片掉眼泪。他想过走。每次他刚有这个念头，她就拿出他家人的照片，轻声说：“你母亲的病，我找了最好的医生。”

他就走不了了。

一九八八年，查出癌症。一九八九年冬天，她躺在病榻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她的手攥着他的手，力气大得不像个病人：“我死后，一切留给你。但永远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同年十一月，他们结了婚。没有婚礼，只有两个人，一张纸。

一九九〇年七月，她死了。遗嘱上写，百分之九十的财产留给他。

他站在空荡荡的庄园里，那些值钱的东西摆了一屋子，他觉得心里也空荡荡的。

一九九一年，他回了北京。十三年前他从这儿灰溜溜地走了，十三年后他坐着汽车回来的。在建国门买了豪宅，一千五百平米，里头摆着明朝的花瓶，醇亲王用过的柜子。他家门口天天排着要钱的队，连保镖都借他的名头开了公司。他到处撒钱，有人说他挥霍，有人说他慈善，二十年捐了六个多亿。

有老朋友私下说：“他发钱是一种发泄。”

他自己也知道。痛快过了，还是空。

二〇一六年，查出阿尔兹海默症。脑子慢慢不管用了。身边的人开始围着他的钱打转。助手带他去澳门，欠了一个亿的赌债。刚来两个月的保姆带着他去办了结婚登记。亲妹妹把他告上法庭。还有个给他生过儿子的女人也来争。最吓人的是那年十月二十五号深夜，七辆车开到疗养院，二十多个人冲进来把他带走了。二十五小时后警察找到他，他眼神呆滞，只记得自己“签了很多合同”。

后来他常泡在洗浴中心里，身边围着一群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亲人。钱一点一点被掏空。等钱差不多没了，他被送进医院。死的时候，身边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从头到尾，他没说过她的名字。

有人猜是赫本，有人猜是嘉宝。他在自传里否认了。他只说她是三四十年代的影星，有过两次婚姻，财产来自父亲和前夫。人们翻来覆去地查，觉得最可能是玛丽·马丁——百老汇演《彼得·潘》和《音乐之声》的那个，第二任丈夫是派拉蒙的制片人，一九九〇年九月死于癌症。年纪、时间、经历，都对得上。

可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长安街的风还刮着，胡同里的日子还照常过着。再没有人看见那个揣着英语词典、站在饭店大堂里假装等人的年轻人了。

他这辈子，起落浮沉，热闹了一场，最后什么也没落下。

风一吹，那些事就散了。

小史公曰：李春平的一生，确是一部传奇戏文，墨迹间却透着是非的影。你看那浮沉轨迹，说是造化弄人也可，说是自己走的路也通。街谈巷议里，有人艳羡那陡然泼天的富贵，叹一声“不枉此生”；也有人冷眼觑着他攀附朱门，只道是得失之间，连算盘珠子都拨不响。可怪的是，他竟也懂得从金窟里掏出些良心钱来，洒给那些倒在路旁的——这一笔，倒像是昏黄账簿上唯一鲜亮的朱批。人生这台戏啊，唱到热闹处忽而偃了旗鼓。春平这番遭际，原是世上少有的；至于台下的看客们要如何喝彩或倒彩，便由着他们去罢。

有词《梧桐影》赞叹：

鬓染霜，归程邈。散尽浮名寻故根，余生只恋长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