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子定居美利坚

红岩顶上红梅放，江姐英名照汗青。

一纸遗书托幼子，凯歌高奏唱我听。

话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有一部小说在各处流传，人们茶余饭后偶尔会谈起它。书里写的是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国民党在重庆对共产党人的镇压，还有那些藏在暗处的地下工作者。这部书叫《红岩》，后来有了歌剧，有了电影，书里的女主人公江姐，渐渐成了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没人会大声颂扬她，只是提起时，语气里总会多几分沉郁的郑重。

江姐赴死之前，写过一封短信，是托给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带出去的。没人知道黄茂才是她在狱里悄悄联络上的人，就像没人知道，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看守里，也藏着一丝微弱的善意。那封信折得很整齐，边角被指尖磨得发毛，像是反复摩挲过许多次。

信是写给竹安弟的，字迹很稳，只有几处墨痕稍重，能看出写字时，手或许微微抖过。

“竹安弟：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在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个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希望这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王八的来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现在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再强也不可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大方的给它三、四月的命运就会完蛋的。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又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的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可能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竹姐 8月26日”

竹安弟叫谭竹安，是江姐丈夫彭咏梧发妻谭正伦的弟弟。没人会特意说起这段复杂的亲属关系，就像没人会轻易提起，革命者的生活里，除了信仰，还有许多扯不清的无奈与愧疚。

彭咏梧在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做事，对外是个普通职员，内里却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委员。当年组织让他以单身青年的身份进去，住集体宿舍，日子久了，才发现这样根本没法开展工作——人多眼杂，一句无心的话，一个多余的眼神，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信托局有规矩，有家眷的人能申请独立住房。彭咏梧起初想把发妻谭正伦接来，可转念一想，一旦联系，过往的痕迹就会被牵扯出来，身份迟早会暴露。组织上得知后，让他彻底和家里断绝往来，还给他找了一个“彭太太”，帮他掩护身份。

这个女人就是江竹筠，人们后来都叫她江姐。她入党四年，读过书，识得字，比彭咏梧更懂如何在复杂的环境里藏好自己。那时候她还没结婚，接到这个任务时，没有丝毫犹豫，只是点了点头，说“好”。没人问她愿不愿意，她自己也没说，仿佛这件事，就像每天要吃的粗茶淡饭一样，是必须承受的。

白天，他们是恩爱的夫妻，一起吃饭，一起出门，应对着各色人等的打量；到了晚上，就分房而睡，各自想着自己的事，偶尔在灯下碰个头，说的也都是工作上的琐事，语气平淡，没有多余的温情。可日子久了，朝夕相处的陪伴，终究还是在两颗坚硬的心里，磨出了一丝柔软。

后来，彭咏梧的老家被日军炸了，发妻谭正伦和两个孩子，都没了。消息传来的时候，彭咏梧坐在灯下，一夜没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蒂堆满了桌面。江姐没有劝他，只是默默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他手边，然后坐在对面，陪着他一起沉默。那一刻，他们不再是并肩作战的同志，只是两个被命运伤害过的人。

一九四五年，经组织批准，他们正式结为夫妻。没有婚礼，没有祝福，只是两个人一起，在一张纸上签了字，然后继续过着那种半真半假的生活。第二年四月，他们有了儿子，取名彭云。孩子的出生，给这间冰冷的屋子，添了一丝烟火气，也让他们多了一份牵挂——这份牵挂，既是软肋，也是铠甲。

一九四六年的一天，彭咏梧在街上走着，突然听到有人喊他“邦哥”。这个名字，是他早年用过的，知道的人，只有家里人。他心里一紧，循声望去，看到了谭竹安。

谭竹安是个进步青年，可看到姐夫身边站着别的女人，还是红了眼，语气里满是愤怒与不解。彭咏梧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倒是江姐，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主动走上前，平静地说起了她和彭咏梧的过往——从同志到战友，从默契相伴到结为夫妻，没有刻意辩解，也没有刻意讨好，只是如实说着。

“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她看着谭竹安，眼神坦诚，“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

谭竹安愣住了，他以为江姐会辩解，会示弱，却没想到她如此坦荡。那一刻，他心里的愤怒，渐渐变成了敬意。后来，他便一直叫她竹姐，就像对待亲姐姐一样。

一九四七年，江姐给谭正伦写了一封信。她没有隐瞒，把自己和彭咏梧的一切，都写在了信里，还嘱托她，若是方便，来重庆照顾彭云。她知道，自己欠谭正伦太多，这份嘱托，既是信任，也是一种愧疚的弥补。

一九四八年一月，彭咏梧被叛徒出卖，牺牲了。消息传到江姐耳朵里的时候，她正在缝补彭云的衣服，针脚顿了一下，指尖被针扎破，渗出一滴血，她只是轻轻擦去，继续缝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听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消息。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夜里躺在床上，闭上眼，全是彭咏梧的样子。

二月，谭正伦来了。她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从老家赶到重庆，二话不说，就接走了彭云。她知道，这是江姐的牵挂，也是彭咏梧的牵挂，她必须护好这个孩子。后来，江姐也被捕了，敌人想抓住彭云，以此威胁江姐，可谭正伦带着彭云，东躲西藏，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搜捕，硬生生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重庆解放了。那天一大早，谭正伦就给彭云擦洗干净，抱着他，语气里带着一丝颤抖的欢喜：“云儿，我们要出头了，你妈妈就要回来了！”

彭云还小，搂着谭正伦的脖子，一脸迷惑：“妈妈，您就是我的妈妈啊，哪里还有一个妈妈？”

谭正伦抚摸着他的头，眼里满是怜爱，声音轻轻的：“我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叫江竹筠，我们现在就去找她。”

那天起，谭正伦背着彭云，走遍了磁器口、红岩村，走遍了所有的脱险同志登记处，一遍又一遍地问，有没有见过江竹筠。可一连三天，没有任何消息。

她红着眼，咬着牙，叫上谭竹安，去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那里一片狼藉，空气中还弥漫着血腥气，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寻找，终于，在电台岚垭，看到了江姐的遗体。谭正伦再也忍不住，抱着遗体，失声痛哭，痛不欲生。不久后，她又得知，彭咏梧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壮烈牺牲了。

两个亲人，接连离世，噩耗像两座大山，压得谭正伦喘不过气。她看着身边的彭云，看着自己的儿子炳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能倒下，她要是倒下了，这两个孩子，就真的没有依靠了。

谭正伦做过文字工作，以她的条件，完全可以进机关单位，过安稳的日子。可她为了照顾彭云，主动去了彭云所在的重庆市立第一托儿所，做了一名保育员。日子过得清贫，可她从不抱怨，只是一心一意地照顾着两个孩子。

她对彭云很好，却从不溺爱。她一直记得江姐信里的话，“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彭云自小就很懂事，自己洗衣服、补衣服、钉纽扣，凡是自己能做的，从不麻烦别人。他的成绩很好，一直名列前茅，没人特意提起他的身世，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孩子，和别人不一样。

一九五九年秋，彭云考入了巴蜀中学，入团后，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学校给他们班派了最好的老师，给了最好的学习条件，市里有什么活动，也总是先想到他们班。彭云没有辜负这份优待，学习依旧出色，不管什么竞赛，总能拿到好名次。他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可身上，总有一股韧劲，像江姐，也像彭咏梧。

一九六五年，高考放榜了。彭云考了四川省的理科状元。谭正伦看着成绩单，那张向来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她问彭云：“想要报哪所学校？”

炳忠早就考上了四川大学，那是江姐的母校。以彭云的成绩，别说四川大学，就连清华大学，也能轻松考上。可彭云几乎没有犹豫，说：“哈军工。”

谭正伦愣了一下。她看着彭云，身材瘦小，还架着一副六百多度的眼镜。哈军工是军校，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极高，最低也要满足陆军服兵役的条件，彭云这样的身子骨，怕是过不了体检。可她没有泼冷水，只是点了点头：“想法很好，就是哈尔滨太远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果然，第一轮体检，彭云就被刷下来了——他只有九十二斤，太瘦弱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彭云这辈子都和哈军工无缘的时候，哈军工的院长刘居英少将，得知了彭云的情况。他沉默了许久，最终拍板，破格录取彭云。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或许是怜惜这个孩子的身世，或许是敬佩江姐和彭咏梧的牺牲。

入伍训练的时候，彭云很刻苦。他知道，自己能进哈军工，靠的不仅仅是成绩，还有烈士遗孤的身份，还有院长的破格提拔。他不想被人看不起，不想辜负那些信任他的人，更不想辜负江姐的嘱托。每天，别人练一个小时，他就练两个小时，不管多苦多累，从不抱怨，也从不放弃。

训练结束后，他被送到了驻齐齐哈尔榆树屯村的陆军第二十三军六十九师当兵。学院考虑到他的安全，让他化名李实。可没过多久，就有细心的战友认出了他，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团。

团里向学院请示，希望能公开彭云的真实身份，还想让他给全团的干部战士，做一次传统教育报告。学院同意了。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二〇六团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彭云站在台上，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讲述自己的身世。讲到江姐的时候，他顿了顿，声音很轻，也很平静：“对母亲，我没有一点直观的感觉，家里，只有一张我和爸妈的合影。”

一句话说完，礼堂里鸦雀无声。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咳嗽，只有窗外的风，轻轻吹过，发出细微的声响。所有人都看着台上那个瘦小的年轻人，眼里满是敬佩与怜惜。

大学期间，彭云认识了易小治。易小治的父母是老干部，外公是杨开慧烈士的舅舅。他们很合拍，渐渐相爱了。大学毕业后，彭云去了沈阳的一家工厂，做了一名工程师。他在沈阳，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重庆的谭妈妈。每个月发了工资，他都会全部寄给谭正伦，厂里发的猪油、白糖、罐头，他也省下来，要么邮寄，要么托人带到重庆，给谭妈妈和哥哥。

谭正伦一辈子节俭，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吃了太多苦。她有高血压、哮喘、风湿病，多年来一直没怎么治过，疼的时候，就咬着牙忍过去，从不让孩子们担心。

一九七三年春天，彭云去了北京，和易小治登记结婚。拿到结婚证的那一刻，他们没有多停留，立刻买了火车票，回四川看望谭正伦。

谭正伦看到易小治，看到这个穿着军装的“儿媳妇”，笑得合不拢嘴。她拿出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请了几个亲朋好友，给他们补办了一场简单的喜事。没有排场，没有热闹，可屋子里，却满是温情。

夜里，谭正伦把彭云和易小治叫到房里，拉着他们的手，眼里满是欣慰，也满是感慨：“如果你爸爸和亲妈妈要是还活着，看到你们这样，该多好啊。”她顿了顿，声音轻轻的，“你们江妈妈的嘱托，我算是完成了，以后，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妈妈我现在就算是死了，也放心了。”

彭云和易小治的眼眶都湿了。就在这时，彭炳忠和妻子梁素英叩开了门，笑着说：“妈妈，大喜的日子，说什么不吉利的话？您还盼着抱孙子呢，小云和小治，很快就会满足您的心愿的。”

第二天一大早，一家人去了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谭正伦坐在中间，彭云和易小治站在一边，彭炳忠夫妇抱着女儿站在另一边，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这张照片，成了他们一家人最珍贵的回忆。

彭云和易小治在家住了很久，直到假期结束，才准备回北京。临走前，易小治搂着谭正伦，撒娇似的说：“妈妈，我和小云先走，等我们在北京安顿好，就让哥哥送您过去，我们一定好好照顾您，您等着我们。”

谭正伦点了点头，眼里含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路上小心，到了北京，记得给家里写信。”

一九七四年，彭云和易小治的儿子在北京出生了，取名彭壮壮。谭正伦得知消息后，高兴得睡不着觉，连夜给孩子做了几件小衣服，寄到了北京。

一九七五年，彭云调到了四机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终于，他们一家人，能在北京团聚了。彭云和易小治开始忙着收拾房子，准备接谭正伦过来，好好尽孝。

一九七六年，他们给彭炳忠夫妇写了信，说了接谭正伦去北京的事。谭正伦收到信后，逢人就说：“我的孩子们，真是有孝心啊。”她开始收拾行李，心里满是期待，期待着去北京，和孩子们一起，过安稳的日子。

五月三十日，是她动身的前一天。老朋友林向北邀请她，和几个好友聚一聚，为她送行。饭桌上，大家都笑着说：“幺姐，你这一辈子，吃了太多苦，现在终于苦尽甘来了。”

谭正伦笑得很开心，说了很多话，回忆着过去的日子，也憧憬着未来的生活。那天晚上，她住在彭炳忠在四川大学的家里，依旧兴奋得睡不着觉，拉着彭炳忠夫妇，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

深夜十一点，谭正伦突然大喊一声：“头痛！”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医生初步断定，是突发性脑溢血。彭云和易小治收到消息后，立刻赶往成都，可等他们到的时候，谭正伦已经溘然长逝了，年仅五十九岁。

彭云跪在谭正伦的遗体前，没有哭，只是静静地跪着，一动不动。他想起了谭正伦的笑容，想起了她的叮嘱，想起了她为自己做的一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他知道，自己又失去了一个亲人，一个视自己如己出的亲人。

一九七七年，高考恢复了。彭云报考了中科院计算机学院，考上了研究生。他依旧努力，依旧刻苦，就像小时候一样，用忙碌，掩饰着心里的伤痛。

一九八〇年，彭云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后来，他拿到了博士学位。那时候，人工智能刚刚起步，像他这样的人才，在美国很受欢迎。

毕业的时候，他发表的论文，惊艳了整个马里兰大学。学校给了他一份教职，邀请他留下来，继续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彭云犹豫了。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心里清楚，祖国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可他也知道，美国的研究环境，更适合他做出成果。

“我可以做出一番成果后，再回来报效祖国。”他这样对自己说，然后，接受了学校的邀请。

一九八七年，彭云回国了，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可他发现，国内的研究，要么侧重理论，要么侧重实际运用，中间的衔接部分，涉及得很少。他觉得，这里的环境，并不适合自己。

恰巧，美国一家知名出版社看中了他的博士论文，邀请他去担任第一作者。彭云再次去了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在美国工作，在美国生活，渐渐定居了下来。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回国，为什么没有遵守母亲江姐的遗愿，以建设新中国为志。彭云只是笑了笑，语气平淡：“美国的研究内容，比较适合我。原本想的是，做出点成绩再回国，可还没等做出来，就老了。对于母亲的遗愿，我只完成了一半，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点成就，可为国家做的贡献，的确不够。”

他的话，听起来很真诚，可到底是言不由衷，还是应付场面，没人知道。或许，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有时候，彭云会坐在窗边，看着远方，手里拿着那张唯一的全家福，看着照片上谭正伦的笑容，看着照片上那个懵懂的自己，心里满是愧疚与无奈。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偏离了父母期望的轨道，可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到底是遵循父母前辈的意愿，走完一生，还是跟着自己的心意，选择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像那些曾经为了信仰奋斗的人，他们或许也有过犹豫，有过挣扎，可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认为正确的路。

日子依旧一天天过去，人们偶尔还会谈起江姐，谈起《红岩》，谈起那些牺牲的革命者。只是，很少有人会谈起彭云，谈起那个没有遵守母亲遗愿的儿子。命运的无奈，人性的复杂，终究会被时光掩埋，只留下一丝淡淡的惆怅，在岁月里，轻轻流淌。

小史公曰：太史公曰：忠烈托孤，义妇承志，此诚天地之纲常也。江姐临危寄书，嘱子继志；谭氏舍己抚孤，克绍薪火。然彭云负笈海外，虽成学术之功，终违慈母“建设新中国”之遗训。呜呼！家国大义与个人殊途，岂非时代裂变之缩影耶？

有词《梧桐影》赞叹：

英烈儿，红旗下。留学定居山姆家，无心报国兴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