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留置的日子—-10

十一）何去何从 

阿龙回来了，他给我的护照上补了进入缅甸的边检印章。边检的章很重要。从中国任何一个口岸出境时都会在中国护照上盖一个注明日期，地点的章，这个章的印泥很特殊，防伪，耐造。曾经有人试过，经水洗时纸张破了印章还不褪色。有了中国的出境章，再有进入国的印章或者输入电脑的纪录（有许多国家进出不盖章），在出境时才不会被阻拦。不然，缺失一个小印章会带来一个大麻烦。不仅不能出境，还会以非法入境立即被扣押。 

订好了从仰光飞洛杉矶的机票，归心似箭，把原计划在首都内比都游玩取消了。 

在去仰光的路上，我接到小颖父亲的电话，愕然。 

小颖是我儿媳。在美国做牙医助理。她和我儿子结婚六年，育有一子一女，家庭和睦。小颖非常懂事能干，孝顺善良。上个月她爷爷重病，她赶回山东青岛，陪了爷爷最后一程。她父母都是国内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一辈子在医学院和医院，门诊到病房转圈，都是忠于职守，与世无争的专业人士。 

小颖父亲打电话告诉我，小颖今天飞香港，准备乘下午的飞机回洛杉矶，可在国内出境时被拦下了，给的原因是有经济问题待查，不能离境。也就是说，把她边控了。

 她在国内仅仅暂住一个月，不可能有经济问题，边检的警察和边控发布单位联系后，告诉她，不是她有问题，是因为我的原因，暂时限制她离境。 

我非常气愤，这些人怎么这么卑鄙呢？什么年代了，还在搞株连九族。 

小颖是我的家人，我不能置之不理。如果我去了美国，小颖回不了，丢下一儿一女，何时能见面难说。小颖的父母要我不考虑这些快去美国，老婆和儿子也是这个意见，说我先过去，小颖的事下一步再说。他们都认为不管怎么样，无非是把小颖作为人质，不会对她过分的。但是越是这样说，我越觉得不能以我的事影响小颖和家人。在现在执法者处理事情经常采用极端方式，越来越没有底线的情况下，小颖的事，我不能有侥幸心理。 

精准的把小颖边控说明有人很早就调查清楚了我的一切情况，知道我的软肋，提前采取了措施。 

回到了凯旋大酒店。 

左思右想，我买张不实名的电话卡，好在这里满街都有，给邵主任打电话。 

邵主任接了，说了句，讨嫌的诈骗电话。挂断了。 

虽然我只是哼了一声，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他肯定能听出来了我的声音，这个敏感时刻，他不会傻到用自己号码和我通话。

在现实中国，每个位置重要一点的大小干部都会防备自己的电话被监听。包括我也是一样。其实很悲哀，每天，我们说着一个模子嗑出来的套话，官话，手握关乎钱，物，人的权力，按森严的等级序列斡旋于上下级之间，努力给自己塑造出一副清正廉洁的形象，必要时还得显示不可一世的官威。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有无数双警觉的眼睛，通过现代发达的科技手段，透过身边的电子设备，以及上下左右居心叵测的人心，把我们监控得严丝合缝。不过，有用吗？每个混在体制内的人都练就了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基本功。

 邵主任是我的知己，十几年前我被下派到一个山区县里当副县长，他是那个县纪委办公室主任，我俩非常投机，我在那个陌生的县城里工作生活都得到他很多的帮助。一年期满我回省城，他时常来看我，通过我认识了省委组织部和省纪委的朋友，很快被调到了省纪委工作。参与经办了很多大案要案，现在他已经是厅级的省纪检委办公厅主任。除了工作上需要保密的事情，其他方面我们无话不谈。

 在他升职的关键节点，他找我拿了五十万，去打点某个关键人物。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关系是到了极端互相信任的程度？ 

所以，如此关键时刻，也会想到找他。 

过了一阵，他用一个隐秘的号码给我打回来了。 

毕竟是纪监委的人，他知道一些内部信息。 

在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招标结束后，马公子发誓要搞倒我。 

他表哥指示严查。第十审查调查室组织专班落实。 

他们反复研究我提交的关于工程招标过程报告，对比各种证据、材料，实在找不出破绽。就把调查的范围扩大，追溯我十几年工作中细节，过去的经历，以及我来往密切的朋友和社会关系。正值省里一把手一直在找周省长的毛病，也希望把我作为深挖周省长问题的突破口。所以周省长鞍前马后的这一圈人都进入他们暗查的视野。巧在对我们布好密不透风的大网之时，陈厅长和丁书记率先暴雷，一把手立即发力，马公子多方协助，把周省长调去北京任职，对我们的清查就敞开了大门。所以在拿到了张秘书长诸多贪腐实证之后，计划把他和我留置，他们相信，以留置室的威力和审讯的压力，我一定会很快认罪伏法，把我们的问题与周省长能够联系上，挖出黑料，就拿下一个重大反腐窝案。即立了大功，又报了小仇。

 不想我跑路了。打乱了他们计划，匆忙之下，把徐副主任，鲁书记留置了，同时把他们下属，来往密切的工商人士也留置了一些。 

我提了个疑问，现在是法制社会，对我们这些党的干部，和余斌那样的企业家，动辄留置，这合乎法律程序吗？ 

邵主任简要地给我普及相关知识。 

根据1994年党的规定，对党员干部的审查是由纪委实行双规，然而随着党领导地位逐步加强，越来越强，反腐倡廉，越抓越多，而执行双规措施限于党员，对非党员还得靠检察院的反贪局配合，甚是不便。故2018年出台了监察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纪委和监察委就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了。以留置取代了双规，至此拥有绝对权威，绝佳手段。无论什么人，只要党认为有问题，即能挥舞留置这个好武器，降妖伏魔。

 对于留置必须要认识到：纪监委是政治机关，不是司法机关。监察行为是政治行为，不是司法行为。所以留置不同于公安的拘留。不能拿刑事思维看待监委调查。刑事拘留有较短期限，如果不能证实有罪，未批捕，就应该释放。而留置期可以长达一年多。留置期间不能取保候审，律师不能介入，基本上和外界处在隔绝状态。而且留置不和你讲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留置以后你也没有沉默权，监察法规定了只有如实交代的义务。所以，留置的范围，威力，作用是远超双规的，它是权力高度集中，封闭高度严密，时间充分加长的高效手段。能无死角，无顾忌的满足调查的需要。

 至于对余斌那样的民营企业家，更是纪监委热衷留置的对象，因为，留置一个干部，一般只能查到他一个人和他上下一条线的人，而一个企业家，因为他需要和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领导打交道，极有可能会查出一批人，同时，企业里有台账，有银行流水，便于收集证据。更重要的，他们大多数涉及巨额资金，纪监委搞留置也是有很大的成本和费用，从经济角度来看，留置企业家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更容易帮助纪监委完成工作目标和经济指标。 

所以，留置是党为纯洁队伍，反腐倡廉的必要措施。也是纪监委最得力的武器。当然，中国是个法制国家，纪监委通过留置，是为了查清问题，查清后，组织处理了，然后移交司法部门，定罪量刑。这也是我们制度优越的体现。 

这是他的说辞，我可不是这样想。现在的中国党的家法横行天下，还敢舔着脸自称法制社会。这么多年的反腐，几百万干部变成了大小老虎，大小苍蝇。整治手段越来越严历，可是越抓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好比一个冰箱坏了，不能制冷，所以放在里面的肉臭了。管事的人不修复冰箱的制冷功能，不停的塞新鲜肉进去，把臭肉拿出来。不断地改进各种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臭肉，甚至制造臭肉。除了宣传清除臭肉之多并引以为荣，还要鼓吹自己的冰箱性能优越，天下第一。 

我特地问，据说留置是个非常慎重的事情，必须有了真凭实据，再经相当级别领导批准，才能施行。

邵主任冷笑，省一把手和纪委书记都盯着你们这群人，还需要更高的领导批准吗？

 我请邵主任给我出主意，我现在怎么办。 

他建议我回来，因为他了解我，知道我平时不贪不腐，没有亲属在国内利用影响力牟取利益，或者权钱交易。所以我不会有太大问题。另外，如果我跑去美国，很可能永远不能回国内了，在美国的身份也不一定容易办理。何况，小颖和她父母以后都很难再出境。当然，如果我有隐瞒的罪行，可能会有多年牢狱之灾，那就得好好权衡一下。

 该怎么决定，我又向常征请教。 常征说我往哪里走取决于两点：1，我是否确实没有任何问题，包括我的部下，亲属，朋友都没有可能连累我的问题。2，我有无坚强意志能够抵抗留置室的折磨和别有用心的审讯。如果这两点敢肯定，大胆回去无妨。如果有人对我制造冤假错案，只要我据理力争，不退缩。他会出力帮助我。 

告诉邵主任我决定回来，他提醒我，不能直接从关口入境，因为我一现身立即会被扣押，通知省里派人去押解。这样容易被理解是追逃回来。最好，是我想法避开边防口岸，回到国内后，他打个报告说我要投案自首，然后他来昆明接我，一起回来。 

我同意他的建议，我问过阿龙，经原途径返回国内易如反掌。但是，我很反感我回去自首这一说法，我不是罪犯，连犯罪嫌疑人都算不上。是有人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要抓我，我躲避这种无妄之灾不是违法犯罪。

 邵主任也认可，改口说是经他联系，我主动同意回来配合组织的调查。

 心里有个小疑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圈子里朋友大多数都有麻烦，而邵主任却平安无事，潇洒自如。但是，多年的友情，冲淡了怀疑。

 我还让邵主任帮我确认了，如果我回来，对小颖的边控立即解除。

 二天后，我和邵主任在昆明长水机场航站楼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