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故乡与信仰的暗流 ——三位学者关于皈依、文化与人性的对话录

【摘要】

这篇对话录汇集了旅居奥地利的作家冯知明（云梦泽人）、身处美国的工学博士康森厚（出山）以及身在武汉的研究者唐玉文（一文博士）三位学者的深度对谈。对话以冯知明小说《云梦泽》中的传教士形象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灵魂安放、道德准则及历史观上的碰撞与交融。

一文博士分享了从儒释道“自我修养”转向“因信称义”的生命体验，强调这种全然的交托让个体从纷繁的人际内耗中获得释放。出山博士则从神学高度阐释了“人的义”与“神的义”的区别，指出信仰并非追求虚伪的完美，而是在接受人性不完美的前提下寻求救赎。

 云梦泽人通过文学创作中的文化排异现象，揭示了底层江湖如何成为福音扎根的独特沃土。

三位学者一致认为，灵魂的故乡并非某个具体的地理坐标，而是一种在历史风浪中被理解、被接纳的精神状态。这场跨越三大洲的对话，不仅是对宗教教义的辨析，更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情回望，展现了知性与灵性在当代语境下的和谐共振。

引子：多瑙河畔、墨水湖畔与俄亥俄书斋的灵性回响

二零二六年三月，维也纳的多瑙河冰层初解，武汉的墨水湖畔柳色新新，俄亥俄的雪线尚未退尽。三位游走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思想者，在三块大陆的三个时区，围绕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展开对话：当一个人面对上帝，他的灵魂究竟发生了什么？

云梦泽人冯知明身在欧洲心脏，却怀揣着对中国乡土的深沉眷恋；出山博士康森厚从工程科学走向信仰书写，在理性的尽头寻找启示；一文博士唐玉文刚在信仰的门槛上仰视，内心的震颤尚未平复。他们谈论的，是个人皈依的隐秘体验，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是人性在神圣面前的软弱与坚韧。

这是一场没有地理边界的对话，也是一次灵魂深处的相互聆听。

一、因信称义：从自我修养到全然交托

云梦泽人：一文兄，你在三月十二日发给我的那段文字，我反复读了几遍。你在汉阳圣光堂礼拜时的体验，让我想起三十年前在德国杜宾根第一次认真接触《圣经》时的情景。那时我面对的是理性的困惑，而你面对的是灵魂的安放。你说“因信称义”这四个字，用逻辑和理性永远无法理解，却在祷告的瞬间体会到了。我想知道，这种体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文博士：云兄，这确实难以言传，但我试着描述。在教堂和信众之间，我发现自己面对人际关系的视角完全变了。过去，我依赖儒家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道家的“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佛家的“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来修心，用理智说服自己原谅那些背叛、欺骗、误解带来的伤痛。但那些东西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掩盖了，时不时还会窜出来戳我一刀。

但在祷告中我突然明白：当一个人沉浸在神的爱和护佑中，这种爱是百分之百可以依赖的，不带任何条件。从此，神之外的人对你的看法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不会再去计较别人如何待你，因为你的价值不再建立在他人的回应之上。这就是“因信称义”在我生命中的显现——不是靠自己的修养去原谅，而是从神那里获得爱，然后自然流向他人。

出山博士：一文兄的这个体验非常令人感动，让我想起《罗马书》中保罗的话：“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很多时候是从神学教义的层面，理性地理解“因信称义”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一个法庭式的宣告：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上帝称我们为义。诚然，这一点完全正确，但“因信称义”更深层、更伟大和更令人震撼的意义却在于：我们做为被造物的个人，曾经在上帝面前走迷了路而失丧了的浪子，重新找到了一直期盼我们回归的慈父，回到了祂的家里，与祂重新建立了“真实的关系”-“父子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的建立，将我们的一切都改变了。祂在我们的灵魂里放进了一个“新生命”，尽管这个新生命还很幼小，但他会在父神的家里由父神不断在爱里的引导、呵护和管教（当然有惩罚）不断长大；同时我们的老生命在上帝的眼里已经是死去的，我们已经死去的老生命“复活”转化多少，我们的“新生命”就长大多少。这一切都是在与上帝真实的、亲密的父子关系中发生的。

这与我们东方传统文化强调的修身克己，成圣成佛，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的这些传统文化没有告诉我们的根是从哪里来的，没有告诉我们是上帝创造的，祂是全善、全美、全真、全知的父；没有告诉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离开父家而流浪的浪子。我们的这些传统文化当然也不会告诉我们怎样寻找创造我们的父，怎样回归我们的父家。这些传统文化只告诉我们，我们要靠自己极其有限的理性、悟性和能力，在人性的巨大黑暗中自己摸索、自己感悟和自己攀登救赎自己的难以企及的救赎高峰。这使得我们会马上想到一个比喻，在地球的巨大引力面前，我们正试图揪住自己的头发，想要脱离吸引我们的地心引力。

圣经《罗马书》说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立志行善由得了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正是我们人性救赎的困境所在。所以，基督信仰的核心，是我们接受自己的被造和有限属性，认识到自己无法靠自我攀登到人性被救赎的高峰，然后被上帝救赎，是自己与上帝的对话，而我们的传统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

我在《义人的救赎》中写约伯，正是想探讨这个困境：约伯在苦难之前没有犯罪，行为表现好像一个完人，达到了做为一个有限的个人所能达到的自我救赎的极限，被上帝高度赞扬。但当苦难来临之后，虽然他在口头上一直没有弃绝上帝，但他在三位挚友的指责和长久辩论中，逐渐显露出了他人性最深处的自满、自怜、自义、骄傲和随意定罪他人的特质。而这些特质并不是约伯特有的，他的三个朋友具有，我们整个人类同样具有，只是在有限的景况下被我们的所谓“好行为”掩盖了，正像一文兄说的“时不时还会窜出来戳我一刀”。这正是人间智慧的局限。而上帝最后给约伯显现时，不是解释苦难的原因，而是显现祂自身。当人遇见上帝后，在上帝的光照下，问题的性质就变了，我们就看到了真正的自我，那个有限的自我，那个不堪的自我，那个不能自救的自我，那个需要依靠上帝来救赎的自我。

云梦泽人：你们二位让我想到一个词——“内耗”。一文兄说儒释道的修养有时会变成自己与自己的较量，这很精准。我年轻时读《圣经》，更多是从文学角度欣赏它的叙事力量，比如大卫的诗篇、约伯的哀歌。但你们现在谈的，不是审美，是存在本身的问题：人如何安放那颗躁动的心？

二、十字架与云梦泽：信仰进入文化的曲折路径

云梦泽人：说到文化的碰撞，我在《云梦泽》中写了一个十九世纪来华的德国传教士老穆勒。他初到云梦泽时，乡民视他为妖魔，他背上的十字架被人贴上符咒。三娘只因去洋教堂掌灯一月，便名誉扫地。这种排异反应，究竟是愚昧，还是某种文化自卫的本能？

出山博士：我在读你这部分描写时，内心很有感触。我在想，这些正体现出了基督信仰与这个世界上价值观的根本不同之处。在这个世界上，做为一个个人的价值，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其人是否成功、是否可以出人头地、是否有能力掌控别人、是否可以改变世界；做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民族或者国家是否强大、是否富有、是否有霸权、是否领导世界潮流。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民族国家，如果我们具有上面提到的这些，我们就以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为这个人感到骄傲，或者为这个民族和国家感到骄傲。其中心点就是在高扬个人的伟大，或者民族国家的伟大。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我们忘记了，人类的存在和得以延续首先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要赐恩典给世人，同时与世人在爱里同在，在爱里享受这种同在。我们也没有意识到世人是被造物，上帝是造物主，我们应该在造物主面前谦卑和顺服，才能享受上帝的恩赐。我们失丧了，我们背离了上帝。

但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要救赎世人，除去人的罪，就是要让世人重新认识自己背离了造我们的创造主，重新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重新回归上帝。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就做了在上帝面前谦卑和顺服的表率，做了众人的赎罪祭。正如圣经所言：“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 2：6-11）

正因为基督福音的价值观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相反，所以，知明兄所说的这种文化排异并非中国特有。福音所到之处，都会遭遇当地文化体系的抵抗。问题是，这种抵抗如何被消解？你在小说中安排老穆勒脱下教袍、拿起渔网，学会打鱼摸虾，这让我想起使徒保罗的话：“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 9：22），将基督的福音能够以世人能够易于理解并接受的形式，正确地传讲给他们，这是一种极高智慧的本土化策略。

一文博士：出山兄提到保罗，我想到利玛窦。从景教入华的唐代，到利玛窦的明代，再到鸦片战争后的第四轮传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就是一部本土化策略的演变史。利玛窦穿儒服、读儒经、介绍西方器物，走的正是“先融入、再扎根”的路。老穆勒在云梦泽的遭遇，本质上是在重复这个路径——只不过他从庙堂跌入了江湖，从士人转向了渔夫和响马。

江湖之所以成为福音的沃土，恰恰因为它游离于宗法秩序之外。那些被宗族除名的水帮好汉，没有祭祖的包袱，没有儒释道的规训，他们是一张白纸。这让我想起一个悖论：在中国最边缘的人群中，基督教反而找到了最纯粹的听众。

云梦泽人：一文兄说得透彻。我在写老穆勒与水帮的互动时，确实想表达这个意思：当主流社会筑起高墙时，边缘地带反而成了通道。那些刀口舔血的汉子，对死亡、对罪孽、对救赎有着最切身的焦虑，他们比安居乐业的乡民更渴望一个终极的答案。

三、江湖与圣言：当大卫对话梁山好汉

云梦泽人：小说中有一个有趣的场景：老穆勒给水帮好汉讲大卫王与拔示巴的故事。好汉们听完，第一反应是——大卫为了女人害死忠臣乌利亚，不够兄弟义气，非好汉所为。这是典型的用梁山泊的尺度丈量圣经人物。你们如何看待这种跨文化的“误读”？

出山博士：这不只是误读，更是“人的义”与“神的义”的直接碰撞。梁山泊的“义”是兄弟伦常、快意恩仇，是人类社会内部的道德准则，具有相对性和群体性。实际上，2500年前的西方哲学奠基人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人的“正义”这个议题，最后他几乎讨论不下去，因为各个群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有自己的“正义”，无论个人，还是群体，或者国家。而苏格拉底最后将“正义”的讨论转向城邦的“正义”，以至于到神的“正义”。在圣经中上帝早就给我们启示，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义”，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是超越性的道德标准。只有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和好，上帝才能将祂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使得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人自己的义，正如圣经所言，“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赛 64：6）。大卫的犯罪，上帝的管教和惩罚，直到他的悔改和仍被上帝使用，都在给我们显示,当我们被上帝接纳成为上帝家的一员，成为上帝的儿女后，虽然我们的“老我”还可能犯罪犯罪，也会被上帝管教，但我们会悔改，新生命会不断长大。

如果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只看到“大卫不义”，就错过了更深的维度：人可以在上帝面前承认软弱，可以被赦免，可以重新开始。这种叙事对于内心充满恐惧和罪疚的水帮好汉，是巨大的释放。

一文博士：我在《与不确定性共舞》中专门讨论过梁山泊之“义”与上帝之“义”的区别。前者是利益集团的内部伦理，它依附圈子、绑定利害、随局势摇摆；后者是绝对的道义标尺，超越族群、超越江湖、超越时代。

老穆勒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否定好汉们心中的“义”，而是引导他们看见：在兄弟义气之上，还有一种更终极的公义；在人间审判之外，还有一种永恒的赦免。他让大卫、犹大、彼得成为水泊中的新“好汉”，让圣经叙事与中国江湖叙事发生化学反应。这不是取代，而是转译和提升。

出山博士：这正是福音传播的奥秘。耶稣自己就用大量比喻讲道，把天国的道理藏在撒种的农夫、寻珠的商人的故事里。老穆勒在江湖中做的，本质上是一样的工作——他用好汉们能理解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更大的故事。

四、在圣徒与罪人之间：人性的不完美与恩典的成就

云梦泽人：小说中另一个让我自己都感到不安的情节，是老穆勒与三娘的一夜情，以及他们留下的后代——老洋人李来恩。作为一个传教士，这是严重的“跌倒”。我这样写，是否削弱了这个形象的圣洁性？

出山博士：恰恰相反，知明兄，这个安排让我看到你作为作家的勇气。如果老穆勒是一个完美的圣人，他就不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人性，而是伪经里的符号。翻开创世记，亚伯拉罕撒谎，雅各欺骗，大卫谋杀，犹大乱伦——这些人都是耶稣家谱里的先祖。上帝的救赎计划，从来不是借着完美的人推进，而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我们从“因信称义”而得救开始，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只是与上帝建立了“父子”关系，在我们新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定还会跌倒，但依靠上帝那双慈爱的大手的扶持，我们会再爬起来。这正是我们从“称义”走向“成圣”的必经之路。

老穆勒的跌倒，让我看见他的真实。他孤独，他被排斥，他在一个对他从仇恨转为温情的女性面前暴露了人性的脆弱。这是大卫故事的东方轮回，提醒我们：信仰不能使人脱离人性的战场，而是让人在战场上有了新的依靠。

一文博士：出山兄的话让我想起我在《与不确定性共舞》中的核心观点：人性的不完美，是人的最大确定性。儒释道追求成圣成佛，这本身是高贵的，但容易导向两种结果：要么是虚伪的完美主义，要么是因达不到标准而绝望。

基督信仰的底层逻辑不同：它接受人性就是不完美的，并且在这个前提下展开救赎。老穆勒的跌倒，不是信仰的失败，而是信仰的试炼场。更重要的是，他的后代李来恩成为追寻身份认同的主角，这说明上帝可以从人的失败中引出新的故事——“万事互相效力”，这句经文在此应验了。

云梦泽人：你们二位的解读，让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写老穆勒时，更多是出于文学直觉，想写一个复杂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传教士。现在我才意识到，这种复杂性本身就是神学的。

五、居鲁士的诏书：上帝在历史中的隐秘之手

云梦泽人：谈到上帝的作为，我最近和出山兄讨论了一个历史问题：公元前六世纪，波斯王居鲁士释放巴比伦之囚中的犹太人，并资助他们重建圣殿。从世俗史看，这是波斯帝国的安抚政策；但从圣经看，这是上帝“激动居鲁士的心”。我写了一篇《历史的回响：从波斯王居鲁士诏书到耶路撒冷的翅膀》，想听听二位的看法。

出山博士：知明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显示了一个文学家在看待历史事件时的敏锐思维。 但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我们要思考一个深刻而又常常被大众忽略了的重要议题，那就是：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与上帝借着人的手完成祂的计划后对人的行为的评判。这个问题比较抽象，我们用例子来说明。

我们在圣经中读过很多上帝旨意与计划的完成，比如：上帝当年要管教、惩罚以色列人在南北国分裂时期大肆崇拝偶像的罪恶，也要审判周围列国崇拝偶像的罪恶，上帝借着亚述帝国残暴的双手完成了祂的旨意和计划，周围列国在亚述帝国的淫威下被残酷践踏，北国以色列亡国，百姓被赶出了应许之地；亚述帝国的军队也一路势如破竹，在南国犹大攻破了48座坚固的城池，打到了耶路撒冷城下。至此，上帝借着亚述帝国的手对周围列国和以色列人大肆崇拝偶像的罪恶的审判、管教和惩罚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上帝对亚述帝国行为的评判与审判。

在上帝的计划里，祂“为了祂自己和大卫王”的缘故，不允许亚述帝国攻破耶路撒冷。但亚述帝国的军队却要继续攻击，上帝的使者一夜之间就在耶路撒冷城外击杀了亚述帝国军队上上下下的各级军官和众多将士，致使亚述王西拿基立灰溜溜地率领残部回到自己的老巢 –尼尼微。此后，再也不敢踏进以色列土地半步。

尽管亚述帝国对周围列国和以色列北国和南国的战争是在完成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但是亚述帝国却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行事，是他们自己为了利益所进行的侵略和屠杀行为，这些罪恶都会在上帝的审判之中。而上帝对亚述帝国这些罪恶的审判，却是借着后来的强权新巴比伦的罪恶之手完成的。我们又继续会看到上帝借着强权巴比伦的手来完成祂的旨意与计划，同时巴比伦帝国又为他们在完成上帝这些旨意和计划时，按照自己意志的犯罪行为被上帝审判。

对上面这些故事的详细论述都在拙著《理性，启示与结局（上卷）》里面可以读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审判人类罪恶和救赎人类旨意中的“双重性”：一方面，上帝有自己对人类历史走向的旨意与计划，人类的很多历史进程都在完成着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推进着上帝的旨意与计划走向终局；另外一方面，人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最终都要受到上帝的审判。

上帝在审判人世间罪恶时的这种“双重性”，应该是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从这点出发，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世界局势以及我们现在正在目睹和见证的美以与伊朗的这场战争。我们不再以人自己有限的思维表达反对或者支持，而是更深层地思想上帝的心意（我在《义人的救赎–读约伯记》一书中反复表达这一思想）。

一文博士：出山兄的“双重性”很重要。我的理解是：在上帝的词典里，没有“公义”这个词，只有“约”和“信”。公义是在恩典里的，是以信为前提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就永不放弃他的子民；他们信，就赐恩典；他们背信，就惩罚；惩罚后，再拯救。

居鲁士本人是多神论者，他可能并不认识耶和华，但圣经说“耶和华激动居鲁士的心”。这说明上帝可以使用任何工具，包括不认识他的人，来完成他的计划。这让我想到老穆勒：他可能没有“基督教化云梦泽”，但他的血脉冲进了这片土地，他的故事在几代人后仍在发酵。上帝的计划，往往超出传教士本人的蓝图。

出山博士：一文兄说的有道理。我倒是更深入地认为在上帝那里既有“慈爱”，又有“公义”，而上帝与人的立约既是上帝“慈爱”的历史化表达，也是上帝“公义”的历史化表达，更是上帝“信实”的历史化表达。当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把人类带入死亡之地的时候，上帝以恩典主动进入与人的关系，并以“约”的形式来信实地约束自己实现对人的救赎。如此，上帝的“慈爱”就不再是抽象的情感，而是可以通过所立的“约”来信实地加以追索和检验；而上帝的“公义”也不再是冷酷无情的审判，而是变成了对所立的“约”的忠诚执行与否（守约蒙福，背约受咒诅）。上帝与人立约从一开始就是指向整个全人类，例如：在伊甸园里的亚当之约、大洪水的诺亚之约、拣选一个民族开始拯救的亚伯拉罕之约，都是最终指向全人类的“万民得福”这一目的。所以，整个圣经分成了“旧约”和“新约”。“旧约”给我们显示人类在人性中的完全败坏和在守约时依靠人类自我力量的完全失败，从而使得人类陷于咒诅之中；而“新约”则给我们显示上帝在祂的“慈爱”和自己守约的“信实”中，将自己无罪的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人类罪的审判，实现了“旧约”献祭的预表，完成了上帝的“公义”，遵守了上帝自己拯救人类之“约”的信实。这样，上帝便同时完成了自己“慈爱”“公义”和“信实”的属性表达。而在人类历史中，人类需要回应的一直就是：“因信称义”守约获得上帝的祝福，不信上帝而背约就自然获得咒诅。

基于此，整个人类的救赎与否都在上帝与人的约定之中。列强的兴衰，文明的起伏，都在这个约定的框架内。我们常把历史看成人的作为，但从圣经的启示我们却清晰地看到了历史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过去的历史是这样，现在正在进行的历史是这样，将来要来的历史更是这样。似乎，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近了！

六、灵魂的故乡：对话的意义与未尽的追寻

云梦泽人：这场对话进行到这里，我想问一个总结性的问题：我们三人，一个在欧洲，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隔着时区和海洋，讨论信仰、文化与人性。这样的对话，对我们各自意味着什么？对可能的读者又意味着什么？

出山博士：对我来说，这样的对话是对信仰的深化。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常在自己的圈子里思考，但知明兄的文学视角、一文兄的政治哲学视角，都让我看见信仰更丰富的维度。信仰不是一套封闭的教义，而是可以进入一切真诚思考的光。

我想起自己从工程科学转向信仰研究的历程。在GE做飞机发动机时，我追求的是物理世界的精确；退休后写作，我转向精神世界的探索。但科学和信仰并不矛盾——科学回答“如何”，信仰回答“为何”。这场对话让我更确信：理性有边界，启示有深度，二者需要对话而非对立。

一文博士：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确认。我踏上信仰之途，很多体验还新鲜而脆弱。与出山兄这样的资深基督徒交流，让我看见信仰可以如何与理性共存；与知明兄这样的文化观察者交流，让我看见信仰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长。

更重要的是，这场对话让我明白：信仰不是逃避，而是面对。面对人性的不完美，面对历史的复杂性，面对自己内心最深的渴望。我在祷告中体会到的“因信称义”，在这里被展开、被检验、被深化。

云梦泽人：我尚未受洗，但对信仰的敬意与日俱增。三十年前在德国，西蒙娜的父亲那双清澈的眼睛至今印在我心里。那时我问“旧约的上帝为何残暴”，他们一时语塞。现在我想，那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上帝不需要为他的作为辩护，人需要的是在历史的风浪中认出他的手。

作为写作者，我的使命是呈现复杂，而不是简化。老穆勒的故事，是信仰的悲剧也是喜剧，是失败也是播种。他的后代李来恩追问“我是谁”，这不仅是混血儿的身份迷惘，也是每个现代人的灵魂追问——在故乡与他乡之间，在血缘与精神之间，人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场对话让我想到：灵魂的故乡，或许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被理解、被接纳、被安放的状态。无论在多瑙河畔、墨水湖畔还是俄亥俄的书斋里，我们都在寻找这个故乡。

出山博士：知明兄说得好。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云彩般美好“因信称义”的见证。古人“因着信”，知道世界是由上帝的话语而创造的；“亚伯因着信”，虽然死了，但他的见证还在说话；“以诺因着信”，被上帝活着接去天上，他清楚地知道得了上帝的喜悦；“挪亚因着信”，按上帝指示造方舟，使得全家在大洪水中得救，自己得了上帝赐予的“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离开吾珥，往上帝所指示的地去，他终身在帐篷里移动，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成为了“多国的父”……灵魂的故乡，从来不是现成的故土，而是前路的应许。正如圣经所言：“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称为他们的　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 11：13-16）

云梦泽人：这就是“因信称义”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吧。感谢二位，这场对话让我对信仰、对文化、对人性都有了新的理解。它记录在纸上，也将回响在我们的生命里。

【对话者简介】

出山（康森厚）：工学博士，早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后在德国柏林工大深造，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GE航空发动机研发工程师。现为全职作者，著有《理性，启示与结局（上卷）》《义人的救赎——读约伯记》（初稿）。业余爱好摄影、乒乓球、打油诗。现居美国俄亥俄州出山书斋。

一文博士（唐玉文）：中西文化研究者。著有《与不确定性共舞——东方智慧与西方理性的文明之路》《ESG金融：理论与实务》。文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工学博士。暂居中国武汉汉阳墨水湖畔一文书斋。

云梦泽人（冯知明）：作家，文化观察者。著有长篇小说《云梦泽》（海外版《生命中的他乡》）、《丢失了的城池》三部曲、历史随笔《楚国八百年》等，作品总字数逾五百万。曾任3D动画片《武当虹少年》总编剧。现旅居奥地利维也纳多瑙河畔。

2026年3月18日星期三  奥地利维也纳多瑙河畔  整理

                    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  美国俄亥俄州出山书斋  修订

                    2026年3月19日星期四  中国武汉墨水湖畔一文书斋  修订